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初恋重伤,初婚惨败,再婚被调查:成熟女人该如何修炼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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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卢璐

来源 | 卢璐说 (公众号:lulu_blog)

当代女作家里,严歌苓算是我比较喜欢的一位了。

或许你没有读过她的书,但《金陵十三钗》《芳华》《归来》……这些电影你肯定看过,或至少有所耳闻,这些加起来有上百亿票房的电影,都改编于她的小说。

她是好莱坞的专业编剧,她创作的中长篇小说已经超过60部,是当代华语世界高产的作家之一,几乎拿下了所有华语文学类的大奖。文艺界对她的评价非常之高,所有女星也都以能与她合作而感到荣幸。

之前,章子怡还专门发微博感谢严歌苓的探班。

严歌苓的作品一直很受大荧幕的青睐,被拍成电视剧,当年由孙俪主演的《小姨多鹤》,基本也是到了万人空巷的程度。

严歌苓笔下的女子,都有几分传奇色彩。殊不知,因为她本人的经历,远比小说精彩得多,今天我就想写写女作家,严歌苓。

严歌苓,1958年12月19日出生于上海。还没有满月时,便举家搬到了安徽文联大院,直到十二岁进入部队成为文艺兵。

严歌苓的祖父是留美博士,二十世纪初的博士,而且还有留美的经历,足以想象这是怎样一个显赫的书香门第。

严歌苓的父亲是作家,笔名萧马;母亲是演员。严歌苓身上属于舞台的基因来自于母亲,写作的基因则来自于父亲。

严歌苓曾以其祖父为原型创作《陆犯焉识》,后来被改编成电影——《归来》,以其母亲为原型创作《一个女人的史诗》,都是很有名的著作。

五十年代初,严歌苓的父母因为在同一个歌剧团而相识,当时只有18岁的严母包揽了歌剧团中所有的主角儿,严歌苓的父亲则是歌剧团的副团长。两人是上下级关系,在密切的日常交往中,严母动心了。

严母在帮严父抄书稿时,偷偷在其中夹了一张纸签,大胆地写着:“我要嫁给你!”

后来二人结婚,育有一男一女。父亲对母亲是没有什么感情的。严歌苓说:“我从听懂人话,就开始听父母把‘离婚’当歌唱,并很快“习惯了哭闹的父母”。

这也铺就了她对于婚姻的底色——苍凉。

“妈妈爱父亲爱得像个小姑娘,胆怯,又有点拙劣”。

文革刚开始时,严歌苓父亲下放农村劳改,一年没有音讯。严歌苓母亲节衣缩食给严歌苓父亲做油炸小鱼,还坚决不允许孩子吃。

1978年,父亲恢复工作后,决定跟母亲离婚,他说:“他一天也没有真正爱过妈妈”。

“我妈妈是一个心眼的‘单向思维’,有点轴。她就是爱上一个人吧她就这样爱,这样哼哧哼哧的爱……

我觉得我从我妈妈身上学到了很多,有那么大的一种爱情能量,去爱,去给予,而且是没有任何条件的……

严歌苓和妈妈

这种基因在我身上是蛮强烈的,我一定要找一个我爱的,我可能会被人家辜负……

作为一个爱的接受体我做不到。我要做,给予他,我觉得这就是我妈妈在我身上活着的那一部分。”

