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后面的岁月相比，我九岁前的人生堪称完美了，甚至还有点牛逼哄哄的意思。
当然这个总结，只有在回忆时的对比中才会呈现出来，那时的我并不自知。
葫芦岛西山一栋二楼，上了楼梯右拐，就是我的家，母亲说，当初她选择这套房屋，是因为两个房间都朝阳，母亲喜欢阳光，这个北方小岛上的阳光实在是太慷慨了，给了来自雾都重庆的母亲很大的慰藉。
我家楼下就是派出所，斑驳的蓝色大木门架着滑动的铁质门锁，很威严。
平日里，大门是敞开的，可以看见里面巨大的深色办公桌，上面卧着黑色的拨号电话，站着暖水瓶，躺着档案袋子和积满烟屁股的大烟缸。
我总想能看见手铐什么的凶巴巴、令人倒吸一口冷气的东西，却未曾见过。
洪所长端着冒热气的大茶缸子站在门口，看见我，他严肃的脸膛会露出一丝温和，在我的头上轻拍一下。
如果派出所的大门是紧掩的，那么就有可能是在审讯“坏蛋”了。
几个孩子屏住呼吸，贴着厚厚的门，听里面吓人的呵斥，拍桌子的声音！一旦有人出来 ，孩子们立刻四散，我则迅速窜回楼上去。
我家对门，也就是上了楼梯左拐，住着一个非同寻常的小老太太，董菲。
她是造船厂厂长，戴着眼镜，很严肃，花白的头发一丝不苟地拢在耳后。看见我，总是一句，这孩子大脑门儿。
冬天真是冷，木窗的玻璃厚厚一层窗花，母亲每早催我起床，都要一边作势往棉衣裤里吹几口热气，一边喊着口号：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真好使，我拱出被窝，把胳膊腿伸进凉丝丝的衣裤。
托儿所的屋中间生着胖炉子，围着一圈木栅栏。衣襟上别着手绢，拖着鼻涕的孩子们靠墙围坐，炉火旺了，孩子们像开春后的小鸟，叽叽喳喳热闹起来，嘈杂得不像话了，阿姨就会喊：“一二！”孩子们条件反射般齐声回应：“肃静！”
比我大七岁的哥哥，不仅给我起了个小名“丫丫”，还教会了我走路。
哥在家的地位没我高，因为他太调皮了，成天挨父亲的打。
哥负责送我上托儿所，每天都在路上叮嘱我，把小包里的饼干给哥留两块。一次，他将饭盒里的一枚煮鸡蛋剥开，吃了蛋黄，又将蛋清合拢，再不露声色地把饭盒交给托儿所的阿姨。
在家里，他把脑袋伸到小气窗外面学抽烟，被我发现，怕我告状，就把烟塞进我嘴巴，怂恿我也吸一口。
甚至有回，哥偷回一只海军大院里军犬的幼崽儿，去托儿所接我回家时，还用这个嗷嗷乱叫的小家伙儿吓唬我。海军部队当晚就放出军犬破案，结果大狗直奔我家而来。不可避免地，哥又挨了一顿揍。
一九七六年，唐山大地震那会。晚上，警报响了，母亲背起我，去推熟睡的哥哥，他却酣睡不起，母亲只好先背我下楼，回头再接哥哥。
那一次，三岁的我，突然意识到了对哥哥的爱，即使平日里，我总是生他的气。我焦急地等待母亲把哥哥也带到地震棚，才安下心来。
和淘气的哥哥相比，身为公安处长的父亲更喜欢我，有时甚至到了纵容的程度。有天晚上，他耐不住我的软磨硬泡，豁出去了，把他的手枪 卸了子弹给我玩。
那个锃亮的铁家伙，真是很重啊，我两只手才能搬动。
那时，母亲对我也颇具耐心，托儿所的院子里，有一棵大芙蓉树，开花的时节，我时常在下面玩耍。附近的电影院散场了，我央求母亲把我抱到树干上坐着，然后让她离开，希望路过的人以为我是自己爬上去的。
那时，父母也会吵架，可殃及不到我。父亲甚至不会当着我的面教训哥哥，我哥挨过很多花样翻新的揍打，我一次都没看见，都是后来听邻居街坊说的。
没有什么是需要我担心的，更没有什么让我恐惧，不用思考，没有疑惑。
九岁前的人生，我是满意的。
小学二年级，一个周三的下午，身为班长的我组织几个同学，还凑钱买了一束塑料花，步行十几公里去望海寺医院，看望生病住院的老师。
路上下起瓢泼大雨，几个浑身湿透的小孩到了医院，把老师惊呆了！我们还忙着把花插进罐头瓶，摆在床头柜上。
这可怎么办呢？那时只有通勤的小火车，离医院好远呢！一个医生认出我来，父亲曾是这个医院的院长。很快，一辆船厂派来的小面包车，把我们几个落汤鸡一个个送回家。
父亲对我的爱，辉煌了我的童年。
九岁，父亲去世后，我像是暴露在草地上的离群羔羊，林子里有那么多可怕的眼睛……我是猎物，是砝码，是负担，出现在哪里都不合时宜。
好在人生初始的岁月，我也曾在爱中，在温暖的怀抱、可爱的家中，我的人生底色有了光。
这些关于爱的美好的启蒙，像一粒种子，牢牢根植在心底。
风雨飘摇三十余载，这粒种子，也终于生长成一棵可以庇护我余生的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