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名称都有“大圣”，但这个大圣与那个大圣不同，一个是人，一个是猴，前一个大圣唤作郑大圣，出身于电影世家、毕业于以先锋和实验闻名的美国芝加哥艺术学院的导演系。 后一个大圣唤作齐天大圣，天生石猴，后来机缘巧合，练就铜头铁臂，拥有七十二般变化，在中国早已家喻户晓了。
但两个大圣又有相同，均不是凡物。齐天大圣的英雄事迹早已天下皆知，不必多言；而郑大圣虽师从名门，却是导演中的“另类”，远离商业电影，从不追赶潮流，也不像一般独立电影导演那样紧盯现实，他的作品《王勃之死》、《古玩》、《天津闲人》、《危城之恋》、《廉吏于成龙》等电影，无一不取材于历史。
为什么大圣导演如此青睐历史呢？他用德国人对历史的态度阐述了他朴素的动机。举世公认德国是对历史教训吸收最好的民族。德国人有着高度的反省自觉和了不起的对档案、文献的尊重和维护。但德国精英知识分子却说：“这还远远不够，这几年才刚刚反省到普通的法西斯，人民群众当中的法西斯思想，不再简单的只归罪于那几个党魁、那几个罪魁，而这一切都才发生。
1961年，汉娜·阿伦特提出“平庸之恶”，当时是惊世骇俗。要隔好几年之后，才被学术界尊重为上个世纪最重要的政治哲学的思想资源。还要到很多年以后，才能落实到一个大众的共识。
离大众的观看、视听思维最接近的媒体之一是电影，一直到2016年，才有了四部电影针对描写汉娜·阿伦特当时为《纽约客》特别撰写审判艾希曼的这个案件。德国有两部，一个角度是从老检察官角度写的，一个角度是从菜鸟检察官写的；同样这个案件，同样这个法庭，英国BBC有一部，是从直播导演的感受写的；还有一部德国电影，就是汉娜·阿伦特的传记。时隔55年以后，在电影上的显现，一个学者的思想才会变成一个公共的共识。这55年，还是发生在德国，一个以高度的哲学自觉和反省自觉延续传承着的国度。
反观我们，真是惭愧得紧。曾经有人说过，历史是我们中国人的宗教。但我们对历史的态度正如萧伯纳的名言：我们对历史的教训就是——从未从历史吸取过教训。箫老这句话真是话毒理不毒啊，不由让人悲哀。
大圣导演的《村戏》描写的是上世纪80年代初，当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刚刚开始实施行的时候，在北方农村发生的悲欢故事。
他朴素的动机只有一个，我们首先要知道、才能有以后的检讨和反省；如果有类似的情形再发生、要我们面对的时候，起码给我们一个更好的机会可以做更好的选择，而不是因为不知道，而重蹈覆辙甚至变本加厉。所以这也是大圣导演，最朴素的、最基本的一个感怀——我们首先要“知道”，我们才有资格、才有能力、才有准备进入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