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辽一代，首尾相加，凡二百一十八年，煌煌旧史，万绪千头。似此管窥蠡测之作，自不能巨细靡遗。姑举其荦荦大者，略加增减，以为笔谈之资。
讲述者 | 曹玉骞
公众平台 ： 東西
“地理山川隔，天文日月同。儿童能走马，妇女亦腰弓。”
“讲信邻方睦，尊贤礼亦隆。斫冰烧酒赤，冻脍缕霜红。”
--欧阳修《奉使契丹道中五言长韵》节选
“紫貂裘暖朔风惊，潢水冰光射日明。笑语同来向公子，马头今日向南行。”
--欧阳修《奉使契丹道回出上京马上作》
这两首诗同出于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欧阳修之手，时间是1055年的年底。这一年，在正史中有三个年号，分别是：宋仁宗至和二年、辽兴宗重煕二十四年和辽道宗清宁元年。
这年八月，辽兴宗耶律宗真病故，辽道宗耶律洪基即位。欧阳修正是以大宋王朝贺使的身份，北行契丹，顺利完成祝贺辽道宗登基的外交使命后，在愉悦的心情中写下了我们看到的这两首诗。
传统上，在中国民间，一提起辽代，总有点国仇家恨的印象。不是《杨家将》里的七郎八虎闯幽州，就是《水浒传》中的梁山好汉征辽邦。
但事实上，宋、辽自澶渊一战，缔结盟约，双方维持了一百二十年的和平局面。欧阳修的时代，宋、辽间使者往来频繁，不单故主辞世、新帝登基，对方会派遣使节吊唁或庆贺；就连每年的元旦和皇帝生辰，双方也会派遣贺正旦使和贺生辰使互致问候。
而许多鼎鼎大名的人物，比如寇准，欧阳修，苏轼、苏辙兄弟，不单在宋朝家喻户晓，在北方的契丹，也是声名赫赫。
比如这一次欧阳修的出使，辽道宗就在宴会中特意安排了四位重臣陪同，还特地对欧阳修说：因为你成就高、声望重，我特别提高了宴会的规格。
而从第一首诗里也可以看出，彼时彼地，辽、宋双方文化的趋同性已经愈发显著了。而契丹民族固有的强悍尚武风气，仍余风未歇。
这次分享的题目是：铁马秋风。这四个字同样出自宋代。陆游《书愤五首》所谓“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陆游此诗，用“铁马秋风”追述自己早年在抗金战争中的峥嵘岁月。但这四个字，同样是对塞外游牧民族最为恰切的描写。
秋天，是一年中最有利于游牧民族活动的季节。因为夏天多雨，道路泥泞难行，冬天暴雪，道路同样泥泞而且更加危险。只有秋天，秋风起了、秋草长了，中国北方的天空异常清爽，战马也养足了体力和精力。而人们也要为冬天做准备了，于是南下的抢夺掳掠也就该开始了。
而对于中原王朝和人民，每到秋天，就要特别注意防范游牧民族的侵掠，我们读中国史书时，常会看到的“防秋”，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而今天，同样是北方的深秋天气，来分享一个游牧民族的话题尤为适合。下面就请大家和我一起，在还不算萧瑟的秋风、和遍地金黄的秋叶的映衬下，走近去看一看这个契丹王朝的背影。
这次分享，源于一次旅行。夏天，我和一位朋友在上海说起远处塞外的医巫闾山，触动了旅行的渴望。于是，又约了两个朋友，从北京驾车，在八月末去辽代中京道，就是今天的赤峰、朝阳、锦州一带做了一次短途旅行。
旅行前，我本来没有特别的准备。但是被一位朋友批评说：你连《辽史》都没有好好读，怎么去考察呢？还有，你那么推崇宋代文化，但却只读宋代史料，缺乏了文化的对比参照，这样的知识体系不是太不完整了么？
于是，在他的激励下，我从书柜中取出《辽史》，用了一个星期，从头到尾、逐字逐句、完完整整读了一遍。（好在《辽史》篇幅不长，要是让我一个星期读遍《明史》，可能就吐血了。）
这是我第一次为了一个旅行，通读一部史书。彼时，我正好开始读记录北宋历史的《续资治通鉴长编》。两相对照，自然也颇有一些感悟。
