“只有干净的眼睛才能够看见灵魂，无论是写作还是阅读，都是如此。被过多的平庸作品弄脏了的阅读和写作，确实会看不见伟大作品的灵魂。”
“人们经常说，第一个将女人比喻成鲜花的是天才，第二个是庸才，第三个是蠢才，我不知道第四个以后会面对多少难听的词汇。”
余华是在那个读书无用论的年代读完小学和中学的，十年里他没有好好学习。
1983年余华开始写小说时，认识的汉字也就是四千个左右。
几年以后，中国的批评家们纷纷赞扬他的语言简洁。
余华告诉他们：“那是因为我认识的字不多。”
他没有写小说的基础，先找了一本杂志《人民文学》看，看什么时候应该是引号，什么时候应该是逗号，什么时候应该是句号。
大概看了两页，余华觉得行了，自己可以写小说了，然后往所有的杂志寄，所有退回来的小说在中国旅行过的城市，比他现在去过的地方还要多。
他们家里有一个院子，每次邮递员总把退稿从围墙外面扔进来，父亲一听到啪嗒一声，就说“退稿来了”。
1993年，余华辞职，去了北京。
不再担心退稿的小说家余华，和妻子挤在北京一间平房的单人床上，只能从《收获》领取稿费400元。
后来，《活着》被翻译成英文、法文、德文、俄文、意大利文、荷兰文、挪威文、韩文、日文等在国外出版。并在1998年，获得意大利文学最高奖：格林扎纳·卡佛文学奖。
《活着》甚至打破了纯文学的销量记录，在台湾出版了二十多年来畅销不止，刷新台湾记录；在美国出版10年后，每年依旧可以卖出4000册，而一个中国作家的书能够卖1000册就极难了；在西班牙， 第一年出版就印刷了4次。
余华曾被称为“中国残酷写作的代表人物”。他的《兄弟》在出版前因为对当下现实讽刺过于尖锐，一度有封杀传闻流出。
余华说自己和那家出版社定了“霸王”条款，即：如果删改我一个字，这个非独家出版合同立刻作废，我立刻找另一个出版社印刷新的版本。
余华笑称，自己的书印出来后，他立刻检查敏感的地方还在不在，一看都在，这下才放了心。
《兄弟》（上部）出版后，销量很大，售书网站一度脱销。
余华说，关于描写，马塞尔·普鲁斯特是这方面的行家。当他出门旅行，入住旅馆的房间时，因为墙壁和房顶涂上海洋的颜色，他就感觉到空气里有咸味；当某一个清晨出现，他在自己的卧室里醒来，看到阳光从百叶窗照射进来，就会感到百叶窗上插满了羽毛；当某一个夜晚降临，他睡在崭新的绸缎枕头上，光滑和清新的感觉油然升起时，他突然感到睡在了自己童年的脸庞上……
余华曾经多次说过，“如果文学里真的存在某些神秘的力量，那就是让我们在属于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和不同环境的作品里读到属于自己的感受。
文学就是这样地美妙，某一个段落、某一个意象、某一个比喻和某一段对话等，都会激活阅读者被记忆封锁的某一段往事，然后将它永久保存到记忆的文档和图片里。”
“写作的捷径只有一个字，就是写！写个二三十年，写作就变成了你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