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兰作品《敦刻尔克》，终于在今天这个开学的日子上映。这部讲述二战时期著名“敦刻尔克大撤退”行动的史诗影片，已经于海外市场获得了不错的票房和口碑，相信很多诺兰粉丝和军迷一定不会错过此片。聊正题前，先跟着小学僧来领略一波此片的画风。
1940年5月26日，上任首相仅十几天的丘吉尔，下令撤出被围困在敦刻尔克地区的40余万英法等国盟军部队，代号“发电机计划”的大撤退行动正式开始。
为执行此次撤退行动，英国派出了包括军方和民间在内的各型船只共861艘。在片中，出现了大量民间船只的影像。
在敦刻尔克大撤退中，英国皇家空军共派出2739架次的各型军机进行空中掩护，并与地面防空作战单位共击落德军约140架战机。不过，片中除了展示各种喷火对BF109、恩菲尔德及布伦打飞机的英勇抵抗场面外，陆军抱怨“空军到底在哪里”的声音，在历史中也是真实存在的。
从行动开始的5月26日至6月4日，总共有包括英、法、比利时在内的约34万军队，成功撤回英国，为将来反攻欧洲大陆保留了有生力量。1940年6月4日，丘吉尔在英国下院通报敦刻尔克行动成功的同时，宣讲了那段经典的“我们绝不投降”演说：
我们将战斗到底
我们将在法国作战
我们将在海洋中作战
我们将以越来越大的信心和越来越强的力量在空中作战
我们将不惜一切代价保卫本土
我们将在海滩作战
我们将在敌人的登陆点作战
我们将在田野和街头作战
我们将在山区作战
我们绝不投降
敦刻尔克行动是伟大的，丘吉尔的演讲同样震撼有力，当赞叹影片所表达伟大与震撼的同时，身为中国人的我们一定要了解：“作为同样取得反法西斯伟大胜利的中国人民，也曾在中国的土地上，完成过丝毫不亚于敦刻尔克式的壮举——宜昌大撤退。”
数学天才卢作孚
历史似乎总能通过一些事情把看起来两个丝毫不相干的人联系在一起，比如像领导敦刻尔克行动的丘吉尔，和指挥“中国敦刻尔克”——宜昌大撤退的卢作孚。
数学，是除了“敦刻尔克”这个名字外，能将二人联系到一起的另一个关键词：他痛恨数学，而他则是数学天才。
了解丘吉尔的朋友都知道，除了首相和政治家这个身份外，他还是个很有天赋的画家和作家——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但丘吉尔就像很多文科生一样，极度痛恨数学。在他的回忆录中，经常会看到以“深渊”、“沉闷”、“包袱”等字眼来形容数学对他的折磨。丘吉尔也因为不喜欢数学，曾多次报考桑赫斯特陆军军官学校不中，差点就让英国人民失去一位伟大的首相。
“如果那位老主考官大人没有出那道碰巧我在考前几天复习到的余弦、正切的平方根题目，这本书后面的几章也就不用写了。”
——《温斯顿·丘吉尔自述》
比丘吉尔晚近二十年——1893年出生在四川合川一贫苦人家的卢作孚，却是个数学天才。
少年时的卢作孚因为家境贫困，只念到小学毕业就不得不停止学业。不过这并没有让卢作孚放弃读书：开始自学数学，几个月时间完成中文数学书籍的学习；随后又用半年时间研读了大量英文版数学内容；在他16岁的时候，就已经给别人补习中学数学当家教了。
边自学边当家教的卢作孚，后来编著了多本有关数学的书籍出版。和丘吉尔严重偏科不同的是，卢作孚除数学外还钻研古文、历史及国内外社会及自然科学，像卢梭的《民约论》、达尔文《进化论》、赫胥黎的《天演论》都在他的涉猎范畴。
“我父亲先后编著了《代数》、《三角》、《解析几何》、《数学难题解》等书籍……在学习古文中，他特别喜欢阅读韩愈的文章。他曾花三年时间逐字逐句地研究韩愈的著作，并逐短逐章做批注。”
——《卢作孚传》
只有小学学历、自学成才的卢作孚，先后在中学担任数学教师，《群报》和《川报》担任编辑记者。三十二岁时，卢作孚作出了一个改变其自身甚至是民族命运的决定——筹办民生公司，兴办航运。
关于卢作孚和他的民生公司，我们除了要知道下文将提到的中国敦刻尔克——宜昌大撤退，还有三件事需要了解。
其一，在卢作孚担任川江航务管理处处长期间，中国人第一次登上外国船只进行检查，改变了以往外国船只不接受中方人员登船检查的屈辱历史。
“所有中外轮船进出重庆港口，必须向川江航务管理处结关。并由川江航务管理处的士兵登船后，才能开始上下客。全部装卸货物需在中方监视下完成，任何乘客和船员上下船，都必须接受检查。”
——《卢作孚传》
其二，开创长江上游“枯水季节三段航行”法（根据船舶性能和吃水深浅，将从宜昌到重庆的航段一分为三，分段航行），为后来宜昌大撤退的成功进行了先期实践。
其三，早在宜昌大撤退前的1937年，卢作孚和他的民生公司就加入到抗日武装投送和国府人员物资的转移行动中。
