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关于当事人中心治疗的研究思路
对于相对来说不太熟悉美国心理学实证研究传统的欧洲读者，我怎样才能向他们阐明关于当事人中心治疗科学研究的方法、发现及其含义？我曾与马里安·金哲(G. Marian Kinget)博士合著一本关于当事人中心治疗的书，这本书先后在荷兰和法国出版。当时我面临的就是这样一个任务。金哲博士介绍了当事人中心治疗的临床原则，我则介绍了这种疗法的主要理论。（几乎与此相同的内容可参见我的英文介绍：《一种关于治疗、人格和人际关系的理论》，载S．Koch主编的《心理学：科学的研究》第3卷，纽约：
McGraw-Hill，1959，184—256页）。我曾希望引用我们所从事的研究，用以确证或反驳我们自己的理论。这一章（为本书而稍作修改）就是这样的一个结果。但愿它对美国人、对欧洲人都同样有意义。
有一个小问题我祈求读者的宽恕。此处有三段话讲到关于测量自我知觉的Q分类技术的形成和用途，几乎与第二章中的材料相类似。为了使每一章都可以独立阅读，我在这里没有作删节。
这一章的内容可以追溯到1940年前后我们最早的研究工作；在结尾处描述了几个未能完成的研究计划，这些计划在1961年仍然对我们垒力以赴的研究构成挑战。我们20多年来的研究工作，*本章转译自罗杰斯与金哲：《非指导心理治疗的理论与实践》，第12章，Uitgeverij HetSpectrum，1960。
在这里至少可以略见一斑。
对研究的激励
当事人中心治疗取向的最重要的特征之一，是它从一开始就激发了科学的研究，而且它一直处于一种科学研究思路的语境之中。已经完成的研究的数量之多和风格的多样化，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53年，希曼和拉斯金在对这种研究取向和方向的批评分析中，描述或讨论了近50项对成人进行的当事人中心治疗的研究，并对这类研究的趋势和指向作了批评分析(Seeman&Raskin，1953)。1957年，卡特瑞特发表了一个关于当事人中心治疗的研究以及理论构想的文献评注，列举了122种必需的参考资料(Cartwright，1957)。他也同样忽略了所有关于个人中心取向的游戏治疗和团体治疗的研究文献。所以，似乎毫无疑问，当事人中心治疗的理论和实践已经激发了数目惊人的客观实证研究。我们应该思考，这后面究竟有些什么样的原因？
首先，当事人中心治疗的理论从一开始就不是被看作教义或真理，而是被看作一个假设的陈述，作为一个推动我们的知识创新的工具。有人认为，一个理论或一个理论的任何片断，只有可以付诸检验时，它才是有用的。有这样一种信念，相信必须将知识与当事人偏见以及一相情愿的主观想象严格区分开采，而惟一有效的方式就是通过客观的研究，所以对我们提出的假设的每个重要方霹，都有人进行过实证的检验。为了做到客观，这种研究必须注意可重复性，也就是说每个研究者都以同样的方式收集资料，并进行相同的操作，从而发现相同或相似的结果，并且得出同样的结论。简而言之，就是我们从一开始就相信，通过可以公开交流的、可重复的方法，对所有的假设进行开放而客观的检验，这样可以推动心理治疗领域的发展。
当事人中心取向对研究的激励效应的第二个原因，是这样一种态度定向，虽认为科学研究可以在任何地方——在粗糙与精致这两个维度之间的任何一点——开始；也就是说，它认为科学研究是一个追求的方向，而不是一套程式固定的工具。从这个观点来看，把一次晤谈记录下来在科学工作中就是一个小的开始，因为比起一次晤谈的回忆，它的客观化程度更高；即使是相当粗糙的理论概括，以及测量这些概念时所用的不够精细的工具，也比没有这样的尝试要科学得多。因此，有些研究工作者感到，在他们最感兴趣的那些领域内，他们可以沿着科学的方向开始最初的探索。由于这种动机，现在已经出现了一系列越来越精致的分析晤谈记录的工具，在测量自我概念以及治疗关系的心理氛围这类看上去似乎难以捉摸的构想方面，已经有了意义重大的开端。
这使我想到了第三个主要原因，即我们的理论在激励实证研究方露，已经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功。大部分理论的构想一般来说不会超出自B够赋予操作定义的范围。大致说来，我们的理论中那些可以用操作来定义的构想影响较大。对于研究人格问题的心理学家以及其f&x扎r￡有兴趣的人，这些似乎可以满足一种紧迫的需要，他们面对一大堆概念，例如同一性、自我、当事人之类的术语所涵盖的普遍现象，却无法进行操作式的定义，于是感封寸步难行。如果有人提出一个构想（如同一些理论~们所傲的那样>，这个构想既包括那些意识到的事件，又包括那些不在个体意识中的内在事件，那么在目前，还不可能找到一个令人满意的方法给这个构想得出一个操作性定义。但是通过将自我概念限定于意识的事件，那么，经由Q分类技术、对晤谈记录的分析等方式，就可以赋予这个构想以越来越精确的操作性定义，这样，就开辟了一个实证研究的全新领域。这样做下去，将来的研究有可能对那些不在意识中的事件群，找出操作性的定义方法。
使用可操作定义的构想，还导致另外一种效应。它使得在心理治疗的实证研究中，完全没有必要再使用“成功”和“失败”这两个根本没有科学用处的术语作为研究心理治疗的标准。研究工作者们不需要用这些空洞的、定义不当的术语去思考，丽是能够根据那些在操作上可定义的构想作出具体的预测，而且这些预测能够被确诞或者被推翻。这样，我们就可以不必争论价值的判断，比如说当事人的某种变化倾向是代表了“成功”还是“失败”。由此，在治疗领域内科学发展的一个主要障碍就被排除了。
