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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几天，瑷媛从武汉来，给我带来一支施华洛世奇圆珠笔。“人家送的，我又不怎么写字，给你好了。”收下这支笔，深感汗颜。扪心自问：“有多久没写东西了？”
　　笔被我收进抽屉，甚至连包装都未曾打开。丈夫问起，我敷衍的说：“现在都流行用钢笔。”其实我是在逃避心内的拷问。曾经向往一种罗曼蒂克的旅行作家生活。一个背包，一双球鞋，行走在世界上被文明遗忘的角落。做一个孤独的漂泊者，以文字对话心灵。
        而今，梦想的绮丽早已被现实的平庸击垮。而我耻于承认自己是一个只会空想却不付出努力的失败者。

　　高一是在凄风苦雨中度过的。因为成绩差家境又不好，所以极度自卑。在和同学相处时，常常觉得自己丑态百出，无地自容。那时候读孟浩然和陶渊明，真恨自己不能像他俩那样，离群索居，享受孤独。
　　就像醉汉用酒精麻醉自己才能忘却现实的不幸，我那时是用无数本书籍去逃避现实。午休时间是高中时代唯一可以恣意放纵的时段，喝杯奶茶、看点闲书也不会被骂“太过分”。我的整个少女时代都浸泡在三毛和张爱玲的文字中，书是我的精神食粮，给我的心灵带来的慰藉。 
               
　　
　　那时候同学之间流行着一股“幻城”风，班里几个颇为漂亮的女孩子似乎都是郭敬明的粉丝。其中一个女孩，学习中上，性格很阳光，人缘儿也特别好，还是个大美人。她是班里一个小团体的风云人物。据说年级里有很多男生都追求过她。而我则是无声无息、行为怪诞、被边缘化的一个摆设而已。在心里，我十分仰慕她，有一段时间极其渴望得到她的友情。我极力向她推荐三毛的《撒哈拉的故事》，几乎是强迫她向我借了这本书。数月之后，我向她讨回我的书。她眨了眨那双美丽的眼说：“我都忘了跟你借过这本书。”“你觉得怎样？”“还没看呢，封面就让我觉得好无聊，根本读不进去。” 我大概是受到了极大的刺激，内心有多么渴望她向我垂青，就有多么无法接受这次失败。我生硬的挤出一句话：“你那本《梦里花落知多少》的名字是抄袭的。” “你说什么？”看表情她似乎是惊呆了。我心血来潮的想要压压她的气焰，趁势说：“三毛有本散文集就是《梦里花落知道少》，郭敬明抄袭三毛。”其实我根本没看过郭敬明的书，也根本不知道他有没有抄袭，我说这句话只是想发泄。她大概是怒了，急冲冲的答道：“明明是三毛抄郭敬明的。”另一个女孩，帮着她说：“你只会看那些死人写的书。人家都不喜欢你，死皮赖脸硬贴上来，像一块口香糖。”也许她是指借书的事，但我却认为她有弦外之音，暗讽我的感情。（那时我单方面喜欢一个男生，应该是有点死缠烂打的意思。小时候真是“没志气”，哎！）
　　我知道出口伤人当然是我的错，搞砸了一次友情萌芽的机会，心里后悔万分，还为此哭了鼻子。但经过短暂的痛苦，我就开始蔑视郭敬明，并借此聊以自慰。没过多久，我就自暴自弃，完全放弃在社交方面的努力了。书变成了我唯一的朋友。
　　
　　
　　高二，转入文科班。有一个叫马丽娟的女孩和我的关系慢慢亲密起来。我们爱好相同，都是书虫，便自然而然的走在了一起。有两年的时间我们俩须臾不能离，就算假期也一定要见面，真像一对热恋的情侣。马丽娟是个温柔恬静的好女孩，对同学大方又和气，也从不在背后议论他人。她从不伤人，也不耍心眼，是那种可信赖的朋友。在她的影响下，我也乐观开朗了起来，对其他同学也随和多了。逐渐的也交上很多朋友，不过马丽娟一直是我心中的唯一。虽然她也是郭敬明的忠实粉丝（其实我从未真正讨厌过小四），曾向我展示郭敬明亲笔签名的扉页。《夏至未至》、《左手倒影，右手年华》的书名都是从她口中听说的，但我从未想过去读。每当她跟我说小四（她也读许多其他的作家），我就跟她聊张爱玲、余秋雨。鸡同鸭讲，两个人却能聊得火热，讲到动情之处，彼此还能心神领会。那时我对写作孜孜以求，认为要实现旅行作家的梦想，一定要做丰厚的文字积累。放学路上，我夸夸其谈，那似乎不是一个未来的梦，而是已经功成名就之后的演讲。因为善良和单纯，马丽娟和我一样坚信那是真的，只不过是不久的将来才会发生的。我们俩彼此相伴，度过了剩余的高中时光。大一时，我们还有联系，互相鼓励对方写小说。她沉静有毅力，也很有才华。而我的小说不过是对前人的模仿和复制。坚持了半年后，我深深的认识到天赋的不足，就彻底放弃了。或者是给懒惰找借口罢，也或者是真的不自信。后来因为放弃了写作，不愿把自己平庸的现状告知老友的心理，竟不敢与她联系了。   
        十年过去，杳无消息。庸碌生活犹如钝刀杀人。为了吃饭我接受了一成不变的工作。每天早出晚归，机械生活，头脑停滞。就像人类感受不到地球自传，我也感受不到我的心跳。
和很多女人一样，我尽量呵护自己的皮肤，试图用护肤品抚平眼角的皱纹。其实眼眸的神采来自内心的丰盈。当一个女人在生活中愚昧无知，在情感上麻木不仁。即使眉眼如画在别人眼中也是形容枯槁。如果不是这支笔勾起了我少女的回忆，我还会记得曾经的梦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