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倪慢慢

如果你问一个5岁的孩子："打人是不对的吗？"他很可能会用力地点点头："当然不对啊，坏人才打人呢。"但如果你把这个问题抛给成年后的大人，他们却未必能够给出一个确切的答案。

事实上，自申通快递员入室打人事件发生之后，即分化出几种不同的舆论倾向。一方大力维护遭受暴打的女生，为她的惨剧鸣不平；另一方则声援快递员不容易，更有人直接痛斥女生"谁让你态度那么恶劣，他打你也是活该"。除此之外，也有一大批人持观望态度，暗指"双方均有错，罪责相当"。

为什么"打人是不对的"这个看似简单的基准渐渐行不通了？当善恶对错的边界变得不那么分明，还有什么能够成为指引人们行为的准绳？

现实版的道德两难故事

上世纪50年代，心理学家科尔伯格（L.Kohlberg）曾以一系列的道德两难故事来研究道德认知的发展模式，其中最为著名的便是"海因茨偷药"的故事：海因茨为救重症的妻子，与药剂师商洽无法，夜晚撬开药店的门，为她偷来了药。

海因茨应该这样做吗？为什么应该？为什么不应该？法官该不该判他的罪？为什么？

在讲完故事之后，科尔伯格通常会提出一系列的问题。他真正关心的并不是人们对于这些问题的"是"或"否"的判断，而是判断之中的推理。依据此种研究范式，他提出了道德发展阶段学说，并认为16岁以后，一小部分人会向后习俗水平发展，其他人则可能长期滞留在前习俗或习俗水平，但仍有机会通过社会学习、观察模仿来习得。

申通快递员打人事件很有可能便是一个现实版的道德两难故事：一个女生因快递丢失投诉了快递员。后者被公司罚款200元，那相当于他送200个包裹所赚的钱。他反复去电，想跟女生沟通未果。女生表明自己在外开会，不便接听。几日后，女生返京，再度与快递员发生口角争执，扬言将继续投诉。快递员愤愤不平，最终入室殴打女生。

女生该不该被打？为什么？

人们纷纷表态、各执一词，试图透过零星的信息去拼凑事件当中的行为动机、结果反应及言语情境，却也折射出各自不同的道德发展水平。

多元世界的"罪与罚"

相当一部分人处于前习俗水平的惩罚与服从定向阶段，以行为的结果来判断行为的好坏，认为"你要是不犯事谁会打你"、"挨了打就是你的错"、"快递丢了忍一忍不就没事了"。类似的观点并不罕见，比如人们也常对抑郁症患者说"谁让你那么脆弱"，或是指责性侵中的受害人"你穿得那么少，分明是存心诱惑男人"，这种"罪有应得"、"恶有恶报"的古老认知，妨碍人们去看到事件背后幽深曲折的原貌，仿佛一件事只要受到惩罚，不管其理由是什么，就一定是错的。

另有一部分人则句句离不开自己，"我以前也遇见一个可恶的快递员，谢过他的不杀之恩"，或是"我也是一个快递员，社会从不把我们当人看"，他们看似为事件当中的一方声嘶力竭、摇旗呐喊，实则已经过多的代入了自己，是以自身的利益为准绳来进行判断。他们很可能处于前习俗水平的相对功利定向阶段，所谓"该打"是为自己的"该"，所谓"不该打"也是为自己的"不该"。至于具体事件究竟如何，在他们眼中已经不再重要。

除此之外，那些信奉法律条文、重视社会规范的人，则有可能处于道德发展的习俗水平，他们期望按照规范所要求的去行事，认为这本身就是有价值的，而不大理会这些行为的直接后果。他们重视"打人是违法的"、"重伤他人是有罪的"的相关规定，却也奉此为圭臬，或许将流于刻板，而少了一份人情味。

更高的正义与尊严

在科尔伯格的道德认知发展阶段中，后习俗水平是一个最终的发展目标，那意味着人们开始脱离利益或权威的把控，发展出内在的道德标准，不仅看见行为的结果，也重视行为的动机，以普遍的道德原则及良心为行为的基本准则，从道德的本质上去进行思考与判断。

以快递员打人事件来说，持有后习俗水平的人们很可能不再去强争是与非、对与错，他们愿意更深地去看见当事者双方的渴望与需求，看见对他们来说珍视与重要的东西分别是什么？他们是如何去践行这种愿望的？他们又各自付出了怎样的代价？

那是一种博大的理解与悲悯，愤怒、憎恶的情绪也将消融于此间。当那一刻来临，争执的人们或许将放下心中的刀与剑，面色平静--

"那最神圣恒久而又日新月异的，那最使我们感到惊奇和震撼的两件东西，是天上的星空和我们心中的道德律。"

但愿这纷杂的社会、心中的道德律，有朝一日也真的能与星空相媲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