这个体系在激发研究方面的有效性，还因为有另一个原因，就是它的构想具有普遍性。心理治疗是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微观世界，包括人际关系、意义丰富的学习以及知觉和人格的重大变化，因而用于规范心理治疗领域的那些构想，在其他领域也具有高度的渗透力。像自我观念、积极关注的需要或人格改变的条件之类的构想，全都适用于广泛多样的人类活动。因此这样的构想可以用来研究诸如工业或军队的管理、精神病患者的人格变化、家庭或课堂的心理氛围、心理或心理变化的内在关系等这些广泛不同的领域。
最后值得一提的还有一个幸运的情况。与精神分析等不同，当事人中心治疗一直处在大学的环境中。这意味着，研究者具有基本的个人生活保障，因而研究工作具备长期精雕细琢、去伪存真的连续性。它意昧着，就像化学、生物学或遗传学中的新观点一样，它会受到同事们友好的批判性审查。尤其重要的是，它的理论和技术可以对年轻人新的见解、新的研究方法开放。研究生们提出质疑和探究；他们重新表述理论；他们进行实证研究，以证实或证伪各种各样的理论假设。这些对于保持当事人中心取向的开放性、自我批判住（而不会变成教条）作用重大。
正是由于这些原因，当事人中心治疗从一开始就设定了通过研究将变化过程纳入它自身的目标。它已经从最初的一个缺乏实证检验、主要集中于技术的有限视点，发展成为一个关于人格、人际关系以及治疗的具有刨生性的理论，而且它还聚集了一个相当规模的可重复实证的知识体系。
研究的早期阶段对心理治疗的客观调查研究，历史并不长。直到1940年，才有一些对治疗晤谈进行录音的尝试，但却没有什么研究来使用这样的材料。
也没有什么人认真尝试运用科学的方法测量被认为是发生在治疗中的变化。所以我们正在谈论的是一个相对说来仍然处在襁褓中的研究领域。
但是这项工作已经有了一个开端。
1940年的某个时候，在俄亥俄州立大学，我们一群人成功地记录了一次完整的治疗晤谈。我们当时非常满意，但是很快这种满意感就消逝得无影无踪。当我们听取这次晤谈录音时，它们是那样杂乱无章，那样令人费解，我们几乎感到绝望了。在我们看来，几乎根本不可能把它化简成为能够客观地处理的元素。
然而毕竟取得了进展。研究生们的工作热情和技术，化瓣了资金不足以及缺乏合适的设备之类的困难。通过富有独创性和创造力的思想，治疗的原始材料被转换成对治疗师技巧的粗略分类以及对当事人反应的粗略分类。鲍特尔(Porter)用富有意义的方法分析了治疗师的行为。
施耐德(Snyder)分析了几个案例中当事人的反应，发现了其中的一些基本倾向。其他几个人也同样富有怠0造性。就这样，在这个领域中研究的可能性一点一点地慢慢变成了现实。
这些早期的研究在研究设计上常常是简单的，不完善的，往往是以不够充分的案例作为基础；但作为开辟研究道路的楔子，它们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一些研究的例证为了说明上述稳步发展的研究进展情况，我将详尽具体地描述当时的一些研究，以便使大家了解它们的方法论以及具体的研究发现。我挑选的研究并非因为它们特别出色，而是因为它们代表了当时研究中的不同趋势。我将按照时间的先后顺序讨论它们。
评价源1949年，拉斯金(Raskin，1952)完成了一项与认知的评价源或评价场有关的研究。这项研究开始予一个简单的理论概括，即咨询师的任务不是为当事人考虑，或者对当事人进行揣度，而是与当事人一同思考。前两个视角中，评价观的源头，或者说评价场，显然是属于咨询师一方；在第三个视角中，咨询师尊重当事人自身的评价过程，致力于与当事人一起，在当事人的框架内思考、共情。
拉斯金提出的问题是，当事人的认知评价源在治疗期间是否发生了变化。更明确地说，当事人是否降低了在价值和标准方面对他人判断和期待的依赖程度？他是否提高了基于自身体验进行价值评判的程度？
为r客观地研究这个问题，拉斯金采取了下面几个步骤：
第一步，要求三个评判者分别在几个记录下来的晤谈中，选择出那些与！j事人的价值和评价源头有关的陈述。结果发现三位评判者对这些陈述的选择有80%以上的一致性，显示这项研究所处理的是一个可辨认的构想。
第二步，从这些陈述的条目中选择出22个条目，每个条目处于评价源维度上不同的点。拉斯金把这些条目给了20位评判者，请他们根据研究中使用的连续谱把这些陈述分成四组，使每一组之间的间隔距离看上去相等。最后，选出评价最为一致的12个条目，用来组成一个评价源量表，分值从1．o到4．O。分值l代表完全依赖他人的评价，分值2表示主要关注他人的想法，但对这种依赖状态又觉得不满的态度。分值3表示，当事人表现出对自我评价与他人侨值和期待差不多同样尊重的态度，而且自觉地意识到对自我独立的评价与对他人评价的依赖之间的差异。分值4则是指，明显依赖自己的体验和判断作为基本的评价源。
用一个分值为3的例子可以使我们对这个量表产生生动的理解。下面是一个得到3分的当事人的一段陈述：
于是我就做出了决定，现在我也不清楚这个决定是不是正确。
