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前，我的短篇小说集《故事中的女人》出版之际，曾蒙海外华文文学评论家陈瑞琳女士写过序言。她认为在我早期创作的二十余个短篇当中，《爱情人生》堪为代表：“这篇作品开掘的正是女人生命中永不枯竭的激情暗流，轻轻一刀就点破了女子人生中终极想要的一个‘情’字。”（陈瑞琳，2009）十余年后我开始写《合欢牡丹》，最初的主要情节构想可以说是《爱情人生》的承续，主题还是新移民女性和她们的爱情，只是故事的线索和容量扩展开了。
《合欢牡丹》里的沈玉翎，以及她的老同学方若施、邻居王涓涓、朋友韩悦，和《爱情人生》里的那个“我”虽然专业不同，性格不同，却都是“衣食虽然温饱，但心里却愈来愈饥渴”（陈瑞琳，2009）的女性。同时，她们也都在国内接受过完整教育，趁着改革开放后的出国留学大潮移居美国。这个群体与早期的前代移民最大的不同，是她们在异国求生存、谋发展的奋斗不是为了更好地返回，而是为了扎根与坚守。当她们各自的情感经历从故园到异乡，从东方到西方展开，她们的挣扎就不仅仅只是为了某个男人，而带着更多自我寻找、自我肯定、自我完成的意味。她们个人的情感追求，寄托着她们对所栖居社会的努力适应，对固化阶层的不断反抗，以及对理想人生的渴望。
作为“新移民”女性的典型形象，她们年龄相仿，大文化背景也相仿，对于“爱情”的理解大体一致，那就是从纯粹的，不带多少附加条件的两情相悦抵达长相厮守、甘苦与共。当然她们毕竟是不同的人，当初去国的缘由、后来在美国的生存状态也有很大的差别，导致她们在现实的框架下的生活态度完全不同，处理感情问题的方式也不同。
书中第一女主角沈玉翎的身份首先是一位“陪读”太太。从改革开放初期算起，一直到九十年代中期，绝大多数旅美的中国自费留学生都是国内名校理工科出身，被他们带到美国来“陪读”的太太们则至少有半数以上是文科生，沈玉翎便是其中之一。当她大学毕业，决定远涉重洋去陪秦中恺读书的那一刻，她所放弃的不仅是所学的中国古典文学专业，更是她自己。她并不清楚自己到美国以后能做什么或不能做什么，只凭着对爱情单纯的信心，对婚姻单纯的责任，对丈夫单纯的依赖，背井离乡。等到了美国，她先明白秦中恺的“美元”奖学金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多，便去非法打工贴补家用；再明白秦中恺并没有学成便归国的打算，便去读书改换专业——走的是一条典型的，绝大多数文科陪读太太们都走过的道路。
被动地转了专业之后，能找到一份正式职位，合法工作，做到经济独立，后半辈子似乎也可以得过且过了。但沈玉翎不肯，尽管她是一个堪称敬业的护士。她不甘心梦想完全破碎，不愿意彻底向现实的压力屈服，于是成为当地中文报刊社的业余摄影师。——从这一点上来说，书中用开旅行社挣的钱去办中文报刊的肖瑀、放弃计算机专业去经营乐团的刘亦琏，都是和她一样不甘心的人。带着对故土、对家国的原初文化记忆，她们和老一代移民一样，在异质文化环境中顽强地抒写自己母文化传统的延续。而过去二、三十年来，中华文化的影响力在海外不断增强的大社会背景，为她们提供了崭新的契机，使她们能够抵达前代移民无法达到的新局面。
