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夫子庙牌匾上繁体书写的“庙”字，是歪的。
牌子挂久了，脱落松动，自然会歪斜，不歪这里，便会歪那里。后来，见周边四五块字体相同的牌子，都歪在一个“庙”字上，便觉得绝非偶然。到底是故意还是意外？
堂而皇之的大牌子，意外的可能性，自然比较小。供奉孔夫子的庙，不是衙门八字开、有理没钱莫进来的朝堂大庙，孔夫子不是官老爷，只认才学，不搞钱权交易，不搞歪门邪道。因此供奉他的庙，从外观上看起来，跟道貌岸然的朝堂大庙有些区别。夫子庙是读书人用崇敬之心修砌起来的大庙，歪斜一点，显示有所区别：破庙菩萨好，庙歪孔子正是也。
如此看来，这个歪斜的“庙”字倒有些趣味。
跟所有的景点一样，南京夫子庙也是一片繁华的商业街区，店铺连片，各种揽客和叫卖的声音，汇聚成一条喧嚣的洪流，无时无刻不在奔腾咆哮。到了晚上，更是灯火辉煌、流光溢彩。人影与灯光交织在一起，与摩肩接踵的游客共同构筑了一个喧嚣的世界。
街区的尽头是秦淮河，河边上是江南贡院旧址。江南贡院旧址与夫子庙仅隔数百米。在古代，二者应当是合为一体的，那些参加贡生会试的举人，进考棚之前，一定会到夫子庙，给孔老夫子磕几个响头。
科举时代，江南贡院为国家挑选了大批人才。唐伯虎、郑板桥、袁枚、林则徐、邓廷桢、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这些历史上名头响当当的人物，都曾在此应过试或者做过考官。有资料记载，江南贡院一次可容纳2万考生考试，前后共有上百万举人前来应试，出过进士10万人，状元800多人，仅清朝，半数以上的官员出自江南贡院。
古代科考，是男人的事情。女人干什么呢？要么在家，上孝公婆，下哺儿女，延续香火；要么朝耕夕织，倾尽青春，只为夫君金榜题名。还有一个去处，赶上年华正好，且上青楼，凭借琴棋书画、曼妙舞姿、婉转歌喉，慰藉寂寞游子、迷惘商旅。
跟后世一度大型工地开到什么地方，泡脚房洗头房就开到什么地方相似，那时候，哪里有书生扎堆考试，哪里就有青楼。不同的是，泡脚房洗头房只为肉体快乐，说不定还会染上不治之症；而彼时书生上青楼，多为赏歌观舞，精神上的追求，有时自己填了词，请某个青楼女子谱曲传唱。在古代，青楼是青楼，妓院是妓院，各有各的营生，井水不犯河水。青楼女子多是卖艺不卖身的艺伎。换个场所，说不定就可堂而皇之冠名为艺术家。青楼对来客的学识、见闻、财力、背景都有比较高的要求，须饱读诗书，才华横溢，不乏做人的趣味。若少读几年书，才学荒疏，举止下贱，纵使有钱，说不定也要被羞辱得跳秦淮河，上吊都没门，人家连用破的长裙带子，都不屑出借。
中国人讲究阴阳调和。2万个夹枪带棒的男人扎堆，加上他们的书童马夫，阳盛一时，如同把一堆火药桶堆在一起，秒秒钟都有危险。青楼的歌舞，让各路踟蹰徘徊的读书人，心火消歇，恢复平衡，在中和与中庸之中，重新容光焕发，雄心勃勃。
书童马夫的去处，自然是比青楼矮若干等级的妓院。
依稀垂杨，迷离画舫，在科考时代，秦淮河是一条波光潋滟、柔媚动人的河，是一条多情多故事的河。秦淮河边上，书生小姐的故事，可与江南的科考故事并驾齐驱，顾横波、董小宛、卞玉京、李香君、寇白门、马湘兰、柳如是、陈圆圆，只是冰山之一角。
书生一旦考场得意，便扬眉吐气，冠盖扬名。谁还去管当年慰藉过他们的女子最终魂归何处？秦淮河，亦是一条充满怨忧的河流。
如今，昔日青年男女的打情骂俏，早被市井的喧嚣替代；昔日一考定前程的世道，已被以金钱为支点的多元社会所覆盖。
天刚蒙蒙亮的时候，走进夫子庙街道，门面大多紧闭，没有风，灯光熄落，一切都还在沉睡。只有早起的、穿橘红色衣裤的清洁工在忙碌，几只鸟在呼朋引伴的啄食着地上洒落的食物。走近看，是麻雀。
一向喧闹的街区，难得有安静的时候。就像一向口若悬河的人，突然禁声不语，感觉反常。在这反常之中，麻雀的鸣叫，声源单一，不仅清脆悦耳，还十分亲切。麻雀是故乡的飞鸟，属于屋檐，属于坐家户。
很快又飞来几只斑鸠和鸽子，在石头铺砌的街道上散步觅食，见了人，也不怕，尾巴往旁边闪一闪，身子让一让，就算彼此无碍，继续散步觅食。
要论长久，这些麻雀、斑鸠和鸽子，才是夫子庙的长久住户。一窝便是一代，一代又变成若干窝，代代相传，生生不息，真是“子子孙孙，无穷匮也”。它们的鸣叫，从未更改过腔调。要是它们有足够的寿命和记忆，会迎送多少行商坐贾顷刻富足与败落的身影，会见证多少男人的粗糙和女人潦草的脚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