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在晋北雁门关外，桑干河旁，大同往南60里的地方，有一座小城，1000多年前，北宋名将杨继业兵败罹难于城外的金沙滩；抗日战争时期，城北的万人坑里还埋着数万的屈魂。如今这里以教育闻名于山西，全县总人口38万，其中有20万，是来此求学的学子。
这个地方便是怀仁县，隶属山西省朔州市。
我到怀仁时，北方刚经过一场罕见的大雨。雨后的小城像是刚耸出海面的绿岛，云淡风轻，秋高气爽。来接我的朋友说，这是怀仁最好的季节。
从新火车站到县城，是一片刚开发的工业区，道路旁树着偌大的县宣传广告：“怀礼、怀善、怀义、怀仁”。刚建好的皮革城寂静无声，对面的商场正在紧张地赶着工期。
“张总他们今天还在开会，咱们先找个地方吃饭休息下。”接我的朋友这么说。
我的采访对象姓张，是两兄弟，10多年前他们还是同煤旗下数万煤炭运输大军里的一员，如今通过多年的辛苦耕耘，两人已拼下上亿元的家产。
在没见到他们之前，我脑子里一直在构想他们的样貌——到底是怎样的天骏奇才，能在这个关外小城里，把吊装事业经营得风声水起，声名在外。
当到他们时，确实令我大吃一惊。
兄弟俩看起来都40来岁，因为刚参加完县里的招商会，哥哥还穿着白衬衣，但弟弟却只穿了一件条纹POLO衫，衣服略宽大，领子有点变形，如果没人跟我说，我绝对不知道这就是老板——80后老板。
这位老板身材结实，皮肤黢黑，身上并没有年轻得志的骄纵，反而神态略感疲惫。他极少说话，总是自顾着在想什么事，眉间的几道皱纹像是这西北的沟壑，深沉而又苍凉。
原本我定的下午采访，后来等到夜里11点，弟弟才忙完。中途他几次跟我电话致歉，我听到电话那边声音嘈嘈，设备轰鸣，能想象现场忙乱的样子。
我说没事，能理解，采访也不急。
到酒店后，他瘫倒在沙发里，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把两个没电的手机轻轻搁在脚边。撑着眼跟我说，“太累了，这十多年来，仿佛每天都是这样子···”
我没有马上接他的话，只是静静地看着他，等待着他的情绪。
此时县城已经进入沉静的夜晚，酒店路边的国道上偶尔有驶过的运煤车，发出嗡嗡的闷响····
01
少年怀志，要改善家里的生活
“我82年出生的，今年35岁了。小时候家里穷，老家在大同县的山区，7岁的时候跟家人迁到了怀仁。13岁的时候，我就没念书了，那时候不懂，学不进去。”
辍学后的张建富跟着人去学了半年的裁缝，因为不喜欢，又学了几个月木匠，后来还是选择了汽车修理。在满是油污的汽车底盘下，13岁的他，居然找到了新的人生方向。
“我喜欢搞这个，包括现在，如果车子坏了，我都想自己修，因为有成就感。”
山西是产煤大省，每天有成千上万的运煤车从大同的煤矿出发，浩浩荡荡开往全国各地。
学修理的张建富主要就是为这些车服务。
每天早早起来，活多的时候连饭都顾不上吃，有时候一出去就是一整天。
有次在大同的死人沟（万人坑教育基地），一辆车的后桥断了，他连夜赶过去。钻在车底下拆拆装装弄了一个晚上。
关外的冬天雪窖冰天，寒冷异常。趴在冰凉的地上仿佛能听见地底孤魂的呐喊，大风卷起的残雪像射过来的箭矢一样钉在脸上。
“那时候家穷，根本没把自己身体当回事，就想着讨师傅高兴，就一直趴在那里干。以前桥坏了不是说换，而是修，用齿轮打，调间隙，就这样一点点弄。最后冻得两个腿快没知觉了，又累，总想着只要能让我休息一下就好了，但不敢睡，怕睡过去就醒不来。所以后来我的腿一直关节炎，一到下雨就疼，就是那次给冻坏的。”
所有的这些工作中的辛劳，张建富从不跟家里透露半点，家人只知道他在学修车，却不知道修车有多辛苦。
