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蒙边界上，有一片草原，与其说是草原，不如说发黄的草随意撒在地上，一簇簇的，部分地方裸露着黄土，从蒙古刮来的强风，将黄土扬起，飞扬在湛蓝的天空。
在这片了无人烟，寂寞荒凉的草原上，却出现了一座边陲小镇。微弱的河流穿城而过，映着河畔藏传佛教的庙宇。整个城镇围着庙宇而建。
在河畔，有一户四合院。四合院并不是典型的蒙式建筑，不知为何要在草原上建起四合院。四合院南北各两间房，北厢房更大一些，西边是两间小储藏室，东边的院墙与邻居相隔。中间是片菜地，不大却密密麻麻挤满各种蔬菜，有的被高高架起，有的匍匐在地上。夏季少雨的时候，姥爷把水管上套着蛇皮袋，扔到菜地中，滋润着强光中的生机。
我在这院子里，度过了童年最美好的时光。这里的夏季凉爽又没有蚊子，每个暑假，妈妈都把我扔到这里。初次来，不到一岁，妈妈独自带着我坐着火车，又坐四个多小时的汽车来到这里。姥姥家没有卫生间，更不用说洗澡了。还不会说话的我哭着想要洗澡，姥姥找来家里洗衣服的大铁盆，用炭火烧起一平米大的大锅，给我烧洗澡水。一能洗澡，我就乐开花，因此，两岁前在姥姥家的照片基本上我都坐在铁盆里洗澡。
在姥姥家最喜欢的是在小河边度过的时光，我们穿着拖鞋，拿着姥爷做的渔网和小桶，跑到河里捞鱼。清凉的水在皮肤上滑过，在指尖中穿梭，流淌在我童年的梦里。初中时写的一篇姥姥家门前小河的文章，便被老师所惊叹，再到后来被杂志发表。细细想来，真情实感的流露总是会引起共鸣的。我提着装满小鱼和蝌蚪的小桶，倒在曾经小时候洗澡的大铁盆里，盼望着小蝌蚪有一天长大，会变成我的青蛙王子。姥姥坐在门前，正和一位蒙人老太太聊天。她们俩说话十分有意思，一个人说蒙语，一个人说汉语，却互相聊的十分投机。姥姥从小和蒙人一起长大，对蒙语十分熟悉，也渐渐的会说一部分。老太太也是能听懂汉语，却不会说。姥姥经常教我几句蒙语，现在却忘的差不多，只会数数其他全不记得。
姥姥经常给我讲她小时候放羊的故事，如何与草原上的蛇作斗争。她讲的有个东西我印象十分深刻，在山洞中发现了奇奇怪怪的岩画，她跟我描述，有的像是羊，有的像是牛，还有的像是女巫。她去世以后，我偶然看到一个记录片，姥姥放羊时候发现的岩画已被考古专家找到，是记录草原文明非常珍贵且历史悠久的文物。现在这些岩画部分运往包头博物馆，我站在它们前面，看到了曾经石器时期牧羊的情景，更仿佛我就是曾经姥姥一样的放羊娃，像发现新大陆一样，用好奇的眼睛扫视着这些岩画。
姥姥退休前是个裁缝，在商店里看到什么衣服款式，回家立马能一模一样做出来。我总觉得自己的艺术天赋多多少少有些遗传，幼儿园时便拿到全国绘画比赛金奖。姥姥退休后也一刻不愿意闲着，找来布和线，在家做起墩秀。针线一起一落，在布上留下密密麻麻的小孔。反过布来，用剪刀剪掉每个线头，一吹，牡丹花闪耀着芬芳，水波浮动，鱼儿在水中穿梭，犹如门前的小河。
我偶尔帮着姥姥做一些针线活。帮姥姥把图案画在布上，装模作样学着姥姥拿着针一上一下，在布上留下我的痕迹。姥姥虽然不识字，但对世界的一切充满好奇，犹如一个孩子。在她做墩秀的时候，我们一起坐在院子里，吹着凉风，我捧着一本书，给她读世界名著。印象最深的是，当我读到高尔基家有十二个孩子的时候，姥姥突然大笑，我说，怎么啦？姥姥说，真能生，比猪还能生。
北方独有的大土炕，冬天显得格外温馨。暖暖的，驱走零下三十度的严寒。姥姥把被子罗起来，叠得整整齐齐。我却把它们当做路上的障碍，把被子摆在大炕上，像跨栏一样跨过去，想象自己是只草原上的骏马，犹如墙上的贴纸，迈开自己步伐，跨越重重障碍，在草原上飞奔。最后被子摊在炕上到处都是，姥姥又笑着把被子叠起来，累在一边。
炕很硬，但我却觉得十分温暖，有热火的温度，也有姥姥的温度。晚上不睡觉，姥姥总是跟我说，草原上的狼每天晚上要挨家挨户地敲门，专门吃没有睡觉的小孩。我说我不怕，晚上在院子里数星星的时候还听见狼叫呢。
渐渐的，病痛爬上了炕。姥姥病情恶化，内蒙长期的寒冷，关节炎、风湿使她疼痛不已。半夜醒来，借着月光总能看到姥姥用力地拍打着她的双腿，疼痛使她难眠，药物使她得上了肝癌。
内蒙人格外的重视十二岁，称之为圆锁，相当于成人礼一样。我十二岁前，姥姥为我编制着钱锁，用一张张一块钱穿插起来，如旋转的风火轮。姥姥说，你多帮我去银行换点钱吧，我恐怕等不上你弟弟妹妹圆锁了。
做完我们三个人的钱锁不久，姥姥便走了。她在能说话的最后一刻，提出一定要回到生她养她的草原，那里是她的精神所在，灵魂要在那里安息。救护车风风火火地跑了800多公里，带她完成了最后的愿望。
北厢房里一年365天烟火缭绕，供着姥姥遗像。去世三年后，家里又贴起了对联，贴起了姥姥亲手剪的窗花。
很多年过去了，我还是会经常在院子里看书，只不过没有人再聆听，我不用再读出声，只有自己享受远离城市的恬静。
院子将要被拆了，小镇要转型成一座旅游城市，破烂的院子与新城格格不入。在院子拆前的最后一刻，我又回到了这里，捧一本书，弹着属于草原的歌曲。
房屋的拆迁似乎成了城市发展的必然，但对这座院子的记忆无法因城镇的发展带走。或许不是因为这院子，只是因为这院子里的人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