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特焕新 day8 区隔:品味判断的社会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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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埃尔·布迪厄

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布迪厄,1930年8月1日—2002年1月23日),法国社会学家。英国卫报评价他为“许多人心目中的当代知名学者”,一位可与福柯、巴特、拉岗等比肩的思想家。国际社会学协会评价他的著作《区隔:品味判断的社会批判》为20世纪最重要的十部社会学著作之一。

品味

品味并不是所谓的天赋,而是与教育水平和社会出身密切相关。诸多调查证明,一切文化实践(参观博物馆、听音乐会以及阅读等等)以及文学、绘画或者音乐方面的偏好,都首先与教育水平(可按学历或学习年限加以衡量)密切相联,其次与社会出身相关。而家庭背景和正规教育(这种教育的效果和持久性非常依赖于社会出身)的相对重要性,则因教育体制对各种不同的文化实践的教导和认可程度的不同而不同,如果其他因素相同,那么社会出身的影响则是最为强有力的。

惯习(habitus)

是一个透过长时间生活实践,累积下来的,视为理所当然的一种习性,诸如中国人觉得吃米饭才算吃饭,吃汉堡不算。放到社会阶层与场域理论去看,当在特殊社会环境下成长的个体,自然受到该环境文化深刻影响,很多日常生活视为当然的东西,未必在另一个环境视为当然。比如,一个没落王孙,虽然经济无法支持,但仍有深刻对精英生活怀念,无法降格习惯庶民生活。

每个场域都有属于自己的惯习,是社会结构在个体身体上的体现。

布迪厄认为 ,从文化商品的消费中可以看出不同地位群体成员所表现出的阶级属性 ,相同地位群体成员通过追求相同或者相似的文化消费品味 ,以寻求阶级内部的认同 ,同时区别于其他地位群体与阶级。这样的区隔过程 ,是通过阶级与群体间惯习的运作而展现出来的。惯习营造了品味、言语、穿着、仪表和其他反应的综合品质。

惯习不只有习惯的意思 ,更指的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处理社会生活的心态、认知或是思维的结构 ,它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 ,在个人意识中内化的社会行为影响的结果 ,特别是教育制度在个人意识中的内在化和象征性结构化的结果。因此 ,特定的社会阶级之所以会出现相似的消费方式与文化品位 ,往往是由于他们拥有相似甚至是相同的惯习的结果。

  • 特点

是持久的可转移的禀性系统。

禀性是以某种方式进行感知、感觉、行动和思考的倾向,这种倾向是每个个人由于其生存的客观条件和社会经历而通常以无意识的方式内化并纳入自身的。

持久的:即使这些禀性在我们的经历中可以改变,但因为深受扎根在我们身上,并倾向于抗拒改变,所以在人的生命中显示某种连续性。

可转移的:在某种经验(例如家庭的经验)中获得的禀性,在经验的其他领域(例如职业)也会产生效果,这是因为人是一个统一体。

系统:这些禀性倾向于在它们之间形成一致性。

资本(capital)

在布迪厄的理论中,“资本”是一种权力形式。惯习(habitus)取决于行动者在社会空间中所占据的位置,而行动者在社会空间中的位置又取决于他所拥有的资本数量及其构成。所以说资本界定了行动者在社会空间中的可能性〔社会轨迪),同时又可以成为再生阶级区分的重要资源。因此从本质上说,社会的不平等是由不同类型的资本的不均匀分配所导致的。

布迪厄将行动者在社会空间中相互竞争的资本划分为了四种,分别为: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与象征性/符号资本。其中"文化资本"在其资本理论中是最为重要的,《区隔》一书也是围绕文化资本来进行分析和探究的,"文化资本"的概念是理解布迪厄文化理论和审美品味理论的关键。

经济资本

是由生产的不同因素、经济财产、各种收入以及各种经济利益所组成的。

文化资本

在社会空间中与经济资本一起,对社会进行划分,其意指"在社会上被认为值得追求和值得拥有的"文化商品储备。

文化资本的取得大多取决于“全面、早期及潜移默化的学习,这是从人们生命最早阶段就在家庭内进行的。”布迪厄认为,主要是,人们继承他们的文化态度,接受“长辈提供给他们的定义”。他主张社会出身和文化资本具有首要地位,这是借由声称社会资本和经济资本虽是随着时间推移而累积,但依然是取决于前者。布迪厄声称“一个人必须考虑到所有的社会条件的特点,这是(统计)上关连到拥有高收入或低收入者的童年早期,而且这些特点往往塑造出顺应这些条件的品味。”