学徒三年没有工资，由师傅包吃住。三年后有了800块一个月，后来涨到1500。98年年底，师傅给16岁的张建富结了第一笔工资——6000元，他把自己收拾得干干净净地回家了。把钱交给父母时他有一种特别的自豪感。能学一门手艺，体体面面地回去，是男子汉才做的事情。
02
想到要还债，他一毛钱都舍不得花
到了99年，技艺学成的张建富跟师傅辞了工，准备自己单干。后来修理店没开成，就花五万块买了两辆货车，也加入了千千万万的送煤大军。
钱是高利贷借的，为了早点还清贷款，17岁的张建富和他哥哥起早贪黑地干。跑大同-内蒙线，从大同北郊绕过云岗，就到了内蒙古的和林格尔，一趟70多公里，一天最多可以跑五趟，每趟可挣300元。
“没想到运煤比修车更累，因为买的旧车，三天两头坏，坏了就自己修，修完还得继续开。有一次也是冬天，半夜里，车子后轴坏了，要修只能等第二天找车来把煤卸掉，再拆了修，我就直接在驾驶室里睡了一晚。那时候因为知道赔钱了，想着要还债，舍不得住旅馆，就怕多花一毛钱。然后就在驾驶室里冻了一夜。
没敢给车点火，怕没电。
冻得全身发抖，后来不知道怎么，就睡着了。”
张建富说后来的很多年他总想起那个场景，在大同北郊的一个泥土路上，他和他的破车像是杵在路边的风沙石，被呜咽的北风雕刻了一夜，又浸着早晨的露珠被阳光照醒。
当阳光穿过车玻璃照在他身上时，他能感觉到生命的能量从心脏通过血管向全身蔓延，如同沉睡千年的古尸被重新唤醒，那种由死而生的感觉特别奇妙，幸福温暖却又小心翼翼，想要立马站起来奔跑，身体却怎么也动不了。
2年后，兄弟俩终于还完了贷款，他们把破车卖掉，重新买了台半挂车。这辆车连主带挂，一次可以拖120吨。
换了车之后境况终于好起来，同样的线路，原来一趟挣300，现在可以挣几千块。
于是，从2003年到2006年，兄弟俩大力发展自己的运输事业，一直到拥有20多台货车。
还了债、娶了媳妇、还在怀仁买了房子，那应该是张建富事业最辉煌的几年。
然而，家里突然的变故，却让他放弃了这份事业···
03
守孝100天，是父亲让他重新回到这座城市
“2006年，我爸没了。
他去帮人家盖房子，不小心从楼上掉下来，当时人就不行了。
那年他61岁。”
听到噩耗的张建富如被雷击，父亲辛苦一辈子，还没来得及享儿孙的福，就突然离开了人世。那自己在外拼了命地挣钱，又有什么意义呢？
母亲当时经不住打击，终日抑郁，神情恍惚，担心再出什么意外的张建富索性把20多台货车全都卖了，回到怀仁。
“我们这有个习俗：父亲去世，儿子不刮胡子不剃头，守孝100天。那100天我就一直在家里待着，蓬头垢面，啥也干不了。我在想以后我能干点啥，我才24岁，家里人以后都要靠我。”
也许是父亲冥冥之中在为他指引，有次在县城闲逛，不经意间他就遇到了新的奋斗方向···
那是一台8吨的吊车，车主每天开着他在院子里出出进进，听人说，这吊车出去一趟就能挣二三百，一天下来挣好几千。
在蹲点研究了一个月之后，张建富决定，就干这个行业，可以在怀仁经营，不单能养活自己，还能陪伴家人。
于是兄弟俩又合伙，买了人生第一辆吊车，从此跻身到工程机械的建设大潮中来。
刚进入吊车行业的两兄弟
从第一台二手的16吨，到第四台徐工的25吨K5，他们总共花了四年时间。
种树、栽电线杆、铺管道、安装厂房···从怀仁县城的基础建设到周边煤矿的升级改造，都有张家兄弟吊车的身影。
“缘份有时候很奇怪，我最开始没想到会做吊车，但却一直做到现在。我最开始也没想过要跟三一（厂家）合作，但认识之后，就再也没有选过别人。”
2010年，张建富接连从三一买回两台75吨，之后的20多台吊车，他只认这个厂家。