如果你的哥哥已经上了大学，而家里每个人都对你期望很高，我不知道可否认为自己是什么样子不关别人的事，我无法做到符合大家的期望。我一直在努力迎合别人的想法，可是现在我怀疑是不是应该实事求是地看自己。( Rogers，1954，p．151)第三步，拉斯金用这个量表来评估十个案例的59次晤谈，这十个案例虽然简短但却记录完备，已被用作其他研究的材料。在做完这些评估之后、做出分析之前，他希望测定他的判断的信度。因而，他从59次晤谈中随机选择一个与评价源有关的条目，不管它们来自晤谈初期还是后期，让对条目来源一无所知的另一位评判者对这些条目独立地作出评价。两套评价之间的相关是0. 91，这是一个非常让人满意的信度。
第四步，创立了一个组距相等(equal-appearing)的量表，并且在证明它是一个可靠的工具之后，拉斯金准备确定治疗期间评价源是否有任何改变。十个案例中第一次晤谈的平均得分是2. 27，在0.01的水平上差异显著。因此，在这一点上当事人中心治疗的理论得到了支持。这还可以得到进一步的确认。这十个案例已用其他客观的方法进行了研究，所以哪个案例更成功一些，哪个案例不够成功，对此在其他的研究中也有客观的标准。如果我们选择其中五个被认为更成功的案侧，那么，在这些案例中评价源的改变更为明显。第一次晤谈的平均分是2. 12，最后一次晤谈的平均分是3.34。
从很多方面来看，这项研究代表了当时一大批研究的特征。以当事人中心理论的一个假设作力出发点，构想在量的方面的各种变化。然后，然后设计一个测量工具来检验这个检验这个测量工具本身以确定它事实上是否能够测量据称它能测量的东西（效度），以及是否能够用它来得到同样的或类似的结果（信度）。然后这个工具就可以以一种能被证明是无偏见的方式应用于治疗的资料。（在拉斯金的案例中，由另一个评判者对59个随机挑选出来的条目所作的检查显示，他的评价没有表现出明显的有意还是无意的偏见。）分析用这个工具所得到的数据，就目B够确定它是否支持最初的假设。在这个案例中，假设得到了支持，也就是说验证了那个理论陈述，即：在当事人中心治疗中，当事人依赖他人评价和期待的程度逐渐降低，丽基于自身经验的自我评价的程度提高。
尽管被用来研究的案例数量较少，雨且治疗时间也很短暂（这是那个早期阶段的特征），这项研究并没有其他的重大缺陷。很可能，如果用大量的、时间较长的案例重复研究，仍然会得到相同的结果。这项研究的水平，可以说是介于粗糙的原始研究和近来精心设计的研究之间。
自主机能与治疗赛特福德从事了一项非常独特的研究，也是完成于1949年(Thet-ford，1952)。他的假设超出了当事人中心治疗的理论范围，预测与这个理论相一致但却从来没有得到过阐述的生理方面的结果。
简单说，赛特福德的主要假设是，如果治疗能够使个体对他的生活模式重新定向，并能减少他所感到的有关他个人问题的紧张和焦虑（例如在应激或压力情形下），那么他的自主神经系统的反应应该也能发生改变。本质上他是在假设：如果治疗中当事人在生活模式以及内在张力L发生了变化，这种效应会在没有个人意识控制的身体自主机能的变化上显露出来。实质上他是在问，当事人中心治疗带来的变化究竟有多深刻？这些变化是否深刻到足以影响个体整个的机体功能？
赛特福德的研究程序十分复杂，我们可以简单地描述一下它的基本情况。他招收了一个由19名成员组成的治疗小组，他fn都是前来芝加哥大学咨询中心寻求帮助的当事人。他们被邀请作为志愿者参与一项关于人格的研究。除了少数人因为时间冲突没能接受有关的测验外，其余所有被邀谙的人都参加了实验，所以这是一个治疗中心有代表性的、学生当事人样本。有10个人进入了当事人治疗，3个人既参加当事人治疗也参加团体治疗，6个人进入团体治疗。另外招收-f -个不做治疗的17名成员作为控制组，年龄和教育状况同治疗小组大致相似。
每个人，不管是治疗小组还是控制小组，都要完成相同的实验程序。最重要的操作程序是：用电极把个体和一个示波器连接起来，以记录他手掌的皮肤电反应(GSR)、心率以及呼吸。首先休息一段时间以确立基线，告诉个体通过数字记忆可以很好地测量智力，实验者希望对他进行记忆测验。逐渐增加数字的长度，直到个体明显记不住为止。休息两分钟后，再用另一串数字测验，直到数字长度增加，导致记忆失败。再次休息后，再来一次令人沮丧的失败。这些人全都是学生，测验失败显然会导致切实的自我怀疑和挫折感，因为实验似乎在向他们的智力水平提出了疑问。再有一段时间的休息之后，这些人可以离开了，但告诉他们以后还可能再叫他们回来做实验。当时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个实验与心理治疗有关系，而且测验与治疗不在同一座大楼里面进行。
在心理治疗结束后，当事人再回来完成同样的实验程序…一三次数字记忆的挫败和随后的休息，然后对他们做出连续的自丰机能的测量。
按照配对式时间间隔，控制组也回来通过同样的程序。
对治疗小组和控制小组的各种生理指标的统计显示，组间仅有的显著差异是，在前测与后测的比较中，从挫折感恢复常态的速度有差异。
大体上说，治疗组后测比前测的恢复快，而控制组的结果正好相反，在经受了第二次一连串的挫折后，他们恢复得较慢。
让我再说得更具体一些。治疗组的皮肤电反应“恢复系数”显示了一种变化，其显著性水平为0. 02，倾向从挫折中更加迅速地恢复。控制组在“恢复系数”上的前后变化在0. 10的水平上差异显著，但是倾向于变得恢复较慢。换句话说，在后测期间，比起在前测期间，他们更不善于对付挫折。另一个皮肤电反应测量数值，“恢复的百分比”，也显示治疗组在后测中恢复得更快，在百分之五的水平上宥显著变化，而控l组贝J没有显示变化。心血管的活动，按平均数计算，治疗组在后测的挫折中，显示出较低的心率变化程度，在百分2五的水平上有显著性变化。控制组没有显示变化。其他的指标说明变化方向与上面提到的相一致，但是没有达到显著水平。