而在这次旅行之后，我对辽代历史的兴趣却也倏忽高涨，于是又在十月间从赤峰向北，自驾去了辽代发祥地：潢水边的辽上京遗址，以及周边的辽代帝陵。
在这次旅行之后，我自以为有了一定的素材积累。说不上深刻，但是对于基础资料，有了比较完整的掌握。所以就有了今天的汇报和分享。
坦率而言，虽然常和朋友开玩笑说：我可能有粟特或者回鹘的血统（辽太祖述律皇后，也就是辽代历史上鼎鼎大名的应天皇太后，就出身回鹘）。但我对游牧民族建立的朝代并没有特别感情。
首先，在我的观念中，中国的主体和正统，始终是中原王朝。中原的界定，不完全在地理位置，而在对于华夏文明的接受态度，所谓“四夷来中国则中国之”。这也符合近代以前中国历史发展的大脉络。
传统上来说，中国文化的主流是承认普世价值的。只是，这个普世价值，是以华夏文明作为内核。而周边的部族、国家，往往以华夏文明作为标尺，衡量自身文明的发展程度。这就是几乎全部游牧民族，在建立政权后，都会经历相当程度“汉化”的原因。（当然，与之相对的，还有汉族政权的“胡化”）
其次，从历史上来说，许多游牧民族的政权，肇造之初，是相当野蛮和仄陋的。比如契丹早期，出兵仪式中有一个项目叫做“射鬼箭”，就是找一个敌方俘虏，用乱箭射死，以此祭告鬼神。
这种“万箭穿身”的巫俗，和今天亚马逊丛林中的食人部落一样，在人类文明的发展中所表现出的凶蛮状态，恐怕不是用“文化相对论”就可以轻易开脱的。
我知道很多朋友，一提起游牧部落、草原王朝，总会产生莫名的亢奋（我自己有时也会如此）。在我理解，这更多是由于一种现代人对于都市生活的逃离。相比于朝九晚五、格子间式的生活压力，无边无际的草原、成群奔跑的牛羊，总会给人以自由的遐想。
当然，很多现代电视剧，也会刻意营造出一种对于游牧生活的唯美主义幻象，仿佛一旦穿越回去，人人都成了“高富帅”和“白富美”，生活从此无忧无虑。
但是，我必须毫不客气的说，这不过是小资产阶级在街角咖啡厅的臆想罢了。真要穿越回去，恐怕今天都市人群中的大部分人是无法生存下去的。
我们对于游牧民族的遐想，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不熟悉”；但是，真正要试着了解一个民族、一段历史，我们需要的是将这种“不熟悉”转化为“熟悉”。
无论批评还是颂扬，我们都必须建立在“真实”的基础之上。而无论我对于游牧民族建立的王朝，抑或契丹本身持什么样的看法，都不会影响他实际的历史地位。事实上，契丹或者辽代，是中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朝代。
分享预告里，我提到，今天俄语里的中国是Китай，就是“契丹”。其实，不止俄语，就我所知，斯拉夫语系中的许多语言，比如乌克兰语、克罗地亚语中，对中国的称谓都是“契丹”。由此一点，其影响力可想而知。
作为横亘丝绸之路的北方大国，契丹在绵延二百年的历史中，在中西交通中发挥过巨大的作用。而女真兴起，天祚亡国后，耶律大石西迁建立的西辽，又因其扼守东西文明交流节点的战略地位，在西方广为人知。
中世纪欧洲人对中国曾有过一个称谓：桃花石。据学者考证，这个“桃花石”就是西辽。而我自己一直怀疑，斯拉夫语系中对中国“契丹”的称谓，更直接来自西辽对东欧的影响。
而作为一个游牧民族建立的王朝，中国史学也给了他正统地位。元代修史，宋、辽、金三朝史书并列，《辽史》同《宋史》一样，位列二十四史；而不是像西夏、渤海、高句丽等民族政权，仅分得一篇列传；或如西晋之后的五胡十六国，在史书中的地位只是僭伪并称的“载记”。
但是，虽有记载，有关辽代的史料却相当稀少。就拿元代的官修正史来说，一部《宋史》496卷，而《辽史》却仅有116卷。从卷帙上看只有《宋史》的不到四分之一，而其字数更是仅有《宋史》的八分之一左右。
