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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饶有兴味地参观了骆宾王公园，发现骆公的诗作，我可以背诵三首。大学里买的第一本书就是《文化苦旅》，书中内容到现在能记得的，只剩寥寥。残存的有莫高窟和王道士，还有就是骆公的墓碑在我老家海边被发现，现在墓碑供奉于南通狼山上，与抗倭殉国的曹顶将军一道，受后世的瞻仰。我运即国运，即使开放如唐朝，入仕做官的大抵出身名门望族，科举考试几乎就是一个幌子。太宗之计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骆公早年成名，然则命运多舛，出仕之时已是人到中年，黄昏独自愁。被历代读书人奉为圭臬的科举考试，虽然也起到了为国抡才的作用，但无疑坑害了更多的读书人，也埋下了思想日趋僵化的伏笔。一切为了科举考试而治学，最终导致读书人与社会现实脱节，罕有经世治国的人才大放异彩。骆公最后一次出彩，就是那篇为徐敬业写的那篇《讨武曌檄文》，郁达夫有诗赞云：骆丞草檄气堂堂。怀异才者多狂狷，难容于世道，裴行俭评论初唐四杰的“王杨卢骆”，一针见血地指出，四杰中除了杨炯处事稍显稳重，可以做个小官，“余者皆不得其死也”。抑或，人才辈出的唐朝，确实少了谁都可以，就是不能没有皇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