大体上可以说，经历了治疗的个体，在他们一连串的治疗接触中形成了较高的挫折耐受力，能够在挫折之后较快地恢复动态的平衡。与之相比，控制维对于第二次挫折表现出轻微的耐受力下降的趋向，而且动态平衡的恢复变慢了。
简单地说，这项研究的意义似乎是，在治疗之后，个体能够用更多的耐受力来对付情感压力和挫折情境，遇到的障碍较少；即使特定的挫折和压力在治疗中没有给予考虑，这个陈述仍然成立；挫折应付能力的提高不是一个表面现象，而体现在不能被个体有意识控制、甚至个体完全觉察不到豹自主反应之中。
在已有的大量研究中，赛特福德的这项研究具有开拓性和挑战性的特征。它的概括超出了当事人中心治疗的理论，而得到了与这个理论的预测相一致的结论，而且它的蕴含意义甚至超越了当事人中心理论的局限。它预测，如果心理治疗使个体在心理的层面上能够更好地处理压力，那么这种效应在他的自主机能中也应该是显著的。实际的研究是对这个预测的正确性进行检验。毫无疑问，间接的预测的正确性得到了检验，对当事人中心治疗理论的支持效果会更大。
当事人对不同技巧的反应由伯格曼( Bergman，1959)在1950年完成的一项小型研究，是关于将晤谈记录参与到对治疗过程进行微观研究中的一个例子。他希望研究的问题是，咨询师的方法或技巧与当事人的反应之间的关系具有什么性质？
伯格曼在十个案例记录中（由拉斯金及其他人研究过的相同的案例），选择性地研究当事人请求从咨询师那里得到评价的所有条目。在这十个案例中，有246个这样的条目，来访者要求为他的问题提供解决办法，或者对他的自我调节或进步作出评价，或者对他自己的观点做出某种确认，或者对他应该怎样继续生活提出某种建议。这些条目中的每一个都作为一个反应单元被包括到研究乏中。构成当事人全部陈述的反应单元，包括请球、由咨询师作出的直接的即时反应、继咨询师的陈述之后当事人的整体表现。
伯格曼发现，咨询师对这些请求的反应可以用下面的方式进行分类。
(1)～种基于评价的反应。这有可能是一种xt当事人的材料的解释，发表意见表示同意或不同意当事人的看法，或者提供建议或信息。
(2) -种“结构性”反应。咨询师可能鹪释他自己在治疗中的作用，或者治疗运作的方式。
(3)请求澄清。咨询师可能指出，他不清楚当事人的请求的意义。
（4j一种对请求的背景的映照。咨询师可能通过试图理解当事人包含着请求的材料来作出反应，但并没有认可请求本身。
(5) -种对请求的映照。咨询师可能试图理解当事人的请求，或者试图换一种感受情景来理解当事人的请求。
对当事人继咨询师反应之后的表达，伯格曼提出了下面的分类：
(1)当事人再次请求评价。这可能是对同一个请求的重复，对它的一些扩展或修正，或者是另外一个请求。
(2)当事人停止自我探索。无论是接受或者拒绝了咨询师的反应，他常常脱离探究自己的态度和问题，而开始谈起另外不太重要的材料。
(3)当事人继续探索他的态度和问题。
(4)当事人叙述对自己的情感之间的关系的理解——表现出某种领悟。
伯格曼考查了对当事人和咨询师的表现进行分类的这个概念性工具的信度，并发现它是令人满意的，然后开始进行资料分析。他试图确定，在机遇水平之上，哪一种类型或者类型联合的出现更为频繁？重要的研究结果是：
从根本上说，当事人最初的请求和随后当事人的反应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只有一种机遇关系。当事人最初的请求和咨询师的反应之间也同样没有发现超过机遇水平的联系。也就是说，咨询师的反应和当事人随唇的表达都不是由最初的请求“引起”的。
另一穷面，在咨询师的反应和当事人随后的表达之间，发现有显著的交互作用效应。
(1)远远超出了机遇水平，咨询师对当事人感受的映照会引起当事人持续的自我探索或领悟（在1%的水平上是显著的）。
(2)咨询师反应类型1和类型2（基于评价的解释性反应以及“结构性”反应）会引起当事人对自我探索的放弃（在1%的水平上是显著的）。
(3)咨询师要求当事人澄清自己的表达，这种反应往往导致当事人重复请求，或者是减少自我探索和领悟的出现频率（分别在1%和5%的水平上是显著的）。
因此，伯格曼的结论是；“情感映照”式反应可以促进积极的自我探索和领悟，而评价性、解释性以及“结构性”反应往往助长了当事人对治疗过程的消极反应。
这项研究清楚地说明了相当数量的研究中采用的程序，它用精巧细致的方式对治疗过程的逐字逐句的记录进行了检验，以便验证当事人中心的治疗理论。在这些研究中，治疗的内在事件得到了客观的考察，以便能够揭示人格变化的过程。
对自我概念的一项研究自我概念在当事人中心治疗和人格理论中是一个核心构想。对当事人自我概念的变化已经做了许多研究。此处简短地报告一下由布特勒和哈尔(Butler&Haigh，1954)所做的一项研究。
对此问题经常运用的一个方法是由斯蒂芬森( Stephenson，1953)首先提出、后来为了对自我进行研究而有所改进的Q分类技术。在讨论布特勒和哈尔的研究结果之前，让我先对Q分类做一个简要的描述。
从一定数量的咨询案例记录中，将大量的涉及自我评价的陈述全部收集起来。从中筛选出100条陈述，并对这些陈述进行编辑，使其含义尽量清楚明白。这样做的目的是在最宽泛的可能性范围内挑选出个体对自己的各种认知方式。例如，这个清单中包括这样的条目：。我常常感到愤怒”；“我很有性的魅力”；“我真的情绪不正常”；“与别人交谈我觉得不舒服”；“我感觉穰放松，没有什么烦心的事”。