更关键的是，除了《辽史》，中国古代竟没有什么关于辽代的历史可读。因此我们对于辽代的了解，只能借助于同时期宋人修撰的史料，比如《三朝北盟会编》，或者各种私人笔记和文字记录。
说到地上文物，同中国古代许多王朝一样，辽代的宫阙、城池、楼台、殿阁大多早已灰飞烟灭，剩下的佛塔断垣零星散布、寥寥可数。
那么，地下呢？同样寥落。辽、金、元三代的帝陵是最无保护可言的。元代因为无人知晓确切位置，也就罢了。辽、金两代的帝陵经过多次破坏与盗掘，多已形同废墟。
还好，自1970年代以来，许多辽代墓葬的出土，让这个契丹王朝逐渐变得生动起来。像内蒙古通辽地区（哲里木盟）的陈国公主墓、吐尔基山辽墓，以及河北的宣化辽墓群，都给我们提供了丰富翔实的辽代史料，让我们看到那个时代人们的生活面貌。
这样，我们从地上星罗散布的遗迹、地下埋藏千年的文物，结合《辽史》和其他相关史料，也可以断断续续的拼凑出一个王朝的样貌。虽然漫漶模糊，大体的轮廓应该还是不差的。
而且，《辽史》的修撰者是蒙古人，蒙古与契丹族源相近，蒙语同契丹语又同属通古斯语族。蒙古人编修的《辽史》，自然少了汉人的隔膜感。
因此，《辽史》中特别作了一卷《国语解》，也就是对若干重要的契丹语名词进行了解释，比如“惕隐”、“于越”之类。当然，我们今天拿来看，还是不免一头雾水。
在这里，我必须承认，对于所谓的“塞外之史，殊族之文”（陈寅恪语），我有兴趣却无能力研究。所谓东胡系民族的语源，或者多民族的跨语言、跨文化研究，我无力为之。对于少数民族的历史文化，我也远不如谈起汉唐宋明来的得心应手。
我今天之所以不避庸陋，完全是对过去几个月的学习和实地访古做一个总结。所以，今天的分享更多会是概要性的介绍，配合我实地拍摄的照片和在博物馆中搜集的资料。对于更加深刻的题目，希望博雅君子有以赐教。
有辽一代，首尾相加，凡二百一十八年，煌煌旧史，万绪千头。似此管窥蠡测之作，自不能巨细靡遗。姑举其荦荦大者，略加增减，以为笔谈之资。
《辽史·太祖纪》载契丹国境“东自海，西至于流沙，北绝大漠”，这是太祖奠定的辽代版图。从中可以看出，辽代东、西、北三个方向，都延伸到自然的地理分割线。那么，南面呢？太祖时，辽代边境大体在今天的内蒙古自治区南缘徘徊。
但是太宗时期，发生了一件被后代史书念念不忘、耿耿于怀的事变。后晋石敬瑭为了一己称帝的野心，认辽太宗耶律德光做父亲，并双手奉上“幽云十六州”。
所谓“幽云十六州”，就是今天的京、津，以及河北、山西两省北部；其中幽州就是北京，而云州则是山西大同。这两座城市，日后分别成为辽朝的南京和西京。
从此以后，契丹的南面边境延伸到今天的保定到大同一线。这也构成了辽代的基本版图。
（一）辽代五京
契丹对幅员辽阔的版图做了相对简单的行政区划——先在全国确定五个中心城市，这就是五京。然后在京的基础上建府，京、府并称，再以五京为基础将全国划分为五个一级行政区，就是五道。
具体说：就是以辽太祖亲自建立的皇都为上京临潢府（今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左旗）、以渤海国旧址辽阳为东京辽阳府（今辽宁省辽阳市），以医巫闾山左近的奚族故地为中京大定府（今内蒙古赤峰市宁城县），以幽州重镇为南京析津府（今北京市），以云州为西京大同府（今山西省大同市）。
与之相对的五道，就是上京道、东京道、中京道、南京道和中京道了，这五道其实各有侧重。
上京道是契丹王朝的根本所在，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的发祥地就在这里，也是辽代二百年第一座和地位最为重要的都城。同时，上京道还担负着控御西北各部族和西夏的重任。
现在的上京遗址还留下什么呢？答案是：除了城外的几处佛塔，其它遗迹早就被塞外的朔风吹散了。但这里曾经兴盛非常。
还好，这里还有一处博物馆，收藏了上京遗址出土的许多文物。
