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命已定，不会有暴行
天命已定，不会有暴行。
北魏甫定中原之初，拓拔氏南征有利无弊，胜，可开疆拓土，败，可消耗鱼龙混杂的杂牌军（鲜卑之外）。天命未定，暴行罄竹难书，淮河流域多次被制造成无人区。
北魏汉化，改头换面，拓拔氏定都洛阳。拓拔氏自认为天命已定，拓拔鲜卑南征，淮北严禁烧杀掳掠，违者军法处置，因淮北早已成北朝之领土。
传统儒家知识分子将这种现象，粉饰为是汉化对野蛮人的改造结果。事实上，五胡入主中原，同样遵循北魏鲜卑不断改观的暴行记录，个中缘由，皆因:天命已定，不会有暴行。
永嘉之乱，汉赵俘获晋帝。汉赵帝国的皇帝宣称其建立的政权，继承的是蜀汉后主刘禅的正统，也即是汉赵继承的是汉王朝之法统，而非晋王朝。汉赵之法统逻辑，使先禅让帝位给汉赵，再被新政权暗杀这种相对体面的死亡结局，不可能发生在晋帝身上，晋帝在饱受汉赵皇帝刘聪公开羞辱后死去。刘聪对晋帝之暴行，与汉赵之法统逻辑有关，与刘聪个人之道德修养无关，刘聪虽是匈奴，但精于汉文化，学养过人，年轻时的刘聪，曾经是洛阳士大夫广为结交与倾慕之对象。
五胡入主中原初期的胡人皇帝，往往看起来比较残暴，而五胡乱华中后期的胡人皇帝，往往看起来不太残暴，正如北魏鲜卑统治北朝的残暴程度，前后截然不同。
当北魏认为天命已定，比如在南征时对淮北的态度就会发生变化，初期纵容甚至鼓励杀戮平民，但是后期认为淮北是北朝之领土，不能再有暴行。北魏之逻辑，正如淝水战前的前秦。前秦苻坚认为，自己是中原之新主人，理应施仁政，以应天命。同样是胡人，五胡初期的政权，汉赵皇帝刘聪的做法就大相径庭。
但史料记载，刘渊（汉赵开国皇帝）与刘聪的汉文化造诣均不低，也就是说，并不是苻坚及之后胡人皇帝的汉化水准及道德水准，突然间相对于刘聪等胡人皇帝提高很多，更不是被无限夸大的汉文化的同化能力，真的成功改造了胡人。
真正的原因无非是:东亚的历史永远遵循“天命已定，不会有暴行。东亚大陆对天命之前的事情总是表现得非常健忘，但是对天命之后的事情总是表现得非常感恩。”
柏杨《中国人史纲》记载:“东汉光武帝的部将邓奉被逼反。邓奉造反的原因，是因为邓奉请假回乡，发现刘秀部队奸淫烧杀的暴行，邓奉于激愤之下造反。”光武帝刘秀以宽厚著称，属于为数不多的所谓“政治完人”型人物，但是东汉初的人口灭绝战，史书上赫然记载不少触目惊心的暴行记录，比如耿弇“屠三百余城”，又如:吴汉攻陷成都后的“成都大屠杀”。
两个多世纪后，曹魏帝国的邓艾攻陷蜀汉的成都，邓艾对蜀中父老说，诸位父老应该庆幸的是，诸位遇到的是邓艾，而不是吴汉。由此可见，当年吴汉的屠城，应该是极其残酷与彻底，以致于200多年后的邓艾还向蜀民重提旧事。
天命未定，都是一丘之貉。天命已定，不会有暴行，因为东亚大一统帝国天命已定之时，大多数情况下，大致处于魏征提交给唐太宗的报告中描绘的画面。魏征东巡回来对太宗说:关东千里无人烟，已经成为豺狼出没的野生动物园，帝国的现状，千万不能让突厥使者知道，以免引起突厥的轻视与非分之想。
“天命已定，不会有暴行”的真实画面，大致是全民自杀式内战结束，民众疲惫到极点，除了野生动物未被杀光，此外，既没有力气杀人，也没有人可杀。
最可笑与可悲的历史结论是，东汉王朝认为，新莽改朝换代战争的残酷性超过了秦末；东晋王朝认为，五胡乱华改朝换代战争的残酷性超过新莽；唐王朝认为，隋唐改朝换代战争的残酷性史无前例；宋王朝认为，黄巢五代的流寇军阀战争空前绝后；清王朝认为…………一次次不断的升级与重建、再重建与再升级……
杀戮核心区，也是传统意义上的文明发源地与核心区，遭受的洗劫与破坏也最彻底。现代人之所以认为类似“如牲口般生活的人，将被拐卖的儿童与妇女当成牲口”诸如此类的新闻令人发指，那是因为现代人忽略了，华夏传统与古老的所谓文明核心区，其实无数次人为制造物质与精神的寸草不生，其先祖千年来传统的生活状况就是如此。正常的历史，赤贫与愚昧，应该源于未开发与未开化。但是东亚大陆的历史并非如此，传统与古老的所谓文明核心区，并不属于未开发与未开化之地，这些地区堕入赤贫与愚昧之境，唯一的解释只能是:东亚大陆的历史，只有传统意义上的边缘地区（比如江南、华南）元气尚存，核心区（比如华北、西北的很多地区）近蛮荒之地，近野蛮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