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在沪上《私家地理》杂-志时，写下的游记文字。以后再没有那样孤身行旅的姿态了。
芷江真是个好名字。
芷江即沅州。屈子流放沅湘时采撷岸芷汀兰，说“沅有芷兮澧有兰，思公子兮未敢言。(《湘夫人》)” 芷是兰科植物，生根在悬崖罅隙间，或蔓延到松树枝桠上，长叶飘拂，花朵下垂成一长串，风致楚楚，香味淡远。沈从文说：“估想他当年或许就坐了小船，溯流而上，到过出产香草香花的沅州。……若没有这种地方，屈原便再疯一点，据我想来，他文章未必就能写得那么美丽。”既是名句动人，后人干脆将沅州改为芷江了。
芷江有傲人的前身。芷江历来被称为“滇黔孔道，全楚咽喉”，在汉代名潕阳；五代时，芷江称沅州府治，当时为九省总督府所在地；清朝时为偏沅巡府所在地（相当于省会。后来偏沅巡府迁至长沙，到后来改为湖南巡府，乃湖南建省之始。）。二战时，这里是盟军在远东地区最大的军事基地，中国陆军总部所在地，远东第二大军-用机场所在地……国民政府在此地与日本军方洽降，史称“芷江受降”。
而到今天，芷江只是座人们不甚熟悉的小城。
到了张家界转火车至怀化市，再乘汽车一个多小时，就到了芷江县城。
沿路山势平缓，一直邻江而行。江不甚宽，水极静，偶见渔船，都凝在江心，水纹不兴。这就是穿过芷江的潕水。“好文章不必好句子连着好句子一路下去，要有傻句子笨句子似乎不通的句子，之后而来的好句子才似乎不费力气就好得不得了”。风光也是如此，这平静的潕水忽然就有一座世上最大的侗乡风雨桥露出面目来。
龙津风雨桥是芷江的象征。最早建于万历十九年（1591），由僧人宽云四乡募捐修成，宽云曰：“桥形如龙，渡口为津，取名龙津桥可也。”所谓风雨桥即是廊桥，桥上廊屋鳞次栉比，百物杂陈，往来云集，就是一个集市。风雨桥是侗族村寨标志性建筑，深入侗寨随处可见。龙津桥是目前侗族风雨桥中的老大，桥长250余米，宽12余米，不过廊屋桥亭重建于1999年，没经多少风雨。虽是新修，依旧不用一钉一铁，全系木质结构，卯榫嵌合，四角翘檐，五顶层叠，宝尖冲天。这桥曾是湘黔连接的枢纽，沈从文在杂记《湘西》中提到这桥：
“河流到了这里忽然展宽许多，约三分之二里。一个十七墩的长桥，由城外河边接连西岸，西岸名王家街，住户店铺也不少。 三十年前通云贵的大驿道由此通过（传说中的赶尸必由之路）……”
沈从文在这里专注了一句“赶尸必由之路”，让我对这湘西怪俗好奇起来。沈从文在另一篇文章里写道： “经过辰州（今沅陵），那地方出辰砂，且有人会赶尸。若眼福好，必有机会看到一群死尸在公路上行走，汽车近身时，还知道避让在路旁，完全同活人一样。”我问过当地老人，都只说小时听大人说过。至于年轻人，已经闻所未闻了。
从人类学家和民俗学家的记载里能看到一点端倪。
湘西民间，自古就有赶尸这一行业，学这行的，必须具备有两个条件：一胆子大，二是身体好，同时还有一个特殊的条件，相貌要丑一点。这个行业是有师承的，必须拜师。学成后，通过辰砂画符可以晚上带死尸走路。不挑灯笼，手中摇着一个摄魂铃，让夜行人避开。
这种巫术现象很多科学家在进行研究，各说不一。然而，另一种说法是，“赶尸”其实是黑帮的走-私活动，借这种令人毛骨悚然、争相走避的队伍，掩饰其非法行为。