东京道的任务主要是安抚渤海国旧部。因为早契丹几百年兴盛，号称“海东盛国”的渤海国，一直是契丹扩张的一个重量级对手。虽然几经反复，终于被辽太祖所灭。
但几百年文化的累积，仍然构成了巨大的潜在威胁。辽太祖平定渤海之初，曾经命长子耶律倍以皇太子之尊担任东丹国王（就是渤海国王），号称人皇王，给予渤海故地半独立王国的待遇，可见这个渤海国势力之顽强。
这里，还要多说一句：岳飞常常说要“直捣黄龙”的黄龙府就隶属东京道，城址在今天的吉林省农安县。黄龙府跟女真人其实扯不上什么关系。他的来源，据说是辽太祖在此去世后，黄龙显现，为了纪念太祖，契丹把这里升格为黄龙府。
中京道的设立则是为了就近控制和契丹结盟的奚族各部，奚族是与契丹几乎同时兴起的北方少数民族。族类相近、习性相似，从盛唐时就一同在大唐的东北边境活动。
当年唐玄宗任命安禄山为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一个任务就是防范奚族和契丹。而在契丹官制中，一直设有奚族大王，奚族对于契丹的重要性非同一般。
辽东京我没有去过，据说也只剩一座塔了。而中京道，除了几座白塔，也早已再无遗存。
说到辽东京和中京的设立，我不由想起一个人—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人皇王耶律倍。
耶律倍和他的父母亲还有弟弟（也就是辽太祖、述律皇后，和日后的辽太宗），以及两兄弟后代的故事，可以说是契丹早期历史上最为精彩纷呈的“王子复国记”了。
简单说就是耶律倍在父亲冷遇、母亲反对的情况下，将皇位让给了弟弟辽太宗耶律德光，然后在落寞、监视、叛逃和敌国仇杀中结束了坎坷的一生。
而在耶律倍和弟弟辽太宗相继死后，情势却发生了翻转性的变化。耶律倍的儿子耶律阮在大臣支持下，抢先即位，并打败了反对自己的奶奶，也就是上面提到的那位述律皇后（哦对，这时应该叫述律太后了），并在上京附近的潢水边同述律太后签订了停战协议，成为第三代契丹君王。
在耶律阮去世后，辽太宗的儿子短暂做过一任皇帝，就是辽穆宗耶律璟。在昏庸残暴的穆宗死后，皇位再次回到耶律倍的孙子，辽景宗耶律贤手中。
这位耶律贤有位皇后，就是杨家将里赫赫有名的萧太后。总之，从此以后，契丹的皇位再未发生改变，一直保持在耶律倍的子孙手中。
由此，耶律倍也在后世备受尊崇。而因为他生前特别喜欢今天辽宁锦州境内的医巫闾山，这片位于东京道与中京道交汇处的地带，也成为几代契丹帝王寄予深厚感情的所在。
与耶律倍关系最亲近的世宗耶律阮与景宗耶律贤两代皇帝，就葬在山下，也就是今天的显、乾二陵，那个威风八面的萧太后也就葬在这里。
而南京道与西京道的目的，只有一个：防御南方的宋朝。
辽代的南京和西京，都是当年被“儿皇帝”割让的幽云十六州。虽然占尽了地利的优势，在宋辽战争中没有让宋朝占到什么便宜；但要想挥师南下，西有雁门天险，东有大河阻隔，对于契丹却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宋辽澶渊之战，也让志气满满的辽圣宗和萧太后见识到了宋朝的军事实力。
而自澶渊缔盟，宋、辽间维持了百年和平，虽然一直相安无事，但忘战必危的道理契丹君王还是懂的；而且宋朝毕竟地大物博、人多势众。因此南方的防守一直不曾松懈。
当然，随着宋辽和平进程的持续展开，南方两道也成为宋辽交往的重要通道。
今天大同的华严寺就始建于辽代。而作为辽南京的北京城里，大概剩下的还是塔了。城内唯一遗留下的就是今天北京西站附近的天宁寺塔。
（二）四时捺钵制度
上面说了契丹的五座京城，可能有朋友会问：皇帝平时常驻在哪座京城中呢？实际是：契丹皇帝平时不常驻在任何一座京城当中。除了上京，其余四京的军事镇守和地区政治中心作用，远远超过作为都城的功能。