其大致可以分为三种形式: 被归并化的/身体化形式、客观化的形式和制度化的形式。

  • 身体化形式

"指的是通过家庭、学校环境熏陶而形成的身体化文化资本,最具正统性 ,通过长期的积累 ,将各种知识、教养和 技能内化为一种文化能力 ,通过该能力能够解读相应水平的文化消费品所包含的象征意义 ,从而产生了相应的文化需求以至于之后的文化消费行为。成为一种禀性和才能",表现为一种持久的性情,体现在举止风范方面;

  • 客观化的形式

指的是文化商品形式,"例如有一定价值的油画、各种古董或历史文物等"

  • 制度化的形式

主要指"由合法化和正当化的制度所确认的各种学衔、学位以及名校毕业文凭等。"布迪厄在《区隔》中所提到的文化资本大致涉及到了以上的这三种形式。

社会资本

是借助于所占有的持续性社会关系网而把握的社会资源或财富。一个特殊的社会行动者,所掌握的社会资本的容量,决定于他实际上能动员起来的那个社会联络网的幅度,也决定于他所联系的那个社会网络中的每个成员所持有的各种资本,包括经济资本、文化资本或象征性资本的总容量。

象征资本

相对于“物质”而言,表现为文字、语言、衣着、身体行为等。是用以表示礼仪活动、声誉或威信资本的积累策略等象征性现象的重要概念。

教育资本

布迪厄在《区隔》一文的分析和论述中还涉及到了教育资本,教育体系通过它的垄断认证支配由继承的文化资本向教育资本的转变,它没有对文化资本产品的一种垄断。它将它的支持在更大或更小的程度上(即,有一个不平等的继承文化资本的转变)给与了继承资本,因为在不同的时刻以及在相同的时刻,在不同的水平以及在不同的因素中,它要求的是或多或少的与"继承人"带来的东西相同,并且因为它或多或少的承认在其他象征资本和其他性情形式中的价值(像对制度本身的顺从)。由此教育系统配合了占主导地位的文化,将他们自身作为一种更高规则的制造者,即一种品味的制造者,一种高雅仲裁者,他的超越不是错误而是一种新时尚的宣言,一种将要成为典型,接着成为模式、标准、规范的新表达或者活动模式的宣言,除了自身便很难想象到有其他任何东西会涉及到品味,最终来保持其与其他阶级的距离,造成一种区隔感,实现社会区隔。

转换、积累

布迪厄认为不同的资本类型之间可以相互转换,但只有以极大的努力才能获得。经济资本是所有资本类型的根源,通过巨大的努力,资本的不同类型都可以从经济资本中得到。

资本是一种积累性的劳动,个人或团体通过占有资本能够迅速获取更多的社会资本。由于资本需要花费时间和精力去形成和积累,当它形成后能够产生新的利润,并能够传递给下一代。那么一方面这使得社会生活超越了碰运气的游戏状态,从而建立起较为稳定的秩序和结构;另一方面这种积累性、传递性使得社会成员在竞争起点上是不平等的,因为每个社会成员身上积累着上一代人的资本,这些资本不是平均分配的。

社会的发展实际上是资本积累的历史。在每一个社会中,拥有不同数量和质量资本的社会成员被划分为不同的阶层或集团,每个占有资本的行动者在不同的场域中竞争,这些竞争烙着行动者的惯习,而竭力维持并扩大自己的资本即是竞争目的所在。

场域

在布迪厄看来,“社会”是一个“场域”或“社会空间”。行动者主体为了获得利益,借助自己的资本在特定的社会场域或社会空间里相互斗争; 而在场域或社会空间中位置相近的人,就构成一个阶层。换言之,阶层指的是在社会空间中,一群有着相似位置、被置于相似条件,并受到相似约束的行动者主体的组合。由于这些行动者具有相同的位置,便有了相同的生活处境,因而也会有着相似的秉性。这些相似性,反过来,又会导致他们具有共同的实践。不同阶层的成员具有不同的实践,他们具有不同的惯习、不同的品味,包括艺术审美、饮食习惯、身体秉性、居住方式等等。因此,这些实践中的行动者被阶级区分开来的同时,也在建构着阶层区分。