龙津风雨桥的西北端，有天后宫。“天后”即闽人信仰的“妈祖”，所以这里又称内陆最大的妈祖庙。从河边踏上17级台阶，青石雕花栏杆围成的门楼斗拱飞檐，颇有气势。门坊由4根石柱和95幅青石浮雕画屏镶嵌而成。青石浮雕中有名著《武汉三镇》，常被画册征引。《武汉三镇》的面积仅0.216平方米，悉将三镇尽收浮雕之中，长江、汉水二水交汇，舟来楫往百余只，舟子或闲谈、或对弈、或摇橹、或饮酒，形态各异，岸边店肆繁忙，黄鹤楼、归元寺则用镂空手法反复经营……所以天后宫是县级文物保护单位，而单这石坊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入得门坊，天井中有女道士闲坐看花，一回首，忽见门坊背面门楼二层为一戏台，格局与寺庙大相径庭。后知天后宫又是当年的福建会馆，就不奇怪了。《芷江县志》载：“乾隆十三年（1748）福建客民所建。” 戏台有对联：“凡事莫当前，看戏何如听戏好；为人须顾后，上台终有下台时。”这“顾后”说得贴切，回首看戏，身后可坐着天后娘娘呢。横批高悬“大千世界”四字，点破身世之感。
侧殿才是供着道教的主神的三清殿，四周排着些碑刻。
据报道，芷江县文物管理所集到一块石碑，碑文落款处刻：“潭阳（今芷江）邓其鉴撰文；渭阳（今凤凰）沈从文书丹；渭阳沈岳焕（沈从文原名）篆额。”立碑的时间为“民-国十年（1921）岁次，辛酉二月谷旦。”经考证为沈从文青年时代的书法手迹碑刻。这块石碑一直被当地农民当作搓衣板，直到文物部门发现后才得以保护，移进天后宫。
我没有找到这块石碑。
沈从文和芷江的渊源不浅。沈从文虽是凤凰人，但有五舅在芷江任警-察所长，由他安排，沈从文在警-察所里作了一名办事员。碑文的书法就是那时写下的。
除了五舅，沈从文还有一家在芷江名望最高的亲戚。这就是担任过民-国政府总理的熊希龄的家族。那时，熊希龄已迁居北京，坐落在芷江-青云街的熊公馆，由熊希龄的七弟熊捷三照管。熊捷三的妻子，便是沈从文的七姨。熊捷三本人也曾做过国会议员，在芷江是头号人物。沈从文就是在熊公馆阅读了大量的中外小说的。
听说沈从文在芷江做事做得好，有出息，母亲便带了沈从文的九妹，来到芷江，在熊府附近赁屋与儿子住在一起，卖屋所得近三千块银元，全数交由沈从文经管。
这时沈从文已到了18岁，不可抗拒的自然法则，使他糊里糊涂地恋上了朋友的姐姐。那朋友开始向沈从文借钱，似乎很讲信用，今天借钱，明天还钱，经过无数次借还之后，沈从文终于发现，由自己经管的那笔钱，有一千块左右不见了。
沈从文终于明白自己吃了大亏，那一千块钱连同自己的“爱情”一起子虚乌有。这事总有一天要被人知道，他感到在芷江再也无脸见人，便给母亲写了一封信。信上说：“我做了错事，对不起家里，再也无脸见人。我走了，这一去永远也不会回来了……”当夜瞒着母亲和熟人，悄悄地离开了芷江，果真再也没有回来过。
沈从文说熊公馆“离沅州府文庙只一条小通道”，我找到了文庙，而三进大宅的熊公馆则不见片瓦，原址上是芷江第一幼儿园。
进得文庙，见一地荒草，左偏殿拆得只剩下梁架，右偏殿的格窗竟砌了砖，住着一户人家，往里看，一地的锅碗瓢盆。正殿里没有素王像，倒有三个老木匠用绳墨锯刨做着新的格窗，一屋新鲜木屑的味道。正殿后即占为了芷江民族中学，既是兴学，想必孔子不会怪罪。
问那三个老木匠，算是重修文庙吗？说是，要抢在9月前修好，不是为了收门票，而是那时芷江要举行纪念抗战胜利的国际和平节，好些国际友人要来芷江呢。
这些国际友人不知道屈原，也不知道沈从文，来这里只是纪念那场史上空前的战争。
第二日，云压得很低，云里的湿气浸漫到芷江中心的十字街上。十字街头有个大大的招牌，画着陈纳德将军的画像，上有一行字：飞虎队陈列馆（原芷江机场指挥塔）——沿陈纳德路700米。
芷江很小，主要的街道就是这十字街，分别叫南街、北街、东街、西街，从东街去芷江机场的路已命名为陈纳德路了。