在布特勒和哈尔的研究中，每个人要对100个条目的卡片进行分类。首先要求“给这些卡片分类，以描述今天你所看到的自己”（即现实自我），要求他在那些卡片描述中，按照从最不像自己到最像自己这个标准把卡片分成九堆。其中每一堆卡片的数目分别是1，4，11，21，26，21，11，4，l，这是一个硬性的规定，以便接近常态分布。当他完成分类后，要求他再次对这些卡片分类，以“描述你自己内心最想成为的那个人”（即理想自我）。这样，我们可以得到当事人关于每一个陈述条目的自我认知，以及他赋予这个当事人特征的价值评定。
显然，在各种分类之间可以做相关统计。我们可以计算治疗前的自我与治疗后的自我之间的相关，现实自我与理想自我之间的相关，一个当事人的理想自我与另一当事人的理想自我之间的相关。较高的相关展示较小的反差或变化，较低的相关则正相反。例如，研究在治疗过程中所处位置发生改变的特定条目，可以对人格变化的性质做出一种质的描绘。由于条目数量很大，所以在统计学意义上临床资料就较少发生缺失。一般说来，这种程序使研究者能够把微妙的现象学的认知变成客观而可操作的资料。
让我们讨论一下布特勒和哈尔的研究使用的对自我条目的Q分类方法。研究假设是：(1)当事人中心治疗将会导致当事人所知觉到的现实自我与理想自我之间的差异减少；(2)在那些被以独立标准断定为在治疗中进展较大的当事人身上，这种差异的减少将会更明显。
作为一个更为全面的整体研究的一部分(Rogers＆Dymond，1954)，对25名当事人做了现实自我和理想自我的Q分类，共测量三次，分别在治疗开始前、治疗结束时以及在治疗结束之后6～12令月的随访阶段。一个年龄、性别和社会经济地位相匹配的不接受治疗的控制组，也遵循着同样的测验程序。
研究结果十分有趣。治疗前，当事人组（实验组）现实自我和理想自我的相关范围从-0. 47（在现实自我和理想自我之间有非常大的反差）到0. 59（表明目前的现实自我得到相当高的评价）。治疗前的平均相关是一0．Ol，在治疗结束时平均相关是0.31，而在追踪随访期间平均相关是0. 31。这个结果表现出一个意义重大的变化，对研究假设提供了有力支持。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在随访期间相关数值只有微不足道的降低。根据治疗师的专家评价和主题统觉测验两个指标所显示的变化程度，在被试中选出17名治疗进展特别突出的当事人。对这些人的统计显示，Q分类的分值变化更加明显：在治疗前平均相关是0. 02，在随访期间是0. 44。
另有15名成员组成了一个“自我比较”组。当他们初次请求帮助的时候，对他们进行了第一次测验，然后要求他们等待60天才开始治疗。在60天的时间结束时对他们进行第二次前测，又在治疗后和追踪时间里进行了第三次和第四次测验。这15个人的第一次测验中现实自我与理想自我之间的相关是-0. 01，在60天时间结束时也是-0.01。
因此可以推论，发生在治疗期间的变化显然与治疗有关，并不仅仅源于时间的流逝，或者源于要获得帮助的决心。
控制组显示了与治疗组非常不同的情形。现实自我与理想自我最初的相关是0. 58，在追踪阶段为0.59，没有发生什么变化。显然这个小组没有感到治疗组所感到的心理压力，对自己评价甚高，而且前后没有什么明显的变化。
我们可以合乎情理地从这项研究中得出如下结论：伴随当事人中心治疗出现的一个变化是自我知觉的变化倾向于更高的自我评价。这个变化不是一个暂时的、转瞬即逝的变化，而是在治疗之后能够持续下去。
心理压力的减少非常明显。但是我们也看到即使在治疗结束时，治疗组的自我评价还是稍低于控制组。（换句话说，治疗并没有带来“完美的适应”，或者压力的完全消除。）还有一点也很明显，即我们时论的这种人格变化不会仅仅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出现，也不会由于主动寻求帮助而出现。这种变化肯定与治疗有关系。
与众多研究一样，这项研究揭示了心理治疗与自我知觉的关系。
从其他研究中，例如罗杰斯和戴芒德(Rogers& Dyrnond．1954)，我们知道在治疗中发生变化的主要是现实的自我概念，而不是理想的自我。后者往往有变化，但变化是轻微的，而且它的变化往往倾向于降低自我需求、变得更为现实一些。我们知道，在治疗结束时出现的自我形象，会被治疗师相当客观地评价为适应程度提高；在更大程度上具有内在舒适感、自我理解和自我接纳以及自我责任感。我们知道，治疗后的自我在与他人关系中能得到更大的满足和愉悦。这样，我们能够一点一点地增加关于治疗所带来的当事人自我知觉的变化的客观知识。
心理治疗是否能够带来日常行为的变化？
本章中所描述的研究，以及其他的可以被引用的研究，提供了当事人中心治疗能够带来变化的证据。个体作出了选择并确立了不同的价值观；他能自如地应付挫折，减少了持续的生理的紧张；他的自我知觉和自我评价方式发生了改变。但是所有这些还不够；对于普通大众和社会实际所关切的问题，这些似乎都没有提供明确的答案。人们会闯：“当事人的日常行为改变了吗？这种变化可以被观察到吗？这种变化的性质是积极向上的吗？”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在同事们的帮助下，曾就治疗与当事人行为的成长变化进行了一项研究，研究成果于1954年发表( Rogers，1954)。
