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并没有母亲。
有生命以来，生命靠简单的分裂——一分为二——而延续、扩展。
你折一枝杨柳插在土里，它生根长成一株新的杨柳。你把小杨柳称为大杨柳的孩子，其实，折杨柳、插杨柳的那个人才勉强算得上是“母亲”，那株大杨柳，只是为了人的理解，才被称为“母亲”。
你把一条蚯蚓砍成一长一短，那长的部分不是母亲，短的部分不是孩子，它们是孪生姐妹——又完全地复制了并不存在的“母亲基因”。是啊，它们的母亲在哪里？过去在哪里？现在在哪里？
为了抵御寒冷，度过漫长的冬季；为了增加变异，适应不可预测的未来；为了……于是两性繁殖偶然地出现了，必然地繁盛了。
现在，有了母亲。
但，还没有母性。
小蝌蚪找妈妈，只是人类恋母情结的投射，蝌蚪或者青蛙（以及蛤蟆），都不找妈妈。孩子长大成熟了，只找成熟的异性，抱对，排卵，排精，卵子和精子在水里完成结合。接下来，作为父亲和母亲的角色结束，它们继续去各自生存。而侥幸成形的受精卵，将独自孵化，长大，按基因里编写好的程序，定时冬眠，按时歌唱……
但如果这样的偶然中，有母蛙或者父蛙照看了孩子呢？尤其是在极端恶劣的环境里，那些照顾了受精卵的蛙类，将更能够获得成功。
负子蟾被人视为最丑陋的生物之一，因为母蛙背上密密麻麻的养育孩子的小窝，会让密集恐惧症患者恶心害怕。
但正是在这里，多多少少有了些“母性”的诞生。因为受精卵化为蝌蚪，蝌蚪长成小蛤蟆的过程，就在母亲的体内完成——不知道是否依赖着母蛙提供的营养？
当然，你也可以说这是退回去了——如果卵生得少一点，但是大一点，卵里的营养物质多一点，那么就不必这么麻烦了。
是的，爬行动物，譬如蛇、蜥蜴、龟类，以及由爬行进化而来的鸟类，采用的就是这个策略:把卵生得大一点，让它拥有足够的营养。于是，卵就成了被我们叫做蛋的东西。
卵是一种策略:多生育，高淘汰，总会有一些生存下来的。
蛋是一种策略:少而精，低淘汰，努力让每一个都成功。
后者显然更冒险——尤其是富含营养的蛋，是多少动物眼馋的美食啊？！
所以，从卵进化为蛋之后，既有依然放手不管的策略，又有“卵胎生”、“孵化”以及“养育”等更高级的方案——卵胎生的方式，从部分鱼类就开始了。
到了鸟类，基本上都已经是孵化加养育的模式——孩子还小，所以需要亲鸟一个照看，一个捕食，所以，许多鸟类的“爱情”和“家庭”，比哺乳动物（包括人类）更“坚贞”，更稳定。因为这个过程丧失了另外一方，孩子往往得不到生存的机会。
在这样的模式里，爸爸往往和妈妈一样好，一样充满了责任感，一样充满了慈爱之情。
养育和教育是同时产生的，母性和学习力是同时进化的。
只有那些能认定自己母亲（父亲），能够模仿它们生存方式的后代才能更好地生存！
也就是说，只有基因里注定能够从父亲和母亲那里习得后天的智慧的，才能更好地生存。
学习和模仿就此诞生。模仿就是学习。
一些人工养育下的鸟类，会把见到的第一个活动的东西当成“母亲（父亲）”，甚至是把一只气球，当成了同类——今天的父亲、母亲，未来的理想配偶。
生命的进化中，在爬行动物的基础上，和鸟类同时，还有另外一个分支——它们由卵胎生的方式，进化出胎生加哺乳的方法。这就是哺乳动物，我们人类也是其中的一种。
我们用母亲体内孕育的方式，让下一代在出生时长得更大、更结实。
我们用母亲乳汁喂养的方式，让下一代有一个前所未有的“家庭童年期”。
但是，这一物种也因此是超级依赖母亲、剥削母亲的物种。父亲在相当长时间里是“不作为”的，他既不孕育，也不哺乳。他甚至还不是寻找食物的主力。如果需要，他是战士，是家园的守卫者；如果没这个必要，他是寻找下一场爱情的花花公子。
真正的，独一无二的母亲和母性就此诞生了。这伟大的、杰出的，从进化中涌现的角色，和与此相配套的生活方式。
这时候，生育是父亲的浪漫选择，是母亲的绝对冒险。
母亲的伟大无私，和蛮横自私，皆源自于这一点。
而在接下来伴随而来的教育中，父母亲依然延续着双方角色的生物学基础。
父亲说，像我的，才是我的孩子！
母亲说，我无限爱着自己的孩子，所以我绝对不能让这次“投资”失败了！
这样的逻辑，曾使得人类持续繁荣、持续进步了数万年。
但是，一切生物的基础在淡化甚至“改写”:自由这一潜存的人性，原本仅仅是为了防止环境的变化，现在自身成了可以奢侈的追求；而繁衍自身个体基因的渴望，则在洞察生物的诡计后，被人类所超越。
我们可以超越物种的生物基础，重新审视“母亲”“孩子”“教育”等问题。
主要受惠于复制成本、失败风险的降低，母亲，不必再仅仅为了儿女而活着。
物质昌盛到第一次有了全球范围的盈余，文化多元到很多新的可能性被期待，人类日益体现为相互需要而不是相互掠夺……这一切使母亲的新角色成为了可能。
母亲，在延续无私热爱的同时，将可以成为自由的赠予者，和自身生命的永恒完善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