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恩,并非全都披着华美的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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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水清心宁

当了二十多年老师,我也被别人喊老师喊了二十多年,而我的第一位老师,应该是我家族里的一位远门爷爷。

只记得是收稻时节,我们几个孩子在谷场上玩,各家的谷场上晾晒着自家的稻子。到傍晚时候,我们要把自家的稻子收拢起来——大人太忙,顾不上。就在我们按以往的方法人手一把木锨,一趟趟地把铺成一地的稻子往中心位置推拢时,我家族的这位爷爷拄着拐来了。可能是他腿脚不好,年纪又大干不动活了,来谷场看看。他把他的三个亲孙子孙女一个个叫到身边,我出于好奇也跟着跑了去。可是我走到他们身边,发现我那位爷爷压根儿就不欢迎我,记得似乎让我走开的话也说了。我讪讪地走开,但他对自己亲孙子孙女的话我听到了一些。“你们这样要推到哪一年?做啥事儿都要想想有没有巧劲儿……”后面他还说了什么,我走远了听不清了。但是他的三个孙子孙女的做法很快我就明白了。他们不再各自一把木锨,而是三人合作,用一种有着长长木板的推板,两个男孩子拉绳,女孩子掌把,一趟推走的稻子比五趟木锨还多。

当我和其他孩子也学着合伙使用一直以为只有大人才能有力气使用的推板快速地收稻子时,我早就把那位爷爷驱赶我的难过丢一边了。我的心里只牢牢记住了他那句低沉而沙哑的话:做啥事儿都要想想有没有巧劲儿——这可以算得上我对事半功倍的认知源头。再看见他,我再不学他一瘸一拐,又听说他能说会算,还是生产队的会计,心里头更觉得他了不起了。

等我进了村口不远的小学读书后,才发现我们的语文老师更了不起。我那远门的爷爷能说会算,但终究不会写,我们的语文老师才叫一个厉害。什么字怎么写,怎么写的好看,他都敞亮的教我们,还特别喜欢表扬问问题的孩子。就凭这一点,比我那爷爷强太多。

我们语文老师也有不好的地方,经常顶着乱糟糟的头发来上课,裤脚上还有泥水。我们父母忙起田地里的活也都这样,可他是我们的老师啊。

有一天我们听说李老师家里的秧没插完,王大头就带着我们五六个孩子直接从教室里跑了,去给李老师插秧。插完一块,他老婆说回家给我们做饭,提前走了。我们又把另一块田插了一半,老师让我们停下,在田边把手脚都洗干净了说:“我答应不赶你们回学校上课,你们也得答应我一件事,跟我一起去我家吃饭。”老师说上午炖鸡肉给我们吃,昨天他爱人杀了一只鸡。我们一路上跟在老师身后叽叽喳喳争论着谁插的秧又快又好。到了家却发现他老婆根本没在家,问了邻居才知道去了她娘家。

李老师招呼我们去堂屋坐,先喝水,他一会儿就能把饭做好。我们都装着很高兴的样子,大头使了一个眼色,我们都悄无声息地溜回家了。

后来我们听说老师的老婆清除出民师队伍,只能和我们的父母一样种田地了。可是田里的活干不完她就不让我们老师去给我们上课。我们仍然去帮老师干活,只是快到结束时就赶紧回家。李老师也没再叫我们去他家吃饭。但我们没一个人在意这些,反倒在心里滋长出一种默契,并为这种默契在心里又生出一种神圣的感觉。

老师有一次让我帮他把教参上的习题抄在黑板上,然后我们再各自抄在本子上做。第二天我就主动去找他拿教参,为的是好让他提前回去干活。

后来老师的爱人生过豆芽,开过杂货铺,做过凉粉,没一样做长久的。小学五年我读了四年半,教我的老师绝不止李老师一个,但我能回想起来的,现在只剩下他了。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李老师凌乱的头发带着泥水的裤管,还有就是他面带微笑地站在讲台上给我们上课。就连后来他大孩子得了大病,去大城市里的大医院看过好多次,我们也没见他在讲台上有过一次的愁眉苦脸。

当年农村的生活是清苦的,即便是乡村教师。印象中我考上师范那年还在为吃饱肚子发愁。但我没有埋怨过父母,也没做过一觉醒来家里有万贯金钱的白日梦。这得感谢李老师,他对待生活的隐忍和乐观的态度,让我也能够吃得下苦,得以在那样穷苦的年月里坚持把书读下去。可我却没能学会咽下他人不公平对待而产生的怨气。

初二那年暑假,我侥幸考了年级第一。班主任杨老师在发完通知书后小声地叫我名字,示意我留下。他想让我留级,好再学一遍初二的知识,到初三时试试能不能考上市里的重点高中。

市里是很远的地方,远到我从来没想过能够去那里。省重点高中我更没有想过,因为这么多年我们学校只考上一个,我们学校的师生对这位大神是人人耳熟能详,因为老师们天天都在讲他如何努力学习的故事。

看看能不能考上市里的重点高中。老师的语气里虽然还有试一试的意思,我那会儿已经全身控制不住地颤抖了。我没有给自己思考的机会就使劲儿地点了点头,这么重大的使命,老师交付给我来完成,我怎么会让老师失望呢?我怎么能不激动呢?

