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五年》是一本怎样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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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各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

《万历十五年》这本书,算不上是历史类书籍中写的最有趣的,但是如果从真正写历史的角度出发,《万历十五年》无疑是严肃历史中写得有趣的一本。这本书也并不是只写这一年发生的事,也没有看出是按照作者所说的“这些事件,表面看起来似末端小节,但实质上却是以前发生大事的症结”这个思路,从小处着手来写。相反,这本书更像是从一个现代人的视角,串起了万历年间的一些人、一些事,来重新思考这段历史。

万历皇帝朱钧翊

万历帝:皇位是一种社会制度,他朱钧翊却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

朱钧翊幼时丧父,少时登基,自小受内阁大臣教诲辅佐。曾经的他,也曾想着以一己之身,不负天下苍生。学为君之道,行为君之事,施为君之令,为天下臣民之表率,撑起祖宗留下的大好山河。那时候,他礼贤下士,日日早朝,遵礼法,敬师臣,殚精竭虑。天大旱,他以天子之尊,炎炎夏日,步行远赴南郊神库求雨,心系百姓。

然而,当内阁首辅张居正,也是万历皇帝的启蒙之师去世之后,万历开始正式摆脱张居正的影子。一旦坐上了那个高高在上的位置,却不再允许任何人质疑自己的权威,权力会让帝王变得冷血。正如《左传》所言,“政由宁氏,祭则寡人”。对于当时的万历来讲,正是“政由张氏,祭则自己”。

于是,一场关于张居正的清算运动正式开始。随着倒张进入白热化状态,万历才发现他对张居正的信任成了一个莫大的笑话。那个满口教诲自己节俭爱民的仁师,自己却极尽奢华享乐。那个一心为社稷江山的首辅,自己却大权独断,打压异己。那个热血忠君报国的师友,不过是一张虚伪面具下的冠冕之词。帝王一怒,血流成河。

凡是张居正曾经提出的主张,支持的被贬,执行的被撤,激烈反对的重新被重用。凡是张居正曾经提拔过的官僚,但有牵连都波及其中,反倒是被张居正罢免打压的官僚迎来了事业的第二春。一个张居正,已经让朱钧翊开始质疑帝王存在的意义。但是,当他发现所谓张居正的清算,不过是文官集团的又一次权力分配,他的“万历之治”,不过是在文官集团的各种束缚里兜兜转转。

他是九五之尊,却要服从礼教之下。他是帝王身份,却连最基本的自由都没有。正如书中所说的“一登皇位,他的全部言行要符合道德的规范,但是道德规范的解释却分属于文官,他不过是紫禁城中的一名囚徒。”

他不是开国之皇,不过是守国之君。对于此时的国家来说,一切制度已经成熟,只需要遵守。一切法律已经确立,无法再更改。任何个性的表露都是逾越,更别提别的。就连他的母亲去世,所谓的隆重追悼,举国皆哀,也不过是一场道德的表演,他早已厌倦了。他既不愿意受文官的钳制,也没有革除礼法的勇气,更不想成为制衡文官的工具,所以,无为而治是最好的选择。

于是,在很长的一段生涯内,他不上朝,不赞成,不反对,不出席,不理政。一个庞大的帝国在这样的情况下,仍然运转着,虽然表面上看上去风平浪静,但是暗流涌动下的风雨飘摇,都会随着历史车轮的推进一步步显现。

也许,一个好的皇帝不该站在文官的对立面,而是用制衡之术去平衡各方势力。但是,正如他朱钧翊也是一个有血有肉的独立个体,在平衡妥协中成为权力的工具,他用自己的方式去抗拒,用皇帝的身份向臣僚做长期的罢工,似乎也无可厚非。

首辅张居正:十年新政,以帝王之名行改革之实,心比天高奈何一生心血皆付诸东流。

张居正位居首辅这些年,锐意进取,一心放在富国强兵上,有时候甚至有些独断专行。很多时候常常想,正是那样的一种历史环境,给了张居正一个放手大干实现政治抱负的机会。适时帝王尚且年幼,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时间久了,人总会难免有些失了敬畏之心,张居正也不例外。

张居正知道,解决国家的很多问题需要依靠文官,却不清楚这个国家存在最大问题的也恰恰是文官。为了提高文官的行政效率和作风,张居正推行了“考成法”。说白了,就是官员政绩考核制度,在官员任内,规定期限内官员所作所为都要据实记载呈报给内阁。对于当时吏治腐败的大环境下,张居正如此严厉要求,自然是抗拒横生。张居正选择站在了文官的对立面,而手中的权力就是他改革最好的利器。

为了解决赋税繁杂,以物缴税,最终层层剥削,张居正推行“一鞭法”,即所有的税收名目合并,皆以银子缴税。甚至以皇帝的名义责令各府各县按照规定将税收全部缴足,这种不考虑各地实际情况的做法也自然给了文官空前的压力。推行丈量全国土地,但是各辖区的官员都不知道土地有几何。

可以说,张居正的很多改革做法,虽然从历史的高度来看,确实充盈了国库,整顿了吏治。但是站在整个文官集团的对立面,甚至以天子之令强制推行自己的改革做法,手段固然强硬,后患也必然无穷。

张居正是改革的烈士,最终的结局是使自己陷入了孤立的境地,甚至死后不足两年,就遭到清算。但是纵观他这一生,算不得什么清官,却以一己之力匡扶着岌岌可危的社稷江山,以一己之力推动着帝国朝好的方向迈进,能做到这些于一个臣子来说,仕心已全。