那契丹皇帝平时在何处呢？答案是：按照一年四季的更替随处迁徙。
我们知道，大凡少数民族出身的王朝，总不会固定在一个地方。比如元朝，皇帝冬、夏二季往返于大都和上都之间；在清朝，康熙、乾隆几位全盛期的帝王，每年三分之一的时间是驻跸在塞外的避暑山庄的，回到北京也是常驻圆明园，每年只有两个月在紫禁城中度过。
但是，像契丹皇帝这样，一年四季完全在外漂泊的，翻遍中国历史，却是独一无二。
根据辽代制度，皇帝居住的地方分为“翰鲁朵”和“捺钵”。“翰鲁朵”意思是宫殿，指皇帝卫戍部队屯扎的地方（这点跟汉人对宫殿的理解出入较大）；而“捺钵”则指行帐、行宫，是皇帝出行时的住所，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辽代的“四时捺钵制”。
为什么叫“四时捺钵”？因为在辽代，皇帝每年要率领文武大臣“逐时令而迁徙”。从今天的黑龙江，到西拉木伦河，再到赤峰西北的巴林左旗、巴林右旗，整整一片广袤区域，都是契丹皇帝的活动范围。而每一次巡行的路线，却并不完全固定，是真正的“居无定所”。
而作为这一特色的体现，《辽史》也是二十四史中近乎绝无仅有的列出《游幸表》的一部史书。
正因如此，辽代皇帝的墓葬，也并不像中原王朝那样，集中在都城附近的某个区域。而是根据皇帝的个人偏好，分布在四时捺钵的巡行路线当中。
（三）辽代帝陵分布
辽代帝陵主要分布在四个区域，按建立的时间顺序是：祖陵区、怀陵区、显、乾二陵区和庆陵区。
在我近几个月的契丹访古旅行中，除了怀陵区，其余几处都一一到访了，最有感触的还是辽太祖的祖陵。
按照契丹制度，以同一个名字命名的陵区不止埋葬一位皇帝，也可以是多座帝陵的总称。
同样，按照契丹制度，每一个皇帝即位时，都会分派出一定数量的士兵和民户，作为其专属扈从。皇帝死后，这些人就在陵址边建城居住，新建的城池就以陵寝的名字来命名。与上述几个陵区相对应，也就有了祖州、怀州、显州、乾州和庆州。
州城的大小也根据陵寝的规模不同，有的州城，因为皇帝常在此驻跸，因而非常繁盛。比如庆州，在辽代的繁荣程度甚至可以和上京媲美。
上京是辽太祖的发祥地，因此太祖的祖陵就选址在此。祖陵在上京西南30公里的位置。我在10月的考察中，曾驱车前往祖州城遗址，把车直接开到了祖州城的基址上，周边山谷纵横，但是却已无法寻找到辽太祖真正的葬处。
怀陵是辽太宗和辽穆宗两位皇帝的陵墓。关于怀陵的选址，颇有一段传奇性的故事。
辽太宗是在南征后晋返回的途中病逝于栾城的。据说辽太宗病逝的当天，有一群猎人，在上京西北的群山中看到太宗，一身戎装，骑在一匹白马上射杀一只白狐。
当狐狸中箭后，太宗突然连人带马一起消失，茫茫山谷间只留下那只白狐和太宗射出的箭。后来，人们便把太宗葬于此处。穆宗因为是太宗的儿子，因此被杀后也葬在了这里。
而显、乾二陵则是辽世宗、辽景宗两代帝王的陵墓，与其他诸陵相比，这两座帝陵有两个特点：一是与其余诸陵相距甚远。从上面的地图中可以看到，祖、怀、庆三陵都在契丹发祥地上京临潢府附近，而这两处陵墓却选在了远离上京的医巫闾山脚下。
为什么呢？还是因为耶律倍。因为耶律倍被封为东丹国王，镇守辽东，因此对这块地方比较熟悉，而又独独钟情于医巫闾山。他在流亡后唐被杀害后，也终于辗转安葬在了此地。
于是，同他血缘最近的辽世宗（耶律倍之子）和辽景宗（耶律倍之孙）也就一起安葬在了这里。那位我们耳熟能详的萧太后，作为辽景宗皇后，自然也葬在了这里。
第二个特点，因为此地的山脉不算险峻，因而这两座陵寝不像祖陵、庆陵那样隐身于高山峻岭当中，而是就在山脚的平原上修建，比较易于抵达。
而这两座陵，也是我两次访古旅行中，唯一真正触及的辽陵。当然，几经战火更迭，现在已是踪迹无存了。萧太后的地宫，也就藏身在农户的果园当中。