场域是布尔迪厄社会学中的一个关键的空间隐喻,场域界定社会的背景结构,场域是由在资本的类型与数量的基础上形成的统治地位与被统治地位所组成的结构性空间,布迪厄通过资本的数量、资本的构成与这两种特性在空间上的变化(通过在社会空间中过去和潜在轨迹来显现)这三个基本的维度,来建构了一种空间,也即一种三维空间。人们所拥有的资本决定着其在社会空间中的位置,而"品味作为对分配的实际控制,它使人们感觉或直觉一个在社会空间中占据某一特定空间的个体,可能(或不可能)遇到什么以及因此适合",如此个体的审美品味便是在这种社会空间中发生着。

资本的总量辨别了不同阶级存在条件的基本差异,被理解为一系列实际可用的资源和力量一一经济资本、文化资本与社会资本,不同阶级(以及阶级部分)的分布因此从经济与文化资本都最丰富的阶级移动到两者都最为贫乏的阶级。专业的成员,他们拥有高的收入和商的学历,经济资本与文化资本都非常丰富,非常经常地出身于统治阶级(专家或者高级管理人员),接受和消费大量的物质和文化商品,在几乎所有方面都对立于文员;而这些文员拥有较低的学历,经常出身于工人阶级或者中产阶级,接受很少和消费很少,并将他们时间的大部分比例投入到汽车维修和家居改善;这些专业的成员甚至更加对立于熟练或半熟练技术工人,其中仍然有更多的不熟练技术工人或者农民劳动者,他们拥有最低的收入,没有学历,并且出身于几乎纯粹的工人阶级。

资本的构成则将同一阶级内部划分为各个部分,在资本总量相等的条件下,拥有资本构成的不同,也会导致个体在社会空间中位置的差异。起源于资本总量的差异几乎总是掩盖来自不同资本形成的次级差异,这种次级差异在由资本总量定义的每个阶级内部,分离由不同资产结构定义的阶级部分,即在不同种类资本中他们全部资本的不同分布。比如在统治阶级中经理和庵主之间的等级分化,以及中产阶级中初级管理人员和工匠或者店主的等级分化,他们拥有不同的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的不平等分布也是导致阶级内部出现分化的来源。在更鳥水平上工业和商业雇主,在中间水平上工匠和店主,他们经常继承经济资本并且依靠其进行再生产,而他们在文化资本占有上则相对较少,他们同时与被赋予最少经济资本的部分相反,这些部分是在较高水平上的高等教育教师和中学老师,中间水平上的小学教师,他们占有相对较多的文化资本。

社会位置空间图

布迪厄提出了被称为社会空间理论的阶级理论。在社会空间理论体系下 ,经济因素不再是建构阶级的唯一依据 ,决定阶级的因素变得更加多元化。首先 ,包括经济资本、文化资本以及社会资本在内的三个维度的资本的总量 ,决定阶级的垂直划分为支配阶级、中间阶级以及普通阶级;而在同一阶级内部 ,根据资本构成比例的差异 ,更进一步划分出不同的阶层;在此基础上 ,布迪厄引入了时间的概念 ,指出阶级中的个体成员在其人生的社会化轨迹中所积累的资本 ,不断内化成行动者独特的阶级惯习 ,这对其文化消费实践的形成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影响着其现在以及将来的行为。

上图所反映的是社会空间正在被从两个维度上来建构,这两个维度分别是资本的总量和资本的构成。

在垂直坐标上,阶级是根据资本总量的差异来划分的。资本总量指的是文化资本、社会资本、经济资本三者的总和。其中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最为重要。布迪厄对此进行了解释,“各阶级之间以及同一阶级内的每个部分,从文化和经济资本都最为丰富的阶级,到最为匮乏的阶级作出划分。在最底端的是体力劳动者和农民,他们没有学历,收入最低,他们的背景几乎都是工农阶级家庭。位于中间的是办公室职员,他们学历不高,通常中层阶级或工人阶级家庭。居于社会空间最上层的是专业人员,他们拥有高学历和高收入,通常出身于统治阶级家庭(高级管理人员或专业人员),他们有足够的资本去享受和消费大量的文化及物质产品”。

在水平坐标上,也就是在阶级的内部也依靠资本的构成被进行划分。行动者如果拥有相同的资本量,可是资本结构不同的话,人们在社会空间中所处的位置也不会完全相同。比如在统治阶级内部,大学教授和艺术生产者拥有丰富的文化资本,但经济资本占有量较少,在统治阶级中处于被统治者的地位;而工商业资本家拥有大量的经济资本,但拥有的文化资本相对较少。经济资本与文化资本的分配不均也是统治阶级内部产生分化的主要根源。