后来,严歌苓对于自己初恋的疯狂,跟其母如出一辙,几乎打开了她悲剧的源头,这个我们在下文会详述。

我之前曾经看到一本心理学的著作,里面就有提到,母亲的婚恋观和情感观特别容易对孩子产生影响,尤其是女儿。

女儿会在潜移默化中受到母亲对于另一半言行举止的影响。比如,如果母亲在家里,充当的是“保姆”的角色——包揽全家人的一切家庭事务。

女儿在这种环境里长大,她会觉得做家务是一件很正常的事,甚至是女性在家庭关系中应当扮演的角色。

所以我对思迪和子觅的教育,非常注重让她们发挥个性。而且一定坚持,我和卢先生必须同时参与家务。即使我在做家庭主妇的时候也是如此。

这真的很有必要,蓬头垢面的妈妈难以教育出精致优雅的公主;低眉顺眼的母亲也难以培养出自尊强大的孩子。

严歌苓的母亲把近乎全部的爱都给了严父,对儿女关爱很不足。严父又因为不爱严母,便把感情都给了孩子。

可以说,严歌苓感受到的父母之爱是偏颇的,甚至是畸形的。

在情感上,严歌苓与父亲更近,“我爸爸是我最好的朋友,我们是同事、朋友、玩伴…小时候画画就是他教的…(他去世之后)再也没有这么懂我作品的人了”。

父亲萧马对她的影响深远,严歌苓甚至说“没有我父亲的影响就没有我这个作家”。

严歌苓自称从小就对成功充满着渴望,“我从四岁时就醉心功名,那时我的母亲常带我去参加一周一度的诗歌会,那是个云集着小城市大名流的地方。

当一个著名诗人上场时气氛一下就不一样了;每个人的笑都显得可怜巴巴,每个人明明在捧场却都含着微量的敌意。当时我想,当一个大名人多么好啊”。

在那样一个等级分明,“看人下菜碟”的年代里,严歌苓受到的观感冲击应该是很强的。

其实,随着对严歌苓生平的了解,我的感触真的非常多,会想到一系列跟育儿相关的问题。

我周围有不少“创一代”,他们如果不移民,也会选择送孩子出国念书。因为孩子价值观的养成基本是在18岁以前。

在还没有分级的中国社会里,无论经济条件和社会地位,大家都混居在一起,那么家里条件好的孩子在成长过程,能够感受别人看他的眼光一定是跟看其他孩子不同的。

这种潜意识中的普世评判,可以是一把让你下地狱的刀,也可以是一把把你雕刻成形的刀子。

她在散文《一天的断想》中写道:“我从童年,少年,直到如今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是在摆脱做一个平凡的人。”

严歌苓七岁时第一次见到作家萌娘,被萌娘的美丽深深吸引,“七岁的我还不懂气质神韵之类,但我感到在萌娘的美面前,我深深的自卑。”

二十三年后,30岁的严歌苓写散文《自尽而未尽者》,回忆作家萌娘自杀与受辱。

她吞下一百粒安眠药自杀而未遂。在医院抢救几天却连进病房的资格都没有,就这么赤身裸体地躺在走廊过道里。

“她躺的这条走廊每天川流不息着三教九流;医生护士在她身上做各种治疗时,就当她是具标本而毫不顾忌她的尊严、廉耻,将她暴露给好奇的猥亵的无数眼睛。”

“一个丑恶的传说在城里不胫而走:某医院的走廊里躺着光身子的女作家萌娘,随之,越来越多的人奔来了”。

严歌苓在她病床边守护了二十一天,就为了帮她守住盖在身上的被单,与找各种理由揭开被单的人们搏斗。

“我感到九岁的自己渺小极了,被人们那样省力地就拎到了一边。我不知多少次对他们喊出‘求求你们’,谁都没有闲暇顾及我的哀求;那些如刀的目光早把毫无防卫的萌娘从头到脚细剁了一遍,斩了一遍。”

严歌苓童年时的成长环境(文联大院)已经具有相当浓厚的艺术氛围,每天都能听到钢琴、小提琴、二胡、琵琶和各种乐器的奏鸣;看到的是楼道里堆积如山的雕塑的毛坯、绘画的草图和各种文学作品的手稿。

严歌苓父母争吵时,还常常夹带文艺人物(有文化的人吵起架来都跟一般人不一样,还能给孩子启发),促使她对这些作品、人物有了兴趣,并在七岁的时候注意到了《安娜卡列尼娜》,“它是个开始,从它,我慢慢走入许多个比父母更加不幸,更丰富,更冲突的情感世界”。