叫了三轮敞蓬“的士”，嘟嘟的摇过去，路上雨丝就漫下来了。天人感应就是这样，你去凭吊战争故地，断魂天就不期而至，拉下布景，定下基调。
早在抗战前的1934年，军事理论家蒋百里就预见：“中日战争爆发后，中国空军基地宜设在昆明，战时大本营宜设在芷江。”1937年战争爆发后，国-民-党中央航空委员会致电湖南省政府，要求在芷江兴建一个1200米见方的大型机场。后又多次扩建，遂成为二战中远东第二大军-用机场。
芷江机场也是陈纳德飞虎队的大本营，除陈纳德的航空队外，当时这里驻扎美军达六千余人。也就是说，在当年，在居民只有八千人的芷江小城的街道上，行走的外国人可能比中国人还多，形成一种特异的风情。
“秦鹿奔野草，逐之若飞蓬。”似乎旧战场总是荒烟蔓草、空荡荡的景致。一眼望去，当年远东第二大军-用机场并不甚大，夯实的机坪上（那时的机坪并不用水泥，跑道也只是卵石铺就）已长出了野花成片，雨雾里有三两只水牛在水墨中点出重色，像李可染的画。到了机场边上，车便不能进了，我打了伞向指挥塔慢慢走，十数个一人多高的石碾散落在机场边上（有的被炸-弹炸去一半），据说每个石碾重三四十吨，要由100多个劳力拉动。在机场遭到日军空袭后，立即填土石碾压，第二天就能使用。
我见一个石碾上坐着一对少年男女倚在一起，少女的衣色是灰调子中的鲜红。他们不怕这雨。
指挥塔只是一幢三层的砖楼，里面布置为飞虎队陈列馆，主要是陈纳德将军的事迹图片和他工作和居住的房间。指挥塔边有一栋砖瓦平房，为中美空军联队俱乐部，陈纳德将军及夫人陈香梅在此开过酒会。1994年，陈香梅女士来此凭吊，见当年遗址旧物依稀，物是人非，感触不已。她是幸运的。同年，美国国防部长佩尔斯访中国，一行人要到飞虎队当年的基地重庆和昆明去致敬，可惜那些地方年久失修或被占用，无可凭吊。
我一个人爬上塔顶，看见旧机场的一边是即将启用的民航机场，大而且光鲜。多少年，这里没听见飞机的轰鸣声了。当年，围绕着这块空地，打响了芷江保卫战，日本战史里称 “芷江攻略战”，中方称“湘西会战”。四个月后，日本军方代表降落到这里，交出战-刀，宣布日本投降。
芷江保卫战，是1944年以来，中国正面战场上打得较好的惟一的一仗。
盟军空军对中国战场的介入，已使日中的空中优势逆转，所以在1944年日军的“1号作战”中，中美空军在衡阳、零陵、宝庆、桂林、柳州、丹竹、南宁等地的7个空军基地和30余个飞机场，相继被日军占领或捣毁。至1945年3月，芷江机场就成了美国战略空军在华的惟一的前方机场。东京大本营认为，必须拔除这颗钉子。
日军投入这场战役的兵力共4个半师团，8万余人。国-民-党军在湘西战役中动用的都是中央军精锐嫡系——9个军26个师多为美式装备，共计兵力20余万人。无论陆、空军综合力量对比，中国-军队已占尽优势。而且湘西地形险峻，山峦起伏，尤以绵延300多公里呈东北―西南走向的雪峰山脉，为湘西的第一道天险（湘西会战又叫雪峰山会战）。
会战从1945年4月上旬至6月上旬，最终日军溃败而还。在反击过程中，杨伯涛师长将手边三个团全部打上去，不留预备队。并呼吁4方面军司令王耀威调各师合围，但王只派出一个团支援，致使日军残部逃出大半。鼎革后的1951年，两个人在北京秦城监狱碰面，杨伯涛仍厉声痛斥王耀威：“你是中国人的罪人，日本人的功臣！”王苦笑不语。
第三日，去城郊七里桥的受降纪念坊。天色阴沉依旧。
这里是芷江受降的原址。“抗-日烽火起卢沟，一纸降书出芷江”，起于卢沟桥，止于七里桥。