“四川有四个师、两个独立旅急需开赴到抗日前线。民生公司集中了所有轮船，日夜兼程，在两个星期将他们全部由重庆和万县抢运到宜昌……八一三后，民生公司又担负了国府、各大院校和金陵兵工厂人员设备的撤离工作……在整个撤退运输期间，都是由我父亲亲自组织和指挥。”
宜昌大撤退
民生公司应该首先动员起来参加这场战争。
——卢作孚
纵观中外历次战争，除了军事实力外，来自民间的力量有时会成为左右战争走势的胜负手。这在英吉利海峡中几百艘民间船只，和长江上游民生公司22艘轮船和800多艘民用木船上得到了印证。
“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
1938年10月，中国军队在武汉地区英勇抗击日寇，而在距武汉300多公里外的宜昌，挤满了从下游地区抢运过来、等待向重庆运输的9万多吨战略物资和3万难民。卢作孚的民生公司，担负起运输重任。
在《当代中国实业人物志》中曾有过这样一段话：“中国的敦刻尔克撤退紧张程度与英国敦刻尔克没什么两样……或者我们比他们还要艰苦些”。这段话一点不夸张，因为阻碍宜昌大撤退行动的敌人，除了日军外，还有自然与人祸。
长江上游从每年的11月开始便进入低水位的枯水期，老天留给卢作孚和民生公司抢运的时间只有不到40天。
人祸比自然更可怕，跟敦刻尔克行动中英国政府军民团结一致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当时国民党军事当局为了阻止日军沿长江西行，做出了“长江上所有船舶一律开到田家镇去凿沉”的愚蠢决定。
民生公司的船只都是根据长江流域水文情况量身建造的，如果凿沉填江，直接会影响到后面宜昌物资的抢运。幸亏最后在卢作孚的据理力争和陈诚的支持下，国府采纳了不沉船的建议。
解决了决策上的问题，40天的时间，仅靠民生公司的二十多艘船舶运输9万吨物资和3万人员，依然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早在几年前便完成实践的枯水季三段式航行法，成为宜昌大撤退成功的关键。
卢作孚制定的撤退计划为：重要以及较为笨重的物资，直运重庆；次要、较轻的设备，缩短一半航程，只运输到万县卸下，交由其他船只运输；更轻、无关紧要的装备，再缩短一半航程，运到奉节、巫山或者巴东便卸下，待日后转运。
正是在卢作孚周密的三段式运输计划，以及民生公司和民间船只不分昼夜的抢运下，最终在枯水期到来前，完成了大部分物资和人员的转移任务。
英国敦刻尔克行动，虽抢运回三十多万军人，但丢失了大量重型装备。而中国宜昌大撤退，则在转移人员的同时，将中国仅存的兵器工业、航空工业及重轻工业精华全部转移到后方，同时转移的还有学校、科研院所、珍贵文物等，为将来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保存了反击的力量。
“这次抢运出来的兵工厂和民营企业的机器设备，每月仅手榴弹就可以造30万枚，迫击炮弹7万发，飞机炸弹6千枚……”
到1940年宜昌陷落，卢作孚的民生公司，共计运输人员150余万，物资100余万吨。他们成功运走的除了国防工业的人员和设备，还把复旦大学、中央大学、金陵大学、武汉大学、山东大学等几十所院校运往后方。
巍巍中华得以继续抗争的物质与精神种子都被保存了下来，积蓄了复兴骨血。这是当之无愧的“中国的敦刻尔克”。
如果这个不能叫丰功伟绩，还有什么能叫？如果这个不算匹夫有责，还有什么能叫？
民生公司在执行运输任务时遭受了日军机多轮次的攻击，根据后来的统计，民生公司共损失轮船16艘、117名员工牺牲，61人受伤致残。
尊严，不是无代价的。
没有这些骄傲的人，谈何文明？
无论是诺兰的《敦刻尔克》，还是像《钢锯岭》亦或是更早的《拯救大兵瑞恩》，西方的电影工业，正是用一部接着一部的影片，一个接着一个的英雄，都幻化成他们背后民族精神记忆某个侧面的叙述者，向观者讲述属于他们民族的伟大。
我们缺少英雄吗？显然不是。中国也曾有过像敦刻尔克一样伟大的“宜昌大撤退”；中国也有众多像卢作孚这样临危挺身的骄傲的人。
英雄值得尊重，历史不容遗忘。
“文明不是书本，文明是代代相传的薪火，是潜移默化的自尊自信，是辉煌的艺术和文学，是汉武横扫大漠的雄风，是崖山蹈海的壮烈，是外敌入侵时奋勇上阵的血性，没有了这些骄傲的人，何谈文明？”
五千年前，我们和古埃及人一样面对洪水；
四千年前，我们和古巴比伦人一样玩青铜器；
三千年前，我们和古希腊人一样思考哲学；
两千年前，我们和罗马人一样四处征伐；
一千年前，我们和阿拉伯人一样无比富足；
现在，我们和美利坚一较长短。
五千年了，多少辉煌的古老文明现在都只能加上个“古”字，我中华文明仍然未变；
五千年了，我们一直坐在世界的牌桌上，而其他的位置上已经换了一茬又一茬。
你有什么理由不成为这样骄傲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