当事人中心治疗的理论假定，发生在治疗中的内在变化将会引起个体在治疗之后减少防御，具有更多的亲社会性，更多的接纳自己的内在现实和社会环境的现实；而这些行为方式显然体现了一套更加具有社会性的价值。简而言之，当事人将会以更加成熟的方式去行动，而幼稚的行为方式将会减少。我们着手解决的难题在于把它付诸实证的检验，在于是否能够给这样的假设找到一种可操作性定义。
到目前为止，我们找不到多少至少声称能够测量当事人日常行为的性质的研究工具。最适合我们酌目的的工具，是几年前由威勒比(Wil-loughby)开发的情绪成熟度量表(Emotional Maturity Scale)。他构想了许多描述行为的条目，并让100位临床工作者——包括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学家一一就这些条目所代表的成熟程度进行评价。在专家判断的基础上，他挑选出60条来组成量表。评分范围从1（最不成熟）到9（最成熟）。下面列举几个条目以及它们的评分值，以便给读者简要介绍这个量表的特色。
评分和条目举饲：
（1分）在解决问题时，被试经常恳求别人的帮助(条目9)。
(3分)驾驶汽车时，在平常的情景下被试泰然自若，但是如果别的司机于扰了饱，他就变得非常愤怒（条目12）。
（5分）被试对自己某些方面的缺陷心知胜明，但是他会通过从事自己占有优势的活动来慰藉自己(条目45)。
（7分）在追求他的目标时，被试精心组织和安排，显出其方法和手段有条不紊（条目】7）。
（9分）被试接受正当的性爱表达机会，他对这个主题不感到羞愧、害怕或者过分关注(条目53)。
选定了研究工具以后，我们就能够以可操作的形式来陈述我们的假设：当事人中心的治疗完成之后，由当事人自己和其他非常了解他的人对他的行为进行评价，如果得到情绪成熟度量表的一个较高分僮，即显示其行为更加成熟。
由于对日常行为进行准确和可靠的测量十分困难，因此这个研究的方法必然会很复杂。作为一个大型的研究计划的一部分，本研究包括近30名当事人和一个同等数量的匹配控制组( Rogers＆Dymond，1954)。下面是研究的步骤。
(1)在治疗之前，要求当事人按照情绪成熟度量表对自己的行为作出自我评定。
(2)向当事人要两个非常了解他并愿意对他作出评价的朋友的名字。与他的这些朋友通过邮件进行联系。他们用情绪成熟度量表作出的评价将直接寄到大学的咨询中心。
(3)请求每个朋友在他评价当事人的同时．对另一个他非常了解的人作出评价。这样做的目的是确定这位朋友评定的信度。
(4)治疗组的半数被试被指定为自我对照组，当（他们）初次请求咨询帮助时用情绪成熟度量表进行自我评定，60天后，再次作出评定。
当事人的两个朋友对他的评定也是在这两个时间作出。
(5)治疗结束时，当事人和他的两个朋友再次作出评定。
(6)在治疗结束后6～l2个月内，再次从当事人和他的朋友那里得到对他的行为的评定。
(7)配X控制-的成员也根据情绪成熟度量表评定自己的行为，评定的时间与治疗组相同。
这个设计收集了一系列丰富的资料，可以从各个不同角度进行分析。在这里我只报告主要的研究结果。
不管是作为当事人还是作为观察者（朋友）进行评定，情绪成熟度量表都具有满意的信度。但在不同的评价者之间不是特别一致。
在研究涉及的任何一段时期内，配对控制组的被试的行为都没有显示任何显著的变化。
不管是根据他们自己的判断，还是根据他们的朋友作出的评定，自我对照组的成员在60天等待期间，没有显著的行为变化。
在治疗期间以及治疗与追踪相加的期间，旁观者（朋友）对当事人行为的评定值没有显著的变化。这当然与我们的假设是相反的。我们需要弄清楚，不管当事人在治疗中取得明显的进展与否，朋友们是否都会持有这种消极的看法？所以在接下来的研究中，根据咨询师的评定，将当事人分成了在治疗中进展最大、进展中等、进展最少这样三类人。
结果发现，那些在治疗中显示最大限度进展的人，在行为成熟方面，得到的朋友评分提高了(显著性水平达到5%)；显示中等进展的被试，只有很少的变化；而进展最少的一组，行为变化指向不够成熟的滑极方向。
治疗师对治疗的进展的评分，与朋友们对当事人日常行为的观察之间有明确而显著的相关。这个相关特别右意思，因为治疗师的判断只是以当事人在治疗晤谈时间内的反应为基础的，很少或根本不了解当事人在治疗室外面的行为。而朋友的评分是独立地根据外在的观察作出的，他并不了解在治疗中发生了什么事。
大致说来，这些结果与当事人对自身行为的评分相一致。只有一个有趣的例外。咨询师认为在治疗中显示出进展的当事人也会认为自己行为的成熟性有所提高，这种评价与那些观察者的评价相似。但是有些咨询师认为，不很成功的当事人以及那些观察者认为在行为的成熟性上显示出退步的当事人，也都会给自己打较高的分数，即认为自己在治疗后以及在追踪阶段成熟性明显提高。这似乎是治疗进展不顾利的时候，当事人的一种防御性的自我评价。
于是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的结论：当事人中心治疗被认定为显示进步或发展时，当事人的日常行为就有明显可观察到的趋向成熟的变化。在治疗师感觉治疗很少或者没有进展的时候，就可以观察到不成熟的退步行为。这个结论似乎是合乎情理的。这后一个的发现尤其值得注意，因为它第一次证明了，在与当事人中心取向的治疗师的关系中，恳求帮助的努力没有结果与自我整合的失败可能相伴出现。虽然这些消极的结果不是特别重要，但是仍然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
这项研究是研究心理治疗的行为结果的各种各样的努力之一。它也反映了在构思严谨的研究设计时面临的许多困难。我们需要确定：