严歌苓读完了父亲珍藏的全部的名著,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她上百次读过这部名著。

她曾经自述:“学校关门,躲在家里的藏书堆是我最大的游戏和唯一的乐趣。”

也许正因为她长期与外国名著为伴,启蒙了她对史诗、壁画、交响乐等产生了特殊的爱好,最后投身长篇小说创作。

所以,即使在那样的社会环境与并不健康的家庭环境中,严歌苓的情感观是比较健康的,而且有着很好的同理心和判断力,没有丧失人的本性。

但是,母亲痴情的影响,与外国文学情调的共同催化,严歌苓对于情感的敏感与热烈,远超常人。

她在15 岁,与一位军官秘密相爱,用暗号交往,严歌苓更是给他写了上百封情书。

可是,当上级发现苗头,对他们进行查问时,军官出卖了严歌苓,说是严歌苓勾引他。在那样的年代,她成了一个不道德的诱惑者,终日面临众人的唾骂与批斗。

她要在众人面前朗读自己用真心写出来的信,被羞辱;然后再公开检讨,群众不满意,重写,再来,深刻检讨,口不对心。

这对于15岁情窦初开的少女而言,是多么残忍的一件事。完整纯白的真心,就那样被践踏,被嘲笑,被孤立。

这让严歌苓蒙羞了很多年,三年都没能跳舞。

年纪轻轻就经历了背叛、目睹了人性大恶的她,想过死,却最终活了下来。

1979年,严歌苓去前线,成为战地记者。

读到这里,有没有觉得这个情节好像有点熟悉?没错,《芳华》算是严歌苓的半自传文。萧穗子和刘峰,就是她死于萌芽的初恋。

作为战地记者到越南采访,“近距离观察了对越自卫反击战,死亡在身边频繁发生。”

严歌苓心地善良,看不得别人受苦受难,这是促使她退出军队转而写作的一个重要因素。而且,严歌苓的写作中,几乎没有战争题材,可见她也并不愿意去回忆和涂抹。

23岁时,严歌苓以为自己碰到了白马王子。

上海电影制片厂的写作楼,严歌苓走在楼梯上,一名男子问她:“你是萧马叔叔的女儿吧?”两人有一句没一句地聊了起来。

这名男子就是李克威,他的父亲是著名作家李准。母亲是“李双双”的原型董双。

与李克威相恋约两年后,两人结婚了。后来,因为工作原因,两人先后出国。严歌苓去了美国,李克威去了澳大利亚。

很快,她与李克威离婚,并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与孤独中。

严歌苓后来也说:“其实我有一个挺大的人生转折,就是离婚。那个时候我觉得我对婚姻,和自己在中国的生活,有点人去楼空的感觉,就不能够再看到旧物。

看到那时两个人留下来的一些东西,我就觉得没有办法面对,非常悲痛。我觉得一个人在情感上死亡一次,他从做人和做文这两个方面,都会产生巨大的变化。”

事后不少人猜测这段婚姻的结束是源于李克威的出轨,但严歌苓始终不置可否,并与李家一直保持了良好的关系。

在最近的一期的访谈节目中,严歌苓算是首次,非常委婉地透出了这段婚姻的部分情况。我无意揣测其后到底有着怎样的因素,但她所提到的问题,让我思考了很久。

女性在现下这个社会中,一般都是作为审美的客体被挑挑拣拣,我们很难去发现和定义自己的美。正如我前些天发文,谈论女明星因为“胖”被嘲上热搜的问题。

我们慢慢的,都活成了“套子里的人”,用社会普泛的价值标准来要求自己,甚至定义自己,最后失去自己。

于是,开始有人去号召女性发现自我价值,学会自我欣赏和自我取悦。那么,矫枉过正的话,完全的叛离真的好吗?