布迪厄阶级与职业集团的对应划分

首先 ,资本总量尤其是经济资本与文化资本的总量决定了社会垂直结构三个层次的变化。更进一步 ,布迪厄认为个体在其空间中的位置可以集中体现于其所处的职业。把阶级具体划分成“支配阶级”、“中间 阶级”和“普通阶级”。各阶级内部所对应的职业群体。从表中不难看出 ,收入等经济因素虽然是重要的阶级划分指标 ,但并不是布迪厄划分阶级的唯一标准 ,文化资本、社会轨迹等非经济因素同样作为阶级划分的重要指标。由此 ,布迪厄引入了资本总量的概念 ,用以表示“经济资本、文化资本以及社会关系资本这些实际可资利用的手段和权力的综合体” 这一所指。其中 ,经济资本与文化资本在布迪 厄的理论框架中显得更为重要 ,相比而言 ,社会资本则处于辅助性的位置。换句话说 ,布迪厄对社会垂直结构的划分主要包括经济资本以及文化资本两个方向的考量。

其次,布迪厄根据资本之间的构成比例,尤其是经济资本与文化资本的构成比例 ,对阶级内部团体进行了进一步的划分。他指出,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在资本总量中所占比例, 即资本结构是反映同一阶级内部各不同团体或阶层之差异 , 决定其社会位置的分类指标 ,即使行动者拥有的资本总量相同 ,但如果资本结构不同 (拥有较多经济资本和较少文化资本 ,或拥有较多文化资本和较少经济资本),他们在社会空间内所处的位置就完全不同。工业资本家虽然所拥有的文化资本较大学教授少 ,但由于其经济资本远高于大学教授 ,这使得其在社会上尤其是在政治领域的影响力要远大于后者。

三大阶层及其内部集团的资本占有情况分析表

这个图表很系统地列出了布迪厄对三个阶级中各个集团的描述。项部的集团在某个阶级中控制绝大部分的经济或生产资本底部的集团则在阶级中占有绝大多数的文化和符号资本中
间的集团掌握着适中的经济、文化和符号资本。顶部的集团在一个阶级中是统治的集团,底部的集团则是被统治的集团,一卜间的集团则凌驾于被统治集团之上,而臣服于顶部的集团。当不同的集团进行斗争以控制资源和争取自己的合法性的时候,他们动员其社会资源以组成群体和关系的网络,但他们这方面的能力受到他们其他形式的资木制约。因此,对各个阶级和他们的集团来说,是和资木的总分布以及其他形式的资木的总分布相对应。然而特殊形式的群体、网络和社会联系可以反映某个阶级,一个特殊的集团所占有的经济、文化和符号资木的特殊结构。

空间运动

有两种类型的运动:一种是垂直运动,在相同的垂直领域,即相同的场域中(比如,从学校教师到教授,从小商人到大商人)向上或向下的运动;另一种是横向运动,从一个场域到另一个场域,可能既水平地出现(一个学校教师或者他的儿子成为一个小店主)又在不同水平之间(一个店主或他的儿子成为一个工业家)出现。

垂直运动是最为频繁的运动,仅仅需要在资产结构中己经占主导地位的资本类型数量的上升,并且因此在全部资本分布结构中的一种移动,其中资本采取一个场域(商业场域、学术场域、行政场域、医疗场域等)内部的一种移动形式。

横向运动造成一个场域到另一个场域的转移,以及一种资本类型的再转变移动向另一种资本类型,或者一种子类型移动到另外的子类型(比如从拥有止地所有权转移到工业资本或从文学转移到经济),并且因此造成一种维护资本总量与维持垂直维度中位置的资产结构的转变。

运动导致的品味差异

品味的差异在垂直运动与横向运动的社会空间中显现了出来。

  • 垂直运动

首先是垂直运动所反映出来的不同阶级品味的差异,这是由行动者所占有的资本总量来决定的,也即经济资本与文化资本的总量,与资本总量较多的阶级相联系的是自由的品味,反之则是必然性的品味。

比如饮食惯习所反映出来的,"数量与质量、实质与形式之间的二项对立对应着自由的与必然的品味之间的对立;必然的品味所追求的是最'真材实料'和最实惠的食品,而自由的品味或说奢侈的品味,则着重强调菜肴外观、服务、就餐等方式,并倾向于以风格化的形式来否定功能,与这两者之间的对立相联系的是与必然性的距离远近"。统治阶级拥有的资本总量较多,他们摆脱了物质与日常生活紧迫性对于他们的束缚,更注重的是方式、形式等层面,他们努力的维持与其他阶级的距离,从而实现阶级区隔。尤其是在艺术领域所表现出来的审美性情,对立于占有资本总量较少的工人阶级,对于工人阶级来说他们缺乏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其实践还停留在物质与生活必要性和紧迫性对于他们的束缚层面上,因此更注重的是数量、腹欲、物质、实质与功能等层面,其所表现出来的是必然性的品味。