(1)的确发生了行为的实际变化；(2)这种变化是治疗的结果，而不是一些别的因素造成的结果。
以上关于日常行为变化的研究作了宏观的介绍。我们可以说，似乎有可能在实验室中对这个主题进行进一步的擦究。问题解决的行为，适应性行为，对威胁或者挫折的反应行为等等，这些方面的变化都可以在更好的控制条件下进行研究。然而，我上面介绍的研究是一种探索性的开拓，它似乎表明：成功的治疗导致积极的行为改变，不成功的治疗有可能导致行为的消极变化。
与治疗进展有关的治疗美系的性质我希望讨论的最后一项研究，是由巴雷特一列纳德( Barrett-Len-nard，1959)最近完成的。他从我有关治疗中变化之必要条件的理论出发，提出如下假定：在关系中只要存在五个态度性的条件，当事人身上就会出现人格的变化。为了探究这个问题，他开发了一个治疗关系量表(Relationship Inventory)，其中包括当事人量表和治疗师量表两种形式，设计的概念依据是治疗关系的五个维度。到目前为止，他只分析了当事人对治疗关系的认知资料，下面我将讨论有关的研究结果。
为了客观地测量治疗中人格变化的程度，巴雷特一列纳德研究的被试是正在进行治疗的一系列新案例。在第五次晤谈结束后，让每一个当事人完成关系量表的测查。为了清楚描述这个研究的某些细节，我将举例说明关于每个变量的几个条目。
例如，巴雷特一列纳德想要测量当事人对自己得到共情理解的感受程度。他列举了关于治疗师行为的条目，由当事人用六级量表（从非常符合副非常不符合）作出评定。显然这些条目可以表示共情理解的程度。
他能体会我对自己经验的具体感受。
他试图通过我的眼光看世界。
有时他用自己的感受方式来推测我的感受方式。
他从一个超然的、客观的观点理解我所说的话。
他听懂了我的话，但不理解我的感受方式。
巴雷特一列纳德要测量的第二个因素是治疗师对当事人积极关注（关爱）的程度。有关的测量条目有：
他很关心我。
他对我感兴趣。
他对“我的动机是什么”感到好奇，但对我个人并不真正感兴趣。
他对我漠不关心。
他对我有反感。
为了测量关注的无条件性，即治疗师表现的关注是否“无任何附带条件”，下面这类条目可以测量其程度的差别：
不管我表达“好”的感觉还是“坏”的感觉，他对我的关注态度没有什么改变。
他有时（并不总是）会以正面和友好的态度对待我。
他对我的兴趣有赖于我正在对他谈论的内容。
为了测量在关系中治疗师自我的和谐一致，或者说真诚透明，使用了下面这类条目：
在我们的关系中，他表现的是他的真实自我。
他有时会装作喜欢我或理解我的样子。
有时候他对我的外在反应和对我的内在反应显然不一样。
他是在对我扮演一种角色。
巴雷特一列纳德还想测量另一个他认为很重要的变量——治疗师的心理可接近性( psychological availability)，即是否愿意被人了解或接近的程度。有关的测量条目有：
当我想知道他的想法和感受时，他会直率地告诉我。
当我问到有关他的事情时，他会感到不自在。
他不愿意告诉我他对我的观感。
巴雷特列纳德的一些研究结果很有趣。与新手相比，经验丰富的治疗师更多地具备前面的四个品质。然而，在“愿意敌人了解”即可接近性一项上，新手更愿意与人分享自己。
在他的研究样本中，心理压力较重的当事人，前四个项目的测量分值全部与客观测量的人格变化程度及出治疗师评定的变化程度呈现出显著相关。共情理解与人格变化的相关最强，真诚、关注程度以及关注的无条件性也与治疗的成功显著相关。“愿意被人了解”与否似乎与变化没有显著的相关。
因此，我们可以相当有把握地说，治疗师的高度一致或真诚，治疗师表现出的敏感而准确的共情，治疗师对当事人的高度关注、尊重、欣赏以及这种关注的无条件性，所有这些特征使得人际关系有可能成为一种有效的治疗关系。这些品性看来就是引发人格和行为变化的主要影响因素。从这一项以及其他的一些研究来看，有一点似乎很清楚：这些品质能够在小样本的互动研究中，在治疗关系的较早阶段测量出来，而且能够预示治疗关系的发展结果。
最近的有关研究工作致力于将当事人中心治疗理论的各个细微侧面置于实证的检验，这项研究就是一个例子。需要注意，这个研究不是要解决技巧或者理论概念的问题。它赢接切入了难以捉摸的态度的、体验的性质问题。据我判断，心理治疗的研究能够研究这种难以确定的东西，说明它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在我看来，有关前四个变量的肯定的支持证据以及关于第五个变量的支持证据的缺乏，似乎表明，在这个层面上进行的研究能够产生富有意义的、有区分力的研究结果。
与治疗的进展相关的治疗关系的性质全都是关于态度方面的性质，这应该引起我们持久的研究兴趣。虽然我们有可能发现，专业知识的程度或者技能和技巧也会与变化有相关；但这项研究提出了富有挑战性的可能，即某些态度的、体验的性质本身就足以激励积极的治疗进程；而理性的知识、医学或心理学的训练并不一定是必要的条件。
这项研究的开拓性还表现在另外一个方面。它第一个清楚明确地设计了研究心理治疗的因果联系，或者说引起变化的因素。在这方面，理沦上已有了长足的进展，方法上也已足够精密，我们可以期待对人格改变的动力学有越来越多的研究。我们将来有可能辨别与测量那些引发或造成人格和行为变化的条件。
目前的一些研究与心理治疗有关的调查研究在美国正在迅速发展，甚至精神分柝团体也在进行着若干关于分析治疗过程的客观研究。既然现状是如此的复杂，并且是如此迅速地改变着，那么对今天正在发生的情况作总结是不可能的。我在此仅限于非常简短地概述几项我个人了解的与当事人中心治疗有关的研究方案和计划。
