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写凶案的小说，除去林林总总的悬疑探案，最有名的要算“非虚构”或“纪实小说”名下的那类作品了。比如杜鲁门•卡波特的《凶杀》（一译《冷血》），便从各个角度详尽记叙了凶案从案发、侦讯、审判到执行的漫长过程，加之对美国风土人情、犯罪心理、司法制度等各方面所作的全景式描绘，使小说以一种卓而不凡的社会洞察而独具严肃文学的深度与广度。

但这类小说有一个前置因素，即案件是清晰的，逻辑推理严谨，证据环环相扣，而那些在文本中起障眼作用的非相关线索属可有可无，因其只具“移情”（就读者而言）或“非必然性”（就案件本身而言）而对整个事件不发生重大影响，亚里士多德《诗学》将之称为“插曲”：“在简单情节和行动中，以插曲式的为最次。所谓‘插曲式’，指的是那种场与场之间的承继不是按可然或必然的原则连接起来的情节”。

然而在现实中，尚有很多无法解开的谜团充斥我们的生活，对于这些事件，我们该如何确定和描述它们？乔伊斯•卡罗尔•欧茨的《我的妹妹，我的爱》即源自一起悬案，小说揭示了“插曲”与“可然”、“必然”并非两厢对立的存在，而是模糊和易位的，前者甚至会慢慢渗透后者，取而代之为我们生活的真相或现实。

小说开场时，凶案已发生十年。布莉丝是滑冰小童星，被家人与社会寄予厚望，却在事业走向巅峰的半途意外陨落。除去书中的一个恋童癖，属笼罩在妹妹星光阴影下的史盖乐嫌疑最大。整个小说便由十九岁的史盖乐讲述九岁的史盖乐的故事构成，前者以一种局外人的眼光照视后者。然而时隔已久，懵懂少年的想法岂能轻易读出？

两个史盖乐彼此分裂，各执一词，叙述在第一和第三人称之间摇摆，叙事者的身份同所叙述的事件一起迷失在叙事之中，究竟是谁在说？对谁说？究竟是客观的白描，还是主观的评论？甚至叙述的语言都是不确定的，“接下来，我居然不清楚刚才是否确实大声说了以上的话，那些话是否悄悄来到我脑海中，然后又悄悄地退出我的大脑”。叙述中那么多的切换、快进、后退、停顿、删除和修正——通常以旁注、脚注、括号、涂黑，或异体字的方式标出——透露的是叙述（无论是嵌入文本中的文字、影像还是录音资料）对于所描述的现实的一种犹豫和乏力。

亲历者的感受尚且无法梳理，何况事实真相？那些构成我们生活的“插曲”、“可然”、“必然”由是分解为一个个难以甄别、联系涣散的断片。更重要的是，小说视觉化的叙述还别出心裁地提供了一个非常规的“窥视”角度，反讽地迎合那些“善良的、聪明的、不耐烦的、有偷窥欲的、疑心很重的、对心理治疗和精神药理学有病态兴趣的……读者”，在这样的视角下，对于一桩证据不足、事实不清的疑案，大众心理的阴晴转圜决定了事实的走向，旁出斜逸的种种臆测干扰甚至成就事实的真相。

在凶案发生前，蓝家本已涌动着背叛与疏离的暗潮，布莉丝实是“母亲兼经纪人”叩开名声和财富的敲门砖，然而在娱乐和消费至上主义的功利驱动下，蓝家俨然父慈子孝、夫妻恩爱的模范之家，布莉丝更被打造成了典型的“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的励志神话。

这种内里与表象的微妙互置一直延续到凶案发生之后，彼时蓝家将所有线索尽数清除，名曰保护史盖乐实则将之推向舆论和道德的靶心，而各种“消息灵通的匿名人士”则散播种种谣言，报刊、网络、电视等媒体以无孔不入的方式，就如《1984》中的老大哥那样“看着你”。

舆论监督本为民主制度不可或缺的保障，在这一事件中却表现为双刃的另一面，远胜“人肉搜索”的民主暴政打着人民大众的幌子实施着极权的事实：被“看着”的鲁斯查依循着“恋童癖－性犯罪－变态杀手”的思路被逮捕发疯以至自杀，在同样的思维定势下，被“看着”的史盖乐一路辗转于各种精神卫生中心和少年教养机构，而美国发达的教育和精神医学理论也十分默契地将之纳入其研究范畴，以科学的名义得出想要的任何结论。

整个事件的重心便被如此转移和雪藏。对于史盖乐而言，最后的真相固然能够洗刷他所蒙受的不白之冤，然已无实际意义，惊悚到失真、恐怖到黑色的“插曲式”过去已经填满了他的小半生，抽空了他本如其他少年那样充满各种可能性的十年。而布莉丝的死亡和案件长期延宕乃至成疑，则是被物欲反噬的美国梦和势利虚伪、保守狭隘的社会联手造成。

《我的妹妹，我的爱》并非颠覆《凶杀》，而是以一种互补的方式揭示了“插曲”与“必然”、“可然”的置换与颠倒，这不仅是诗学意义上的，也是生活的本来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