沈玉翎在不断找寻自我，调整自我的过程中成长，可秦中恺却未能与她同步。八十年代品学兼优的理工科大学生们，号称“走遍天下都不怕”，秦中恺们出国拿到更高学历以后进入高科技行业工作，定居美国。从国内名校的象牙塔到跨国大企业的实验室，他们所从事的工作越是“高精尖”，所处的环境实际上越封闭。读书时以学业为重，工作后以任务为重，秦中恺是个简单的好人。如果他当初爱上的是和他同样类型的人——比如书中他的同事韩悦——他的婚姻或许不至于出问题。可他偏偏娶了沈玉翎。沈玉翎转专业的无奈，逐梦的执著，性格的成熟与变化，他都没有看见，甚至根本不知道需要去看见。他对沈玉翎这个人的认识以及对她的感情，恰如一壶水。这壶水在他们成婚之际达到沸点，然后就被他放进了冰箱，从此再无变化，却也渐渐失去了温度。于是，当早已不是他从前那个“邻家小妹妹”的沈玉翎从他这里再也得不到精神上的认同、理解和支持，他们二人的婚姻就难以避免地陷入危局。
沈玉翎大学时代的同班同学方若施，和她同时出场，各方面都和沈玉翎互为镜像。方若施人生当中迈出的每一步都是她自己的主动选择。童年的心理阴影，自我实现的强烈愿望，让她的每一次选择都带着明确目的，而她的目的，就是世俗意义上的“成功”。在大学时代，“出国留学”是成功的重要标杆，她就出了国；到了美国以后，华尔街是令所有人仰视的地段，她就进入华尔街，还要不断努力向上爬。一刻不肯松懈，在任何方面都不能松懈，包括感情。
她一直待字闺中，不是不想要真正的爱情，却不可能像沈玉翎那样去投入一段感情，因为她不允许自己相信，更不允许自己依赖。任何人任何事都不能阻挡她朝着自己的人生目标迈进，与“爱情”这种虚无缥缈的东西相比，她更需要抓住另外一些可以测算，可以掌握的东西。当她遇见孟繁星，让她怦然心动的不完全是这个男人本身，更是他所展示的客观“条件”。这些“条件”足以让方若施决定将她和孟繁星的关系一步一步发展下去，至于孟繁星其人到底是不是同性恋，并不是问题的关键。
从另外一个角度和沈玉翎相对照的，是她的邻居王涓涓。同样是因为一个男人而离家去国，沈玉翎的被动陪读是为了坚守爱情与婚姻，王涓涓的主动下嫁则是为了逃离失恋的窘境。当她顺从父母的安排，嫁给章明并到了美国，章明已经念完书，在做博士后研究，为她的自我放弃准备好了必要的客观条件。她作为博士后的太太，可以合法工作，也可以免费修课，但她什么也没做，她从一开始就没打算以独立的身份融入新环境。“她被初恋重创后休克，被移植到美国也并没有苏醒，她只是在新的国家新的围城中继续休克，甚至更加休克，因为她终于躲开了失败的环境，在一个没有外界压力的围城中放任自己休克。”（陆蔚青，2016）随着时间的推移，她与新环境的现实距离越拉越大，心理上越来越孤独，所以她是书中女性当中最早意识到“裸根移植”这个问题的人。当沈玉翎她们顽强地扎根求生，她放弃了自我奋斗，又放不下心理优越感，终于导致章明的极端反弹，她的温室被彻底击碎。她要到这个时候才会真正苏醒，正式进入谋求经济独立，而后精神独立的程序。
韩悦，是书中唯一学理工科出身的主要女性角色。她相信爱情，但比沈玉翎理性；她坚守婚姻，又比王涓涓独立。当然现实不是偶像剧，他们的婚姻必然要遭遇考验，尤其在两个人隔着偌大一个太平洋分居两地的状态下。韩悦诚然没有因赵明中的出轨而放弃他，赵明中也没有因第三者介入而放弃婚姻。当韩悦意识到赵明中的“反常”，没有用一哭二闹三上吊的伎俩去胁迫他，她选择了隐忍；实际上赵明中也已经同时在计划主动结束与第三者的关系，逐步向她靠拢。他们的婚姻保卫战，并非韩悦一厢情愿地死守围城。
男性们或许不如女性敏锐，但他们也绝非无脑的播种机。在生理本能的冲动之外，他们需要精神上被肯定，心理上有归属，这一点两性之间并没有实质差别。韩悦用知书达理、恩深情重制造的家庭向心力，将赵明中最终从外面花花世界的诱惑里拉了回来。相反，另外一个女人，富家出身的林锦凤，却用她的刻薄放肆、虚荣跋扈所产生的离心力，将她的丈夫刘家鼎甩出围城之外。