又或许,他早知道以相权压制皇权,不仅会站在文官的对立面,更会站在皇权的对立面,那将是足以毁灭他的力量。但是他还是那样做了,这一点便更令人钦佩。

接班人申时行:他是揣着明白装糊涂的首辅,清醒地看着这一切沉沦却无可奈何。

申时行是个明白人,他并不像张居正那般幻想用自己的方式帮助国家革新除弊,也没有张居正那样的烈士精神敢站在整个文官的对立面。相反,他比谁都清楚,除非把全部的文官罢免,改为另一种组织,另一种原则,否则身为首辅,只能选择和文官合作,按照他们共同的意志来办事。张居正死后的清算,更让申时行肯定了这一点。

所以,申时行这一生,就是在不断的折中平衡。他能意识到文官一方面遵循礼法教化,另一方面又自私贪婪。所以,在遏制贪污不为和增强道德意志之间,他选择了后者。他并不期望文官可以刚正清洁,而是寄希望于整个文官集团的思想教化。他能看清张居正改革之法背后,对文官集团造成的威胁,所以他只能一再妥协。

站在文官的立场上,就是站在了道德的高度上。因为对于万历皇帝不愿意束缚在礼教中的强烈渴望,申时行只能站在皇帝的对立面,只是他知道如何巧妙的化解调停。此时面对官僚机制的僵化,申时行所能做的只是让它维持下去。

申时行比谁都清楚本朝的政治制度,国家如此下去,国将不国。可是,他却只能如此。很多人觉得他懦弱温和,可是想想当时的局面。若不是因为他的这种性格,该如何统一廷臣的思想意志,又如何取得皇帝的信任?一项政策能否付诸实施,实施后或成或败,全靠它与所有文官的共同习惯是否相安无忧,否则伦理上的完美,仍不过是空中楼阁。

对于当时万历皇帝的无为而治,恐怕申时行所能做的,只能是巧妙的利用这种方式,让皇帝的一举一动接近于文官集团的期望,制衡是最好的方法。如果君主以自己的意志为出发点,处理事情掺进个人的爱憎,那样的局面恐怕会更乱。

模范官僚海瑞:活在自己的理想国度里,一身正气用固执成全一生青史。

海瑞是个异类。正如作者在书中说的:“和很多同僚不同,海瑞不能相信治国的根本大计是在上层悬挂的一个抽象的、至美至善的道德标准,而他的尊重法律,乃是按照规定的最高限度执行。”只可惜,时代并没有给他这样的机会。

他纵然有牺牲自我的精神,但是榜样本身就代表了少数,甚至潜在的不可能。所以,他的所作所为绝不是文官所能接受的办事准则。他重视法律,却不能抛开道德礼法。那就意味着海瑞的为官准则只是一种恪守,谈不上什么公平。

海瑞敢于直言上谏,声称“盖天下之人不直陛下久矣”,就是说天下人很久以来都觉得你所做是不正确的了。当万历皇帝发怒要抓住这个人时,身边的人却告诉他,海瑞自知必死无疑,早已准备了一口棺材。这个人是绝不会逃的。

像他这样的行事风格,恐怕纵观历史,都是少数。他循规蹈矩,恪尽职守。他忧国忧民,冒死进谏。他像一个勇者,用自己的执念来捍卫自己的国家,死有何惧?可是,他哪里知道,他说的这些,万历心中比他还清楚。

时代有时代的局限性,不知道该叹海瑞生不逢时还是该叹王朝制度。但是,为人臣子,以死相谏,光是这份风骨就让人肃然起敬。

抗倭将军戚继光:精通政治却不做他用,只求全其功、保其名、卫其国,大丈夫当如是。

明朝不同于汉朝。重文轻武不是四个字这么简单,正如书中所言:“武将领兵作战,和文官集团的施政原则在根本上是不能相容的。如果事情弄到需要动用武力对他们来说就是失败的象征。他们具有一种牢不可破的观念,即上至国家,下至个人,不能把力量作为权威。”

当时的文官集团已经非常成熟,甚至可以说在万历年间,文官的社会地位上升到了历史的最高点。由此,对武官的遏制也一样高。比如,就连军队的正常给养、后方勤务都牢牢地掌握在文官手里。毫不夸张的说,武官随意的一点风吹草动都会被认为是有背于文官平衡施政的原则。

所以,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戚继光能够抗击倭寇,守护一方国土。难度之大便不是带兵打仗那么简单。戚继光能够从政治阻力中奋起,既可以为一军将帅守天下一方安土,又能够在文官的百般束缚中平衡各方势力,这于一个将领而言才是最难的。

当时军事不受重视,败坏严重。几十人的海寇围绕南京杀人越货,如入无人之地,而这里声称驻军十二万。这样焦灼的局面给了戚继光组织军队的机会。同时朝中张居正的大力支持,也为戚继光压制了文官的不满。最重要的是,戚继光精通政治,知道如何不去触碰整个国家的体制,而是将重点放在军备上。

戚继光出任蓟州总兵不到三年,除倭寇,平部落。俺答放弃了骚扰政策,立誓不再入犯。戚继光便将重心转移到防御工程上。虽然后来他和张居正的亲密成了很多文人攻击的导火索,但是一将功成,那些似乎都不再重要。

戚继光的人格官品如何也无争论的必要,在那样的政治制度下,能够守家卫国,别的便无须多说什么,大丈夫当如是。

在按着固定节奏流逝的时光之中,既缺乏动人心魄的时间,也缺乏令人企羡的奇遇。

至于《万历十五年》最后写的李贽,太过哲学化,说实话笔者没看懂,在这里就不再妄言了。我们以史看史,方能畏史敬史明史。一个朝代的更迭,因素太多了。君主制度也好,文官集团也罢,将一个朝代的兴盛寄托在一个人身上,怎么看都风险巨大。制度的好坏并无标准可言,人物的作为也不是好坏可以评判,它存在过,它消亡了,这就是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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