  • 横向运动

品味的差异反映在横向运动上,则是同一阶级内部不同部分品味的差异。

这种差异主要是由资本的构成所主导的,统治阶级的统治部分也即资产阶级,他们拥有较多的经济资本,要求一种更高程度的社会世界否认艺术,并且倾向于一种悠闲自在和享乐主义美学,通过大道剧院或印象派绘画来表现,所显现出来的是资产阶级品味;而被统治的部分即知识分子和艺术家,他们占有更多的文化资本,与审美的禁欲主义方面有着密切关系,并倾向于支持以纯洁和净化的名义进行的所有艺术革命,拒绝卖弄和资产阶级对美化的品味,体现在体育运动方面,工商业雇主更偏爱高尔夫运动,因为这种运动更体现出他们的贵族礼节、英国词汇以及巨大的独享空间,并且可以获得外在的利益,像社会资本的积累;教师作为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他们的贵族禁欲主义在登山运动中发现一种典型表达,通过同时控制某人自己身体的和对大多数人可望而不可即的感觉,花费最小的经济成本却提供最大的区别、距离、高度、精神的提升;与此同时处于中间位置的医生具有健康导向的享乐主义,现代主管拥有接近具有威望活动的物质和文化手段,他们远离乌合之众,偏爱帆船运动,在开放的海域游泳,越野滑雪或下水钓鱼。

  • 第三个维度

品味在资本总量与资本构成所建构的社会空间中,展现了其差异性,品味的变化还发生在社会空间的第三个维度中,即阶级上升,阶级下降与维持现状的社会轨迹(social trajectory),这三种社会轨迹是由资本的总量与资本构成随着时间变化所呈现出来的,"布迪厄不仅将文化看作一系列站在权力关系上的意义,也将其看作群体冲突以及为了再生产他们比其他群体相对的优势而竞争的场域"2,群体之间会为了阶级上升和抵抗阶级下降而展开竞争,他们倾向于维持或增加他们的资产,并且随后去维持或提升他们在阶级结构中的位置,因为资本决定着行动者在社会空间中的位置,他们会通过不同的策略来获得更多的资本,比如将持有资本从一种形式转变为另一种形式(经济资本转变为教育资本),具体体现为将他们的孩子送到好的学校送种方式,随之发生的便是品味的变化。

品味的分类

行动者在社会空间中占据着怎样的位置,拥有什么样的资本状况,就决定了其会有着怎样的品味,而其审美性情的发生则密切联系着其阶级惯习。

在文化消费中,没有比合法艺术作品更具有区分性的了,其可以区分出三种与教育水平和社会阶层大致一致的品味,分别是合法品味,即对于合法作品的品味,其随着教育水平而增长,并且在那些教育资本最富足的统治阶级部分中是最高的;中等品味品味,在中产阶级中是比在工人阶级(大众阶级)或在统治阶级中的"知识分子"部分更普遍的;大众品味,这种品味在工人阶级中是最常见的,并且与教育资本呈反比例变化。

布迪厄从音乐爱好入手,将这三种品味模式与社会阶层进行统计上的分析,结果发现不同的阶层对音乐有着完全不同的偏好。精英群体,主要是大学教授和艺术家对巴赫的钢琴曲表示出特殊的喜爱,技术人员、工程师和管理人员等中产阶级对乔治·格舍温的《蓝色狂想曲》情有独钟,而约翰·斯特劳斯的《蓝色多瑙河》则受到体力劳动者、办事员等下层阶级的普遍欢迎。当然,阶层间的品味差异并非仅局限于音乐爱好,同样存在于绘画、电影、住宅摆饰、休闲活动等多个方面。

在布迪厄看来,“合法”品味上层阶级的品味、中产阶级的品味和“符合基本需求的品味”工人阶级的品味构成了品味的三层模式,这是一幅与教育程度和社会阶级相一致的品味和偏好的“地图”,是阶级生活品味模式的开始。“每一种品味都聚集和分割着人群,品味是与一个特定阶级存在条件相联系的规定性的产物,聚集着所有那些都是相同条件的产物的人,并把他们与其他人来说所能具有的所有东西的基础,那么,一个人就以此来对自己进行分类,同时也被其他人进行分类”'品味,是社会身份的主要表示者和主要成分。