刘家鼎一出场，便已年过花甲。作为一个早期到美国避难的印尼华裔，他背负着家破人亡的沉痛记忆，一心只要创下一番事业，光宗耀祖。他的前半生，实际上就是方若施的翻版。他和林锦凤的婚姻，不过是一场交易，一个跳板。他交出了自己，换得一张美国中上层社会的快车票，以及自己衣食无忧的生活。如果没有遇到沈玉翎，他会在一个接一个的生意往来、宴饮酬酢之间，继续忍受林锦凤的无理取闹，他甚至从来没有清楚意识到自己内心深处的孤独、沮丧和压抑。
可是他终究遇到了沈玉翎。沈玉翎善良而不工于心机，有品位而不耽于物质享乐，和林锦凤完全相反。不过，他对这个女子的风度气质有好感，他的年龄、身份、阅历等等却并未允许他对她一见钟情。他们二人之间，主动越界的一方是沈玉翎。而界限一旦被打破，爱情这把迟到的野火“顿时照亮了他空寂的心田，并点燃了他的灵感，也彻底搅扰了他的神志，”（林楠，2016）让他体会到生为一个男人的激情与被体贴、被温柔对待的幸福。沈玉翎以及她的爱情，带着刘家鼎走出了旧生活的一潭死水。然而，正如他自己所说，前方没有一个“后半生”在等着他了，而且现实中死亡阴影的逼迫比他自己预计的来得还要迅猛，他将用什么，又能用什么去确保沈玉翎的幸福？！
沈玉翎的“红杏出墙”，是一种必然。她在与秦中恺的婚姻里不断地自我暗示“要知足常乐”，可强烈依赖于感情活力的内心却无法“在现状底下休养生息”。她对刘家鼎的表白，是长期自我压抑的爆发，她所真正爱上的不见得就是这个人——因为她对此人根本谈不上了解——她爱上的是爱与被爱的感觉。沈玉翎刻意在一段非份的感情里去体验自我的原始回归与重新塑造，可她和刘家鼎之间缺乏产生共同话题的基础，自始至终没有精神层面上的交流。她和刘家鼎在一起时常产生“这个场景我曾经历过”的幻觉，堕入想像与现实交织重叠的迷乱。
“那‘曾经经历过’的，或许她根本就没有真正经历过；或许那只是她对自由心灵的追求、对理想爱情的憧憬而已。”（江宏，2017）沈玉翎实际上从未真正得到过她所期待的，那种灵与肉高度契合的两情相悦。不论是与程雳的初恋，与秦中恺的婚姻，还是与刘家鼎的婚外情，她的对象们都没有与她类同的，对感情的认知和处理感情的态度。当刘家鼎订立遗嘱留赠房产股权，目的无非是为了保障沈玉翎“生活无虞”，则他和秦中恺的思维逻辑并无不同。那么沈玉翎最终是否能得到精神与情感上的“安全感”？刘家鼎是无法给她答案的，即使没有身患绝症，他也不能，其他人更不能，沈玉翎必须自己去寻找，去确认。
现实中处处是伦理陷阱，情感逻辑陷阱，“女性真正的精神解放和情感自由，只能靠她们自己。”（王红旗，2016）沈玉翎和她的同伴们，这一众唱着港台情歌踏上新大陆的一代女性，展示着她们自我的存在与异国的生活经验，“她们所接触的那片土地，是美国的，纽约的，曼哈顿的ParkAvenue！她们是扎根在那样的地方的牡丹。不是法拉盛大铁桥底下来来往往，用菜篮子车撞人的那些女性。她们有风华可展，她们才是可展风华的女人。她们有她们的自信，有她们的未来，当然也有她们的渴望。”（赵淑敏，2017）“她们不仅克服了巨大的文化差异给生活、心灵、精神带来的震荡与不适，还顽强地扎下根来，茁壮成长、渐次绽放。”（江宏，2017）
她们如牡丹一样的生命，坚强着、美丽着同时脆弱着，在盛放之后究竟要走向怎样的结局？沈玉翎身为人母之后，她的爱情终究着落到何处？方若施嫁入豪门之后，会不会最终重蹈刘家鼎的覆辙？王涓涓学会了及时行乐，是不是就能一直快乐下去？韩悦为保卫婚姻做出的牺牲，会不会成为以后的定时炸弹？……我没有答案。因为时间流动着，处在中西文化交接点上的这些女性的命运也流动着，正如《爱情人生》里原来的收尾——
“记得林语堂说过：‘男子只懂得人生哲学，女子却懂得人生。’可是有谁知道，什么样的人生才算是一个女子完美的人生？
我是个女子，却不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