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二十多年前，我在汽车连当文书。老兵退伍前，照例是点验。也就是把所有的退伍老兵集合起来，在操场上打开个人行李箱包，看有没有不该带走的东西。我跟随连队干部在几列队伍跟前，一个一个地检查清点。待检查到一位姓郭的陕北老兵时，发现他的两个简陋的箱包里，一个里面装了旧军装等个人物品，还有一副碗筷；另一个里面装了废弃铁钉、铁丝、螺帽等，显得鼓鼓囊囊的。连长看到眼前的情形，没再伸手往包里翻弄，轻轻地叹了口气，旁边的战友看过来，郭老兵显得不好意思，小声地说道，“回家过日子用得着”。其实，在这之前，我早就发现，郭老兵在偷偷地拾破烂。一天晚上，我忙完连里的事情，朝着车场旁的汽车修理器材库。晚上，我住在那里值班。刚要进门时，只见器材库门口有一个人影，正弯腰拾掇什么东西。待我走近了之后，借着车场的灯光，一看就是郭老兵嘛。他见我到来，抢先说道，“是谁修完车不小心掉在了地上”。我睁大眼睛一瞧，是一把锈迹斑斑的小扳手。想着小扳手也没多大用处，况且库房里有的是，我有些不耐烦地让他拿走。至于拿走干什么，我没有去多想，只当他是拿了去，积攒起来卖了赚些小钱。郭老兵没有拿走小扳手，硬塞到我的手里后，消失在了车场的夜色中。平时，郭老兵沉默寡言，显得心事重重的，偶尔说上几句话，也是一口鼻音浓厚的陕北方言，除了开车就是在呆在车场里，把车擦拭得干干净净的，或一身油污地在车下钻来钻去。兵们都说郭老兵抠门，当兵四、五年了，愣是没请谁吃过饭，这话我信。连队门口有一家干拌面馆，兵们三三两两地去搓一顿，但我从来没见郭老兵去过，倒是经常在邮局遇见他。他取了一张汇款单，趴在柜台上写地址，字迹歪歪扭扭地，显露出难得的轻松神情，没有觉察到我就在旁边。郭老兵在退伍之前，刚刚随着车队驱车数百公里，到驻玉树、果洛部队送过冬的煤材、白菜等。这样的运输任务，必须赶在10月份大雪封路之前完成。青藏高原路况很差，高寒缺氧，翻山越岭，昼夜兼程，每去一次，来回要半个月，途中的险情不断，等于到鬼门关闯过一回。这些引以为豪的经历，除了带给郭老兵几张嘉奖表，跟他能否转个志愿兵、跳出农门没有多大关系。我是文书，管理着老兵的档案袋。郭老兵当了五年兵，档案袋与来时一样地单薄。我的心里生出一些感叹来，不知道他回到故乡后，能否有车可开，有条好的活路。
在庞大的营盘里，郭老兵平凡得像一株高原芨芨草，大约没有几个人能够记得起他。二十多年来，我也只是间或想起他。在依稀的记忆里，有一个细节令我难忘。每年深秋季节，照例又是给高寒部队送过冬物资。起床的军号声响过之后，车队浩荡出征，车声隆隆，鞭炮震天，我与留守官兵站在连队门口目送壮行。郭老兵的车走在最前头，在我的目光里缓缓穿行。在高高的驾驶室里，他手握方向盘，抬头挺胸，精神抖擞，深凹的眼眶里，透射出的眼神，是那么地专注、坚定和从容。
（二）
行伍生涯二、三十年，加之自己也是“穷”兵出生，使我对“穷”兵多了一份关注。一个寒冷的冬天，我在一个叫扎麻隆（藏语）的地方训练新兵。那里原来是一片废弃的厂房兼家属院，在一个光秃秃的土山脚下，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距离西宁有四五十公里远，显得破败、荒凉而又偏僻，官兵的艰苦生活自不待言。冬天里，烧的是自己糊的土煤炉子，一张棕垫铺在水泥地上，码一排废弃砖头当床沿。而这些，都不打紧。作为新训骨干班长，我和连队干部一样，最担心的，就是怕新兵来队后，吃得不好给偷跑了。班里只要有一个逃兵，就没有好日子过了，即便是“围追堵截”把逃兵找回来，不挨处分作个检查，就是不幸之中的万幸了。