工人阶级美学无疑是一种被统治的美学,它不断地要参照统治美学〔“合法”品味的文化仲裁来定义自身,与中产阶级或上流社会不同,工人阶级不能对构成或定义涉及美学判断的物品采用一种具体的美学观点,这些物品可能是一辆汽车,也可以是一张或者是忆张照片。上层阶级己经摆脱了必需品的困扰,可以有一种“玩耍的严肃性”,这一美学意义上是一种不确定的世界关系的组成部分,是一重区分的意义。'

小资产阶级则不幸地两头落空,他们自认为与阶级体系内低于他们的人截然不同,但与高于他们的人相比,他们又面临两个问题首先,他们缺乏作为动员合法品味基础的那种教育其次,也许更为重要的是,他们缺乏“自在的或培养出来的自然”。与上层阶级不同,他们缺乏那种家庭教育所熏陶出来的特有的惯习,因而无法把自己学来的东西掩饰成与自己与生俱来的东西。

合法品味(legitimate taste)

合法品味即占主导地位阶级的品味,是被普遍认可的品味,其合法性是由教育系统来加强的,它的合法化在教育系统中不断地进行着再生产,并且由教育所灌输的作为符号权力的意识形态,反过来又支持并配合着它,进一步加强着其合法化。

反映在对艺术作品的占用方面,则是较之对功能的关注,他们更加重视的是形式层面,从总体上来看,他们无论是在资本总量还是资本构成上,较之其他阶级都占有一定的优势,更多继承自家族的文化资本,使他们拥有了一定的文化能力,也即用以编码和解码或译码艺术品代码的能力,再加之教育系统的配合,使他们拥有了特定的审美性情,"也就是自为且自在地将艺术作品以及世间一切事物看作形式而非功能的能力",植根于他们阶级的惯习,又使得他们形成了一种特定的审美感知能力,在面对艺术作品的时候,无须通过明确的知识也即规则或标准就可以辨别出其特征,所显示出来的则是-种悠闲自在的气质,一种与世界和自己联系的自信。送种对形式层面的强调也表现在统治阶级对服饰、饮食和体育运动的选择以及语言表达和行为方式等方面,在服饰的选择上他们更加注重服饰的制作材料、价格、外观等方面,如男人的西装和女人的外套、小礼服,尤其是裙子和夹克,相对来说更加昂贵的衣服,他们还会购买运动鞋,晨衣,这在下层阶级尤其是工人阶级中是非常罕见的;饮食方面的品味,则表现在他们更加注重菜品、服务、环境、进餐行为或礼仪等方面。

统治阶级占有大量的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在社会空间中占据着特权位置,他们摆脱了物质性和必然性对他们的束缚,因此与统治阶级哺联系的合法品味是一种自由的品味或者奢侈的品味,送与工人阶级相联系的必然性品味么间是相对立的,统治阶级的自由品味通过否定和排斥工人阶级的必然性品味,或通过否定和排斥他们所称之为的低级品味,来将自身合法化,同时将这种隐含的阶级对立转化为被其他阶级所误识,从而去认可和支持的文化品味上的区隔,如此"文化的区隔便充当着将化会阶级的区隔加以合法化的功能,文化实践一方面调节了诸阶层之间的对立关系,另一方面又掩饰着社会不平等的事实。"

值得一提的是统治阶级内部又存在着两极三类的区分,两极分别为,占有大量经济资本的人与占有大量文化资本的人,前者是以大资产阶级(工业和商业雇主、高级管理人员、初级管理人员等)为代表,他们占有大量的经济资本,是统治阶级中的统治部分,在文化资本的占有方面处于比较弱的地位,但是后者则为教师和知识分子为代表,他们占有大量的文化资本,是统治阶级中的被统治部分,在经济资本的占有方面处于劣势,此外还有处于中间位置的一类,他们所占有的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大致相当,这些人以专家为代表。

在统治阶级内部区分三种消费结构分布的三项:食品、文化和棄现(服齡美容、化妆品、家庭佣人),这些结构采取严格的对立形式,就像在他们的资本结构中,教师对立于工业和商业雇主,后者在食物上有着特别高的支出,有着百分之37的预算,较低的花费在文化上的成本,以及中等的花费在表现和再现上,而前者,他们的全部花费在平均水平上是更低的,有着低的支出在食物上,比手工工人相对更少,有限的支出在表现上,尽管他们在健康上的支出是其中最高的之一,相对高的支出是在文化上,包括书籍、报纸、娱乐、运动、玩具、音乐、收音机和录音机。与以上这些群体相对立的是专家成员群体,他们在食物上投入他们预算的比例同教师是一样的,但是有着比及教师更大的总支出,他们比其他部分花费更多的在表现和再现上,尤其是包含家庭服务的花费,然而他们在文化上的支出是比教师更低的,甚至比工程师和高级管理人员更低,他们位于教师和专家之间,可是在几乎所有的项目支出上更接近于专家。