七里桥远不如卢沟桥体面，只是个十几米的水泥桥罢了，但以前桥头立一石碑，上刻“脱帽致敬”（此碑已移入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展览馆），因为前方就是受降坊了。
穿过抗-日凯旋门，迎面耸立着一座四柱三拱门的“血”字型碑坊，象征“一寸山河一寸血”。坊的正面大书：受降纪念坊，其上的领额是蒋中正所提的“震古铄今”，中门两旁的题联“克敌受降威加万-里，名城揽胜地重千秋”也出自其手笔。侧门拱额“布昭神武”、“武德长昭”分别出自于右任、孙科之手。坊背中门两侧是何应钦的题联：“名城首受降，实可知扶桑试剑、富士扬鞭还输一着；胜地倍生色，应推倒铜柱记功、燕然勒石独有千秋”。
原坊建于1946年2月，“文化大-革-命”被拆毁，1985年8月按原样修复。
受降坊左侧，是受降会场旧址，三栋黑色鱼鳞板式双层木结构平房，组成长方形品字。正中为受降堂，右侧为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左侧为陆军总司令、中国受降全权代表何应钦办公室。1945年8月23日，日本降使今井武夫向中国受降代表萧毅肃中将递交了降书，投降典礼就在这里举行。
今井武夫是8月21日飞往芷江乞降的，在机上还发现机枪一挺，遂从洞庭湖上空投入湖水之中。望着越扩越大的涟漪，今井武夫吟咏着日本平安时代一位战败武士所作的诗句：
饱经岁月苦
线朽香横斜
且顾残衣甲
褴褛难掩遮
后来两日的洽降，今井武夫的回忆录上记：“我们这几天的一切举动，好像发生在另外一个世界上的事，是由另外的一些人扮演似的，我只是沉痛地陷入伤感之中……”
但芷江，乃至中国，仍沉浸在狂欢之中，这场战争的胜利，毕竟太艰苦了。真的是“一寸山河一寸血”，整整3500万条生命。
可是芷江一度被遗忘了。一位当地人写：“很小的时候，就知道西晃山那边的芷江有个废弃的“国-民-党机场”。不过，我对芷江全部的印象，也就是那里有个“国-民-党机场”。 历史老师和中学历史教科书，都没有只言片语提到这座历史名城。我这个大山沟里对《地道战》、《地雷战》、《平原游击队》百看不厌的少年，不知道百里之外的芷江曾经有过飞虎队，当然，更不知道有个美国佬将军陈纳德。”
记忆太重，压得人喘不过气来。出得受降坊，我在桥边小坐了一会，回首看，发现这郊区的七里桥倒承载着芷江最大的声名，受降旧址和“亲妈”都在桥头。
凯旋门边有间叫“亲妈”的饭店，门面也不堂皇，却称芷江鸭第一。在芷江，几乎每个饭肆都能做出芷江鸭来，但要向芷江人打听吃鸭，往往被指向此“亲妈”，意为丈母娘，发音似“亲猫”。不时有挑担送鸭的，全进了亲妈饭店。
我在芷江宾馆吃饭，那服务员说他们的芷江鸭才是最好的，因为他们的厨师级别也高，连“外宾也要吃的”。
我说过，外宾不识屈原、沈从文，想必也不识芷江鸭的妙处。
芷江鸭以干锅形式做的，放在一个盛放了炭火的砂罐上煨制而成。选用当地仔鸭用料，体重2斤左右。肉嫩、骨脆、少脂肪，加工焖烧容易入味，加入香葱结、姜片、朝天椒，并在鸭肴中添放了本地一种香料——芷草。当地人乐于暗示，芷江饲养的鸭子之所以久负盛名，与这种与屈原喜欢的芷草关系神秘。如果不用芷江本地鸭和芷草，那就不是正宗芷江鸭。
我进得“亲妈”，当然要点芷江鸭。鸭子一端上来，见泡椒、菜椒、香葱结大量，其中生姜最突出，据说一只四斤鸭需用姜二三两，大块五花肉也是重臣。主角总是让押后，让随从左右分开，才出来亮相。品戏和品菜是一个道理。
只吃得一口，辛辣绝妙，令人振奋，泪就下来了。
忽然就心生感激，这是个和平年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