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谊是西汉初年的著名政论家、文学家，少有才名，十八岁时，就以善文被世人尊称为贾生，汉文帝即位不久，贾谊就针对当时弃农经商、“淫侈之风，日日以长”的现象，上《论积贮疏》，提出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主张发展农业生产，加强粮食贮备，预防饥荒， 政治上，贾谊提出危害西汉王朝政治安定的首要因素，是诸侯王的存在以及他们企图叛乱的阴谋，主张“众建诸侯而少其力”， 在原有的诸侯王的封地上分封更多的诸侯，从而分散削弱他们的力量（这也就是后来汉武帝时推行的“推恩令”的原形）。在货币政策上，贾谊承认货币流通的客观性质，不认为单凭君王权力就可以解决货币问题，建议禁止私人铸钱、由中央垄断造币的原料，统一铸钱，即不让铜流布于民间，也不准老百姓私自采炼铜矿（即后来汉武帝时实现统一的五铢钱制度的原形），在北方匈奴问题上，贾谊认为和亲并不能制止匈奴侵扰，提出儒法结合的战略思想，即“德战”：“以厚德怀服四夷”，辅以“三表  、五饵”之术，简单点说，就是打拉结合。可以说，贾谊几乎以一人之力提出了后世汉武帝时的大多数关键战略性举措，其远见卓识实在是了得了不得。

汉文帝对贾谊这个人一开始很是赏识，认为针砭时弊、切中要害，采纳了他的不少建议，还想越级提拔贾谊担任公卿这类的高官，这引起了朝中大臣的嫉妒之火，纷纷进谗言，诽谤贾谊“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 汉文帝顾忌到诸大臣的颜面，便逐渐疏远了贾谊，还将他外放出京，担任长沙王太傅。虽然三年后因为想念而把贾谊召回京城长安，还与其密谈到深夜，但“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对贾生的政治建议再也不重视了，受此打击，加之自己担任太傅（老师）的梁王因坠马而死，贾谊情绪低落、心情郁闷，最终抑郁而死，年仅三十三岁。

后世苏东坡在其名篇《贾生论》中评论道：“贾生，王者之佐，而不能自用其才也。贾生志大而量小，才有余而识不足也” 。

苏东坡这样说别人，那他自己又做的怎么样呢？

首先来看文坛分量，苏轼是公认的宋代文学最高成就的代表（没有之一），在诗、词、散文、书、画等方面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其诗题材广阔，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其词开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同是豪放派代表，并称“苏辛”；其散文著述宏富，豪放自如，与欧阳修并称“欧苏”，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苏轼亦善书，为“宋四家”之一；工于画，尤擅墨竹、怪石、枯木等，从文学成就和文坛地位上而言，苏东坡比贾谊要高几个数量级。

从年少得志而言，苏轼二十一岁就和父亲苏洵、弟弟苏辙一起高中进士，而且是实际上的第一名，他的《刑赏忠厚之至论》深得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却因欧阳修误认为是自己的弟子曾巩所作，为了避嫌，使他只得第二，引得当时的文坛领袖欧阳修发出“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的感慨，当时的皇帝宋仁宗读到苏轼、苏辙二兄弟的文章，欣喜万分的说 “朕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矣”，可谓举世瞩目、风光无两，相比贾谊风头更过之。

但是要论身世之坎坷、仕途之凶险，苏轼的遭遇也是世所罕见，他先是因莫名其妙的宋代版文字狱“乌台诗案”，被贬官到黄州（今天的湖北黄冈）当个挂名的散官团练副使，后又因“不合时宜”的反对得势的保守派尽废新法，又被迫自请外放出京，新党得势后，又因为同情旧党而被一贬再贬的贬到惠州、儋州（海南儋县），在当时，放逐海南是仅比满门抄斩罪轻一等的处罚，可见其处境之凄惨。故此苏东坡自己在诗词中也满怀悲愤的写道“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然而，虽然屡遭贬官、非难，苏东坡却始终保持着豁达、乐观的胸怀，在贬官黄州期间，他写下了《赤壁赋》、《后赤壁赋》和《念奴娇·赤壁怀古》等千古名作，以此来寄托他谪居时的思想感情于公余还带领家人开垦城东的一块坡地，种田帮补生计，“东坡居士”的别号便是他在这时起的。贬官惠州期间，他自掏腰包，拿出皇帝赏赐的黄金疏浚西湖，并修了一条长堤，这就是今日惠州瘦西湖的由来，还写下了“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的动人诗句。流放海南儋州期间，年已62岁的苏轼把儋州当成了自己的第二故乡，“我本儋耳氏，寄生西蜀州”。他在这里办学堂，介学风，以致许多人不远千里，追至儋州，从苏轼学。在宋代100多年里，海南从没有人进士及第。但苏轼北归不久，这里的姜唐佐就举乡贡。为此苏轼题诗：“沧海何曾断地脉，珠崖从此破天荒。”人们一直把苏轼看作是儋州文化的开拓者、播种人，对他怀有深深的崇敬。

所谓国士之识量，无过东坡先生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