中等品味(middle-brow taste)

中等品味品味主要是指中产阶级的品味,在布迪厄那里这一阶级是最为尴尬的阶级,处于社会结构中的"不上不下可上可下"的中间位置,一方面对统治阶级的合法品味认可并渴望,在面对它时又显得自负并紧张,并形成一种文化亲善的姿态,努力的依靠各种手段去接近合法品味,试图缩短与其距离,另一方面对工人阶级的必然性品味则打也眼里瞧不上,甚至嗤之以鼻。"其在与文化的全部关系方面,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被从知识和认可之间的相当大的间隔推断出来,采取不同形式的文化亲善的源泉取决于熟悉合法文化的程度,即取决于社会出身化及相关的文化习得模式。上升的小资产阶级将他们的良好意图投入到合法文化商品和实践的较小形式中,如纪念碑和城堡、大众化科学或历史期刊、摄影、电影或者爵±文化,就像他在入不敷出的状况下,展现出惊人的能量和创造力,这反映在家里,则是通过设计角落和转角来使房间成倍地增大,或者为了扩大房间而节省空间的想法,如设计存储区、活动分区、沙发床等,很多小资产阶级使他们的房间和他们自己看起来比实际更大。"

众所周知的是生育力在低收入群体中是高的,在中等收入群体中跌落到最低点,并且在高收入群体中上升。如果就是如此,这是因为养育子女的相对花费——对于低收入和高收入群体都是小的,因为前者不能看到他们孩子的未来是不同于他们现在的,因此限制他们的投资,然而后者拥有的收入匹配他们的义务——对于那些中等收入的人是最高的,即中产阶级,他们的社会雄也导致他们将高等教育的相关投资给相对于他们的财力。这种相关巧费是通过家庭资源之间的比例,以及他必须为了再生产投资的金钱或者非货币来定义的,通过他的后代,他在社会结构中位置的动态定义,即获得他所期望的未来,通过给他的孩子实现他已经给他们的实际雄也的手段。这揭示了不同阶级或者部分的生育为,和客观地适用于他们成员的向上移动的机会之间观察到的关系形式。工人阶级,他们在两代人内进入统治阶级的机会几乎为零,他们拥有非常高的生育比例,这无声地随着代际间的流动增长而下降。只要接近统治阶级的机会,或者相同的是接近能够提供给它手段的机会,像高等教育系统,达到一个确定的临界值,在工头和办公室工人中,生育比例显著地下降。

经济资本最富有的部分,即小店主和中等店主,工匠或者小地主,集中努力(或者至少,直到最近这样做)节约,然而文化资本最富有的部分,即年轻主管和文员,在他们投入经济和教育策略的克己性情情况中,主要应用教育系统,这种克己性情使得他们成为银行或学校的理想顾客。

小资产阶级执行者,在一定程度上也即上升的小资产阶级。

上升的小资产阶级的全部存在是一种对未来的期待,这种未来是他将在多数情况中,仅仅通过他的代理人,即通过他的孩子,来明白他所展现的雄也。他梦想为了他儿子的未来而耗尽他的现在。因为他决也去从事延续几代人的策略,他是延缓乐趣的人,延缓以后将获取的现在,"当有时间的时候","当我们付清贷款的时候""当孩子更大一点的时候"或者"当我们退休的时候",换句话说,非常经常的当晚一点的时候,当已经给与他的生活保证的时候,他没有时间去选择他们"应有权利",而且必须量力而行。他们没有一种对丢失的现在的补偿,尤其当(化如同情他们孩子变坏的时候)牺牲和满足之间的不均衡变得明显的时候,回顾性地造成由对未来的紧张完全定义的一种过去的无意义。最后送些将所有东西浪费在他们希望改变自我的无私吝裔鬼,在个人中既通过社会等级的上升,也通过一种替代来塑造他自己的形象,他们已经为他们的儿子做了他们能做的所有事情,他们的儿子欠了他们所有的东西,他们除了不满以外没有留下任何东西,这些不满总是以害怕的形式困扰他们,害怕被要求他们那么多的社会世界所欺骗。

大众品味(popular taste)