严歌苓的亲身经历,恰巧说明,完全的叛离是不行的。她大度、洒脱、独立,然后遭遇了婚姻的失败。

因为,这不单单是女性意识苏醒的年代,更需要的是全民启蒙。女性无论独立与否,只要她站在审美客体的位置上,就是不行。

她实现了自己,但却让另一半失望了。

30岁的严歌苓,受邀去美国参加文学研讨会,看到了世界,她喜欢那种与不同文化讨论、切磋的感觉。

于是,她决定在美国留学深造。她仅仅用了一年零七个月,就把英语从只认识ABC的水平,考到超出美国研究生录取线的570分。

她成为哥伦比亚艺术学院文学写作系,建系一百多年以来,第一个外国学生,并取得了文学写作的硕士学位。

她还要到餐厅打工,做服务员、看护员来挣生活费。

在给台湾人看孩子时,严歌苓收到了雇主的指责,当时她心里想的是:“你知道我是谁吗?我的小说也很有名的呀,我还是我们大院第一个万元户呢!”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严歌苓遇到了自己的第二任丈夫劳伦斯,一位美国外交官。劳伦斯精通多国语言,甚至包括中国的东北话。

因为是跨国婚姻,FBI隔三差五就上门审查,还对她进行监控。为了让严歌苓能够体面和有尊严的生活,劳伦斯放弃了自己前途无量的外交官工作。

如果这不是爱情,又有什么是爱情?上天终于给严歌苓补偿了一段令人钦羡的爱情。

后来政策改变,劳伦斯得以复职,并去了非洲。由于丈夫劳伦斯的外交官身份,严歌苓有在世界各地生活的经历,“我是过着吉普赛生活的作家,是从迁移中获得灵感和力量的作家。”

现在,严歌苓每天坚持在家写作,一到下午三点就停下来,开始化妆,换上漂亮衣服,静候丈夫回家,用心经营着他们的感情。

在一次采访中,闺蜜陈冲取笑她,都已经到这个岁数了,而且还是同床共枕的老夫老妻,干嘛要这样。

但严歌苓却有着自己的逻辑,“你要是爱丈夫,就不能吃得走形,不能肌肉松懈,不能脸容憔悴,这是爱的纪律,否则是对他的不尊重,对爱的不尊重。”

同时,严歌苓也是身材保持最好的女作家之一。不止一个采访过严老师说:看了严歌苓的身材,觉得女人努力起来真的很可怕。

之前还有传言,严歌苓约朋友谈事儿,朋友堵车迟到了,严歌苓就在酒店大堂的地毯上,边做平板支撑边等。

严歌苓曾在小说《天浴》里写过一句话:不管什么时候,做个不凑合不打折不便宜不糟糕的好姑娘。

可以看出她在两段婚姻中剧烈的心理转变。

起初的严歌苓,为了保持自身与思想的独立性,抗拒迎合,不做那些普通女人都会做的“俗不可耐”的事,甚至不允许自己有那样的心态和情绪。

但现在的她,虽然不是完全的把自己放在“审美客体”的位置上,才将自己打扮得漂亮得体,但可以看出来,婚姻是需要经营的。这个很重要。

外形的经营也是其中一个部分。毕竟美好的东西总是让人喜欢的。

强大或优秀的女性,很多时候不愿意表现自己脆弱或庸常的一面。这在职场上可以,但在家庭里不行。当你决定接纳那个男人进入你的生命,从此组建家庭,你就不再是一个人了,其中需要平衡。

你应当学会适时的示弱,提出自己的需要,表达自己的情绪。在意就是在意,不开心就是不开心,“你爱不爱我”这种烂大街的八点档台词该问的时候还是得问。

否则,男性要不就觉得不受重视,你也没有很需要我;要不就觉得你大度到极致,眼里可以容下沙。

婚姻是一门永远不会结束的选修课。既然选了,那就用心经营、及时止损、适当调整,容貌和性格都是会变的,但守住家庭的心,会指引着你,往好的地方去。

卢璐:有两个女儿的留法服装硕士、作家,新书《和谁走过万水千山》,正在热卖。行走在东西方文化差异裂痕中间的,优雅女性自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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