至于庆陵，则埋葬着辽代从鼎盛到没落的三位君主。这片基址据说是辽圣宗在捺钵巡行中，因打猎而挑选的葬地。圣宗、兴宗、道宗三位皇帝就隐身在庆云山后的莽莽群山中。这里远处塞外，暮色苍黄中，晚风劲厉呼啸而来。一群群牛羊从远处迤逦走过。
但在因陵而建的庆州城中，却保留着一件精美的文物珍品，这就是庆州白塔。
辽代遗留最多的就是塔了。我走南访北，大概见过十几座辽塔，有砖塔也有木塔，砖塔多为白色，故而俗称为白塔。庆州白塔则是我见过最美的辽代砖塔，没有之一。
在我看来，能跟庆州白塔媲美的只有应县木塔。这两座塔建造年代大体相同，而建筑材料一砖一木，地理位置一北一南，蕃汉悬隔，遥相辉映，恰好勾画出辽代建筑艺术的璀璨穹庐。
刚刚和大家分享了辽代的行政区、捺钵制度和陵寝分布，但有一个重要问题一直没有涉及，就是契丹的族源。
（一）契丹的族源和姓氏
如果翻看史书，我们会发现，同其他少数民族一样，契丹将自己的渊源一直追溯到黄帝。这当然是历史叙事的虚构。那么实际情况呢？
一种说法是契丹族源自鲜卑，与鲜卑同属东胡系统，和鲜卑别部北周宇文氏大概同时出现。
而契丹的王族自隋唐至辽太祖建国，先后由三个氏族递任，这三个氏族按时间顺序是：大贺氏、遥辇氏、世里氏，辽太祖就出自世里氏。辽太祖在建国后，将所有三氏王族统一赐姓耶律。
这也是传统王朝，尤其少数民族王朝的通常做法。但下一个做法，就非常具有契丹特色了。
这就是“国舅”制度。为什么呢？因为比照王族赐姓耶律，根据传统和辽太祖建国后的规定，契丹的后妃通常只在审密氏中选取。
为什么说通常呢？因为还有一个例外，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辽太祖述律皇后，这位皇后出自回鹘部落。是《辽史·后妃传》中唯一不姓萧的皇后（除此之外，只有一个姓甄的妃子，是汉人而且不姓萧，因为她是辽太宗灭后晋时从中原抢回来的）。
而回鹘述律氏，自这位应天皇太后开始，也被归入外戚行列，赐姓了萧。于是述律，加上审密氏二部：拔里和乙室已，共同构成了契丹的外戚族姓，也就是萧姓。
这个萧姓，《辽史》记载：世预宰相之选。什么意思？就是宰相，也要从这三家里挑选。
至于萧姓的来源，据说是辽太祖特别佩服汉高祖刘邦，因此给自己起汉姓为刘；同时对与其世代通婚，并辅佐他的审密氏说，你们也像萧何辅佐汉高祖那样辅佐我吧。于是赐姓了萧。所以，看似汉化的萧家，是地地道道的契丹人。
说到这里，不知大家发现了没有？辽代所有的皇后都姓萧，所以所有的太后都是萧太后。
如果要精准定位，杨家将中的萧太后，正式称号是承天皇太后，去世后的谥号则是睿智皇后。
（二）契丹的营卫制度
说过族姓，我们来聊聊契丹的营卫和军事制度。
上一部分，我们谈过，契丹的每一位皇帝，都有自己的扈从部落。这个部落叫做“翰鲁朵”，也就是“宫”。
所以这个“宫”的概念，跟我们今天紫禁城中的乾清宫、坤宁宫完全不一样。我们可以把他理解为一个移动的准军事集团的代称。
那辽代有多少个“宫”呢？十二个。
但是辽代有多少个皇帝呢？九个。
为什么会多出三个。因为享有这种待遇的，除了皇帝，还有两位皇太后和一位皇太弟。
两位皇太后就是契丹历史上鼎鼎大名的述律太后，还有那位我们反复提起的萧太后。她们的正式称呼分别是“应天皇太后”和“承天皇太后”。
皇太弟则是辽圣宗耶律隆绪的弟弟秦晋国王耶律隆庆，他的谥号是“孝文皇太弟”。
这里，特别要提一句：除了这十二宫，还有一“府”，跟他们地位相同。
谁的地位这么高？他叫耶律隆运。
这个名字，我们不熟悉。乍一听，好像也是契丹皇族。那我们换他的汉名好了：韩德让。
有没有熟悉一点？就是跟萧太后不断传绯闻的那个大臣。他的营卫机构叫做“文忠王府”，与十二宫只是名字上有差别，实际则所差无几。
由此可见韩氏在契丹政权中的地位，也可见韩德让与契丹皇室不同寻常的关系。因为这些原因，我才判断野史中韩德让和萧太后的各种传闻，大体属实；因为从这个“文忠王府”，还有辽圣宗对韩德让的种种超高待遇来看，圣宗皇帝是把他当做父亲一样的长辈看待的。