那几年正是全国基建的大潮，怀仁虽是一座小城，但周边煤矿电厂很多，刚好又遇上煤矿改革，国家要求所有的煤不能露天堆放，这样就要增加不少煤库和煤仓。
吊装市场的需求在增加，合作的厂家（三一）又给予政策扶持，最重要的是，兄弟俩敬业勤劳，事业也就越做越好。
“别人都说我们挣钱，但不知道这都是辛苦钱，可以说是透支生命。”
2015年腊月，张建富接到三一厂家的电话，有一台风机被大风吹到了山谷下，需要马上抢修。
他们在山上整整奋战了22天。
海拔2000多米高的山顶，零下39度的低温，加的-35的柴油也被冻住。他们不敢停工，因为车一停就点不着火。
当时风机掉在几百米深的山沟里，沟里全是积雪。风筒太重吊不上去，只能用氧气切割成2吨左右的小件，一点点往上拖。
白天陪工人们施工，晚上张建富就守着吊车值班。
等到腊月二十七他从山上回来，孩子差点儿都认不出他来。过完年后，他身上到处开始脱皮，又肿又痒，全是冻疮。
老翟（三一山西代理商总经理）看到他们这个样子，真是又感动又心疼，说没见过这样不要命的。
他说，“我答应了的事，肯定要做好，如果没做好，就是失信。”
04
有人拿它换钱，他把它当成命
2012年到15年，为了消化库存，几大厂家进入疯狂的倾销模式。首付低至5+5，有的甚至0+5，客户大规模上车，一方面过度消费了市场，另一方面，由于低首付造成的回款风险也变得越来越大。
“当时很多人都不还款，我们大同这有两家，在徐工花1038万买的260吨吊车，只花了15万买回来了，厂家还给20万的油卡。就等于白给一个车。车回来之后人就从来不还款，一年也白挣几百万。当时他笑话我们，‘那哥俩是傻子，谁都不还款就他还。’
我得还，不管再艰难，我都还。当时我们欠三一那么多，从没少过一分钱，收不到款，我高利贷也会把按揭款还上，不还上我就心里不踏实，这是我做人的底线。”
张建富对自己的做人底线很坚守，在如今这种金钱至上唯利是图的时代，他一直坚持做那个仁义礼智信的傻子。
2013年，X厂见他一直只选择三一的产品，就直接把一台35吨开过来，一分钱也没收，中途也从未问他要过款。两年后厂家开始抓回款，业务员就给他出主意，让他找个理由把车退回去，款不用还，给他20万好处费就行。
他没有答应，宁愿花130多万买自己一个心安理得，也不愿要这白得的便宜。当时就还了一半，剩下的60多万，他分两年还清。
“我不想这么做，我觉得钱没了可以挣，但名誉毁了，花再多钱也挣不回来。”
说这句话时，他头上挂着的那副用粗糙瓷砖拼成的“仁义礼智信”的字，比我任何时候看到的都要熠熠生辉。这些字穿越几千年的风雪走过来，趟过现代社会纷纷嘈嘈的金钱欲望，它端端正正坐在我的面前，就是这个晋北汉子的样子。
写在文后：
这篇文其实在7月底就已经采访好了，但我一直没敢动笔。
感慨万千，提笔却空无一言。
我总觉得自己无法用文字写出他困苦却又正直铮铮的这一生，我看着他挂在房间里“仁义礼智信”的牌匾，看着他年幼的儿子趴在他的腿上说‘爸爸，你晚上回来我又睡着了。’，看着他急匆匆走在自己的院子里，脚上沾着泥土与灰尘···
我的内心充满了悲伤，又充满了尊敬。
我想起在余华的《活着》里，听完福贵所有的故事之后那一段描述。
“老人和牛渐渐远去，我听到老人粗哑的令人感动的嗓音在远处传来，他的歌声在空旷的傍晚像风一样飘扬，老人唱道——
少年去游荡，
中年想掘藏，
老年做和尚。
炊烟在农舍的屋顶袅袅升起，在霞光四射的空中分散后消隐了。
我知道黄昏正在转瞬即逝，黑夜从天而降了。我看到广阔的土地袒露着结实的胸膛，那是召唤的姿态，就像女人召唤着她们的儿女，土地召唤着黑夜来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