在芝加哥大学施林(John Shlien)博士指导下进行的一项研究，调查了在短程（时间有限制的）心理治疗(brief time -limited therapy)中出现的变化，并把这些变化与那些一般的长程（无时间限制）治疗中出现E变化进行比较。给当事人提供限定次数的晤谈（在大多数例子中是20次，有一些是40次），次数一到即结束治疗。当事人如何运用时间以及缩短治疗期限的可能性，都是研究者感兴趣的题目。这项研究在不远的将来就应该完成。
有一项密切相关的研究是对短程阿德勒疗法的探讨。在鲁道尔夫(Rudolph)和德莱克斯(Dreikurs)博士及其同事的积极合作下，施林正在同时进行一项关于阿德勒疗法的研究。如果全部计划进行顺利的话，这将意味着能够对两种明显不同的疗法——阿德勒疗法和当事人中心治疗——作出一个直接的比较。在这两种疗法中，将会实施同样的前测和后测，治疗的时间是相同的，并且要对所有的晤谈进行录音。这的确会是一个里程碑，而且会大大扩展我们关于不同的治疗形式中共同的以及区分性因素的知识。
芝加哥大学的另一项研究正在由卡特瑞特博士、菲斯克( DonaldFiske)和威廉·科特纳博士等人实施。这项研究确实是在一个非常广泛的基础上，尝试着研究大量可能与治疗性变化相关的因素。它正在撒下一张大网以调查许多以前没有考虑到的因素，这些因素可能与治疗中的进展或缺乏进展相关。
在威斯康星大学，罗伯特·洛斯勒( Robert Roessler)博士、诺曼·格林菲尔德(Norman Greenfield)博士、杰罗姆，波林(JeromeBerlin)博士和我已若手一组系统的研究，希望能解释与当事人中心治疗相关的自主性生理指标变化。这项研究的一部分，是对治疗期间当事人的皮肤电反应、皮肤温度以及心率进行连续的记录。把这些与晤谈记录进行比较，或许会就人格变化过程基本的生理一心理性质提供更多的信息。
在一个较小的项目中，有几位同事正从事一项对心理治疗过程的客观研究。我最近根据观察提出了关于心理治疗过程中的几个不规则阶段的连续谱理论(Rogers，1958)。目前我们正在从事一项研究，把这个理论描述转换戒可用来研究治疗的晤谈记录的操作量表。目前已经开始进行这个量表的信度和效度研究。
在威斯康星大学还有另一项计划，尤金·甄德林博士和我是主要的研究者，从事精神分裂瘟病人（慢性的和急性的）与正常人心理治疗过程的比较。研究中，每个治疗师在一段时间内负责三个当事人的咨询，其年龄、性别、社会教育状况相似——一个慢性精神分裂症病人，一个急性精神分裂症病人，一个来自社区的适应“正常”的人。已经进行了多种前测和后测，并记录了所有的晤谈。希望这项研究能有许多有趣的发现。它把对于当事人中心假设的检验推向一个薪的领域，即正在就医的精神病患者。这项研究的部分基本假设是：如果提供心理治疗的必要条件（多少有些类似巴雷特一列纳德的研究），将会发现精神分裂症病人的变化过程与正常人相似。
这些简短的描述或许足以表明，当事人中心治疗的实践和理论所激励的客观性研究正在继续增长和扩展。
这些研究对于未来的意义“这些研究将把我们引向何方？整个研究结局最终会是什么样子？”
在总结这一章时，我希望对这个问题作一个评论。
在我看来，它的主要意义是，一个增长着的、可以客观证实的心理治疗的知识体系将造成心理治疗“学派”的逐渐消失，这也包括当事人中心治疗这个学派。关于促进治疗变化的条件，治疗过程的性质，阻碍或抑制治疗的条件，治疗在人格或行为变化方面的特有结果等等问题，随着已掌握的知识日益增长，我们就会越来越少地强调教条和纯粹的理论概念。不同的觅解，治疗中不同的程序，对于结果的不同的看法，都将被付诸于经验的检验，而不再仅仅是一个只能讨论或争辩的问题。
在当今的医学界，我们不会发现有一个与其他治疗学派相互竞争的“青霉素治疗学派”。不同的看法和见解肯定是有的，但是这些在可预测的将来肯定通过设计精细的研究得到解决。所以我相信，心理治疗将日益转向以事实而不是以教条作为评判的权威。
由此我希望会出现一种越来越有效并且不断发展的心理治疗，这种心理治疗没有名称，也不需要任何特殊的标签。它会吸取任何一个以及每一种治疗取向中得到事实检验的各种经验，并综合为一个整体。
我大概应该就此打住。但是，有些人不认可在心理治疗这样一个微妙而无形的个人领域进行研究，我有话要对他们说。他们可能觉得，将这样一种密切的人际关系置于客观的研究审视之下，可能会使它失去人性的色彩，剥夺了它的最基本的品质，把它简化成一个冷冰冰的知识体系。我只想指出，至今为止还没有出现这样的结果。事实正好相反。研究的领域越拓宽，结论就变得越明显：当事人的重大变化总是涉及非常微妙的主观的个人经验——即内在的选择，全部人格的更大的整体合一(greater oneness)，自我感受的变革。而在治疗师方面，近来的一些研究显示，一个富有人情昧、热心、真诚的治疗师，全心全意地关注、理解与他对话的当事人此时此刻的感受，才能称褥上是最有效的治疗师。
肯定没有任何研究证据说，一个冷漠的、理智分析的、不动感情的人会是有效的治疗师。心理治疗的一个悖论似乎是；为了提高我们对这个领域的了解，个人必须把他最富于热情的信仰和最坚定的信念置于不带个人色彩的实证研究的检验之下；但是为了成为一个富有成效的治疗师，他运用这种知识必须只是为了丰富和扩展他的主观自我，并且在他与当事人的关系中必须成为一个自由而无畏的自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