除了营卫兵马，契丹贵族也有自己的军事系统。几乎凡皇族、公主、重要大臣，都有属于自己的军队以及军队驻扎地，这些叫做“头外军州”。
此外，还有地方兵、部族兵等等，这里就不一一介绍了。
（三）契丹官制
关于制度方面，最后再跟大家分享一点，就是非常有特色的契丹官制。
作为游牧民族的契丹，在辽太祖建国后，迅速走上扩张道路，与汉文化的碰撞和摩擦在所难免。那么，怎么将游牧民族的传统和深厚久远的汉文化结合起来呢？
契丹发展出了独具特色的北、南官制。
简单说就是将职官系统，分为北面官与南面官两个子系统。其中，北面官用契丹旧俗，主要负责处理契丹事务，偏重军事。而南面官多用隋唐以来的官制，主要负责处理汉人事务，偏重民事。
这种“一国两制”，成功地解决了契丹部族对汉人的统治问题，同时也使得优秀的汉人能够参与到统治阶层中来，一定程度上巩固了契丹政权的根基。
上面提到的韩德让，其家族就是跟随辽太祖从潢河边一路走过来的，也是契丹地位最高的汉人家族。
分享的最后，同大家聊一点文化方面的话题。
谈这个话题之前，先跟大家提一句“辽”和“契丹”这两个名字的事。“契丹”是镔铁的意思，据说契丹祖先是给突厥王室打铁的，因而就以铁作为族名了。而“辽”是地理区域的名称，应该来源于辽河。
辽太祖建国时的名称是契丹。而随着军事扩张的深入，辽太宗在第二次南征，并攻灭后晋之后，为了体现其正统性，将国号改为汉化的“大辽”。
随着辽太宗南征失败，契丹国境北撤和宋辽边境的固定化，南向称帝中原的需求已不存在，于是辽圣宗即位的第二年，就在其母萧太后的主持下，恢复固有国号“大契丹国”。
最后，在契丹后期，汉化已深的辽道宗最后一次将国号更名为“辽”。
因此，史书上通常辽和契丹互称。本次分享中，为了体现二者的统一关系，我在称呼中没有特别区分，只是根据行文需要，兼用辽与契丹两个名字。
关于契丹文化，不管我们承认与否，核心其实只有一条主线：就是汉化。汉化一直是契丹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进程。
当然，在这个进程中，契丹发展出许多本民族特色的文化内容。
其中，最典型的当然就是契丹文字。契丹建国不久，辽太祖就在汉字偏旁的基础上发展出契丹文字。这对日后西夏文的创制也产生了很大影响。
此外，契丹还发展出许许多多独具特色，又与中原文化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文化器物。
短短两个小时的分享，自然无法涵盖契丹政治、军事、文化、地理及各项或具共性、或具个性的制度的方方面面。只能就我耳目所及、触手可得的部分跟大家分享一点浅显的见闻和读书心得。
这个草原王朝，以及中国历史上那许许多多曾闪烁天际、又终于消逝于历史的星空当中的民族、部落、王朝、时代，对于他们已成过往的种种，我们仍需要以一颗包容且好奇的心去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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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宾及声明
嘉宾：曹玉骞 燕京土著，半只海龟。孤身远游之地，既有繁花似锦，也经冷月荒丘。寻常日用之际，好为不古不今之学；立身处世之道，在于不夷不惠之间。尝自谓：万里风云三尺剑，一庭花草半床书，平生之志足矣。回顾曹玉骞先生以往精彩讲述，请关注“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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