过了暑假,杨老师跟着同学们去初三了,我留下来重新读初二。新的班主任姓王,教数学。我更加的努力,为的就是要试一试,但绝不能让杨老师失望。

初三那年,天已经热了起来,有一天早读时王老师发现黑板上写着一句骂王老师的恶毒的话,话是前面,是他的全名。黑板是水泥上面刷的黑漆,那句话是用钉子还是什么划的,漆划掉了,露出白森森的水泥底子,想擦都擦不掉。

老师怎么查都没查出来,他开始一个个地叫学生出去谈话。最后,我成了最大嫌疑对象。原因有三:一,我是夜晚睡在教室里的学生之一,有时间;二,我的字写的好,按老师的说法,全班只有我才能使那么大劲儿还能写那么好,尤其那个一笔下来的王字,特别像我平时的写的样子;三,问起我时,我笑了。

天地良心。

因为没有男生宿舍,我们离家远的男生晚自习结束把课桌一拼放在教室后面的被子往上一铺,床就有了。骂老师的话应该是夜里趁黑写的,这一点我确实有时间。从小学开始我就模仿李老师的粉笔字,又一路帮老师在黑板上抄练习题到现在,我的字真的比一般的同学写的工整有力。

到于第三条,王老师是先叫平时不学习的几个出去谈话,他们回来后旁边有人好奇就问说了什么,结果我们所有人都发现,王老师问每一个学生的问题都如出一辙:“是不是你干的?不是的?还不老实交待!现在老老实实承认了,我还可以原谅你。等我查出真相了,那时候你再说是你干的,可别怪我不原谅你……”我们几个成绩优秀的学生是最后才叫到外面谈话的,等叫我出去,我都可以把老师要问的问题背下来了。结果他真的像我想像的那样问了起来:“水清,这事是不是你干的……”我当时就觉得老师这样问每一个学生太好笑了,我应该是没笑出声,可是脸上绝对没有像其他同学那样义愤填膺,神情也一定不是同仇敌忾。

三条理由,坐实了我道德败坏的罪名。已经是填报中招志愿的时候,老师说,他能原谅我犯下的错,但不能原谅我错了居然不愿意承认,所以报考高中的志愿单里班主任对学生操行评定一栏,他始终不给我填,我也就没法报考高中。

多读一年初二,现在却连高中都不能报考,我还学个什么劲!开始是他的数学课我听不进了,后来连所有的课我也听不进了,很快我加入了学校院墙后面田野里捉蚂蚱斗蛐蛐的队伍里。

端午节假开学后的一天晚自习,我在学校前面的大街上游荡。当时的政治老师是一位刚毕业不久的帅小伙,姓张。那天晚上我差点儿撞到他身上,张老师叫住神色慌张的我:“不考高中你考个师范也好啊。总比回家跟着爹妈种地强吧。”

那是一个霞光铺满西边天空的傍晚,我满怀悲壮地来到学校东边的石油库里,在一个僻静的角落里把所有的委曲都哭了出来。等到泪水再也流不出来了,我从油库的消防栓里接了几捧水,确保班主任看不出我哭过,然后按张老师的叮嘱,去找班主任填报师范的志愿。那天高中志愿填报早已经截止,师范志愿是最后一天。

这件事,我一直耿耿于怀,前几年我在一篇文章里写到这件事儿时,我是以“原谅他人,放过自己”结尾的,直到那时候我都还在努力淡化忘记这件事情。淡化是可能的,忘记绝对做不到。我一直以为老师那样对我是我今生遭遇的最大的不公平了。

随着经历的增长,我终于明白,其实那只是我最早经历的不公罢了。只不过那是第一次,我还没经过过什么风雨,所以很容易感受到疼痛——因为稚嫩,伤口也就特别的深。疼痛一次次地把我拉回当年的那个夏天,痛苦会让深夜黑成一个无底的深渊,我一次次地舔舐自己内心的伤口。在我无数次的盘桓当时情节的过程中,我渐渐发现自己当时的逃课并没有让我得到我想要的结果,反倒让我失去了更多。

生活的经历也逐渐教会我,有些事情并不是非黑即白。你觉得你是对的,甚至原本你就是对的,可是偏偏你说的不算数。某些利益,你觉得应该是你得的,于情于理也确实应该归你名下,但就有一只大手无意间偏偏没按那个情那个理就那么看似随意的一拨拉,那份利益就与你无关了。这个时候你要是认真和较真,烦恼随即而来。即便你勉强争过来了,十有八九,你失去的远比你得到的多很多。

这也就是我当年受伤后结出的痂吧,我不知道算不算是成熟。至少,因为有了这痂,后来再经历再大的不公,我也不再呼天抢地怨天尤人或是一蹶不振自暴自弃。

如果说我家族的远门爷爷告诉我如何做好一件事,小学的语文老师教会我如何面对生活,那么,我真的应该感谢当年的初三班主任,我的数学老师王老师,是他教会我永远要做好自己。

自己说了不算的事,不要当个事儿;自己说了算的事,一定当件事——做好自己的事,永远都是自己说了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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