所以，我们陪着笑脸、套个近乎，把炊事班的兵千方百计哄好，办好伙食顶半个指导员么。尽管如此，还是强差人意。我们先期到来，不是没有感觉。新兵来的头一顿饭，照例是一大盆面条。记得那年我带的新兵，大部分来自甘肃某地。不知道那儿是穷是富，不像现在百度一下，就什么都了然于胸。傍晚时分，头一批新兵甘肃兵来了，分到我们班有五、六个，一个个脸庞黑里透红，是那种地域标志性的肤色。在稍作安顿休息后，我便领着新兵们去吃饭了。在厨房前的空地上，一大盆面条搁在寒风中，哪里还有什么餐厅。面条虽然冒着热气，但说实在的，我不想多吃一口。面条虽然是麦子粉轧的，但模样儿又粗又黑，不知道里面掺和了啥，撒了一些白菜叶子儿，几片薄薄的白肉肥多瘦少，油水儿少得可怜。我的心里七上八下，就这样的伙食，还能拴住兵心？！新兵们围成一圈，我给每人盛上一碗，笑着说，“同志们趁热吃多点，以后的伙食会改善的”。事实上，我说这话没有底气。但出乎意料的是，新兵们在端了碗后，先是显得有些拘谨，接着就埋头吃开了，鼻尖儿碰着了碗沿，面条顺溜地往嘴里送，接着只剩下一片呼啦、呼啦的声音，看上去大家吃得很香、很得劲儿。望着眼前的情景，我心里满是狐疑，敢情这伙食对他们的胃口？！待他们吃得差不多了，我就问，“这面条好吃吗？”一个瘦高新兵嗡声说道，“班长，俺们在家里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的白面。”问其他新兵，均点头称是。至此，我心里的一块石头落地了。至少，不用担心这帮新兵蛋子擅自跑了。与甘肃籍新兵们朝夕相处，片言只语当中，感到他们的家境普遍比较贫困。几个兄弟共用一条裤子，一个水窖的水用上半年，等等，都不是传说。其中一个新兵讲，当兵前，他从来没吃过方便面，哪有那闲钱儿买哩。还有一个新兵讲，当兵档案上写的初中，其实小学还没毕业，为什么啊，没有钱交学费。一次开班务会，其中一个新兵说，他当兵时仅带了五块钱，还是左邻右舍你一块、我几角给送的，希望排长、班长别让他去买罐头、火腿肠。实事求是地讲，个别新训骨干很不自觉，存在爱占新兵便宜的“小腐败”。好在这是极个别的现象。临近年关，大雪下个不停，零下二十七、八度还在训练，连长体恤新训骨干们辛苦，到了星期日，自己掏了腰包，让通信员外出买了猪头肉和下酒的凉菜，在连部办公室犒劳大家。我们吃得心安理得，现在想想，是在“脱离群众”呢。来到新训点之前，我所在机关的一位领导，与我是忘年交的文友，故而对我厚爱一层。快过除夕了，他托人给我捎来一大包吃的，鸡爪子、酱牛肉、火腿肠、炸花生、瓜子、糖果等，约摸有十几个样儿，我与本班的新兵们共享了。特别是那几个甘肃兵，说那些吃食好些都没有见过。他们训练都很刻苦，把在家干农活的劲儿，全都使了出来，在连队组织的会操中，我班拿上了好的名次。三个月新训结束后，他们分到了各个工作岗位。但他们当了三年兵后，全都退伍回到了家乡，没能留队考学或转志愿兵。我在想，他们不是主观上不够努力，主要是文化程度较低，写一封信都很吃力，一个新兵干脆就是半文盲。但是，他们对于部队的贡献，是不容抹杀和忽略的。
二十多年过去了，我与他们断了联系。不过，一个偶然的机会，有一个我带的甘肃兵，竟然找到了我，还加了微信，一口一个班长地叫我，一下子把我拉回了新训岁月。特别是，通过他，我了解到，他的那些老乡战友，在回乡后都有出息，脑子活泛，各行各业都有。他呢，先是在村里当了民兵营长，后来到了南方打工，有了一些本钱后，返乡办了个砖厂，现在是个不大不小的老板。看来，他们的这个兵没白当，至少，活学活用了“穷则思变”的理念。
（三）
我做行政秘书时，一个来自大别山区的新兵，姓Z。人很机灵，也很本分，有几份帅气，新兵连结束后，直接挑到了机关当公务员兼打字员。他的家境也较贫困。父亲种责任田，母亲常年有病，一个妹妹在外打工。他为数不多的津贴，大部分要寄回家去，穷人的孩子懂事早啊。小Z来到机关后，干活有眼色、肯出力，字打得又快又好。打字技术是从一个老兵那儿学来的。但这个老兵有些“倚老卖老”，平时把小Z支使得团团转。一次，我走进打字室里间的宿舍，看到老兵正四仰八叉地躺在床上，小Z则在床前边上，原地边跑步边唱歌，唱的是“说打就打，说干就干，练练手中枪、刺刀手榴弹……”，声音中带着哭腔与无奈。老兵调教新兵的招法儿，可让我大开了眼界，让人又好气又好笑。我的火气窜了上来，当着小Z的面，把老兵猛剋了一顿。小Z则因为此事，对我存有一份感激。不过，在我看来，对于歪风邪气，我这个管兵的秘书，三个字就是“零容忍”。小Z上了两年高中，文化基础不错，我告诉他要把握机会，争取来年考个军校。因此，我对他爱在点滴、严字当头。特别是有一回，他犯了个小错儿之后，让我“抓住了把柄”，让他真正“听我的话”。我办公室的那部话机，可以打通市话，但不能打长途。但在一个季度末，通信部门送来话费单子，我的话费较以前高出好几倍。一开始，我还以为是搞错了，差点跟人家参谋争执起来。但人家一笔一笔地指给我看，发现一串长途电话中，不是打往湖北蕲春的，就是打到广东某地的。我一下子明白了，一定是小Z干的好事。没费多大的功夫，小Z彻底地“交待”了。他打出的那些电话，是分别打给在家的母亲和打工的妹妹的。但我的话机没开通长途啊。原来，我的办公室的隔壁之隔壁，是首长的办公室，话机能打长途。小Z有钥匙，每天给首长打扫卫生，八小时以外可以自由进出。他先是在首长办公室拨了电话，用手击打一下话机弹簧座，再跟进一个什么操作动作，长途功能就转到我的办公室了。而这个办法，据说是从通信站战士那儿学的。这事儿我一听就晕菜，也没敢跟处长汇报。这不，打那以后，我对小Z盯得很紧，生怕他给我惹什么事，还断了自己的前程。他虽然知道我对他好，但还是有些想法的。一个早晨上班后，我推开办公室的门，呵呵，桌子上摆了一封信，但没有封口。打开一瞧，是小Z写给我的，是在给我提意见，对我是又敬又怕，但也是很坦率、很真诚。凡事过犹不及，我适时调整了自己的管理方法，巧妙地引导着小Z向好向上。在这儿，顺便说一件事。记得小Z刚分到机关时，虽然工作表现不错，但干起事情来，缺乏恒心、韧劲，有些虎头蛇尾。于是，我让他写一篇作文，名字叫《论持之以恒》。他硬着头皮写完后，我给好好地改了几稿，“逼迫”他把内容背下来，然后照着去做。这一招还真灵，一段时间下来，他的变化进步很大。这不，一年以后，小Z报考军校，语文试卷发下来，作文题目就是《论持之以恒》。小Z那个高兴呀，几乎在考场里笑出声来。这歪打正着的事儿，收到了无心插柳之效。我们的感情与日俱增。记得有一年春节，小Z探亲归队后，背着一个大塑料桶进了我家，是一桶自家酿的米酒，足足有二、三十斤重。想象一下吧，小Z背着那么沉的酒，还有一些别的行李，走山路、坐汽车、挤火车，千里迢迢，正值春运，也不知他累成咋样，让我和妻子很是感动。十六、七年过去了，惟有小Z送我的那一桶米酒，成为珍藏于心的感情“年份酒”。
现在，小Z成长为一名优秀的营级干部。他在山东潍坊结婚办喜事时，我和妻子坐着火车赶了过去。现在，我们虽然很少见面，但从未中断过联系。我无论是为官还是为民，小Z都是“老哥、老哥”地叫我，没有任何地生涩、凝滞，有的只是一份恒久的战友兄弟那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