大众品味,也即必然性品味,是工人阶级或普罗阶级的品味,在布迪厄那里被概括为必然性选择。工人阶级的惯习是以必然性为基础的,因为必然性包含了对于他们来说所有经常用话语来表达的意思,即一种必然性商品的不可避免的丧失。必然性加强了一种对必需品的品味,这种必需品意味着必然性的一种适应并因此接受的形式,一种不可避免的顺从,一种决不与革命意图相容的根深蒂固的性情。"

必然性品味的特定影响,尽管看不见,但从来没有停止行动,因为它的行为结合那种必然性,当它在一定意义上异相运行的时候最清楚地被看见,它已经使得生产它的消失的条件幸存下来。我们可以在一些小工旺或商人的态.度中看到例子,这些小工匠或商人像他们自己说的,不知道怎样去花他们赚的钱,或者那些的文员,仍然連结着他们的农民或者工人阶级根源,他们像从计算他们在没有一种商晶或者服务(或者自己去做)的情况下,通过所做的已经节省多少来获得满足一样,也会从东西自身获得满足,但是在没有一种浪费金钱意识的痛苦情况下,他们同样地不能贿买它。拥有一百万本身没有使得一个人能够生活的像一个百万富翁,并且暴发户一般花费很长的时间去学习他们视为有罪的浪费的东西,而在他们的新地位和身份中,这些却是基本必要性的支出。

倾向于忘记鉴赏纯粹象征服务的真正价值,这种纯粹象征服务在很多场域(宾馆、理发业等)造成奢侈机构和普通商业之间的基本差异,一个人必须去感觉他自己这种官僚主义地个人化关注和注意的合法接受者,并且去展现相对于那些去支付提供它的人的距离(包含大方的消费)和自由的混淆,其中自由是小资产阶级对他们的佣人所拥有的。每个不相信"知道怎样被服务"是资产阶级生活艺术的一种要素的人,仅仅需要考虑工人或者小文员,他们为了重大的机会进入一个精致餐厅,立即开始与服务员交谈,服务员立即意识到"谁是他们要服务的人",就像去破坏象征化人主人的关系以及它带给他们的不安。看见一块在销售中的表两百万(旧币)法郎,或者听到一个外科医生在他儿子的订婚聚会上,已经花费三百万法币的工人,他们没有羡慕手表或者聚会而是羡慕两百万,并且不能设想一种需要系统,在这种需要系统中比花费在一块手表上两百万没有更好的事情。当有如此多的东西首先要考虑到,就像他们说的,"你已经疯狂了",想去购买一块两百万法郎的手表。但是没有人曾经真正地将自己放入那些社会世界另一边的位置中。一个男人的挥霍是另外一个男人的基本必须品,并且不仅因为那些两百万法郎的边缘价值,会随着百万数量的拥有而变化。很多被称为引人注目的花费绝不是一种浪费,而是在一种特定的生活方式中必须的元素,他们经常是一种社会资本的杰出投资,像订婚宴会。

有很多原因,尤其生活全域中自然和社会的分离,这些经历(手表和婚宴)是非常不大可能的,尽管其实际地发生着。布迪厄指出:事实上,像马克思观察到的一些野蛮行为:他可以看到什么和多少不仅依赖世界中存在的情形,一种决不是由他们创造的情形,也依赖他的钱包和将他的命运开始归因于劳动分工的生活位置,这也许将他排斥的非常远,尽管他可能有非常渴望得到的眼睛和耳朵。一般工人阶级对特极阶级系统需要的东西"没有主意"。他们的上层阶级财力的知识是同样的抽象和不真实的。

因此,尽管工人阶级的实践,可以看作直接由他们的经济条件而推论出来,由于他们保证一种金钱、时间的节约以及在任何情况中低收益的努力,他们起源自一种必然性选择(那不是为了我们的),既在什么是专口必然性的意义上,"实际"(或者像其他人会说的实用的),即为了"勉强过活"的需要,去做"适当的事情和不去做更多",又在被一种经济和社会必然性所加强,去谴责"简单"、"适度"的人对于"简单"、"适度"的品味意义上。被刻写进性情而构成惯习的客观机会的调整,将实践或对象降低到他们的专口功能,"在理发店一种短的背部和两侧快速修剪","一个简单的小礼服","实木家具"等,其是所有现实选择的源泉,这种现实选择基于在任何情况中宣告放弃难达到的象征利益。

工人阶级基于必然性品味的必然性选择,是由于他们缺乏文化资本,文化资本的缺乏又进一步地导致他们信息和特定能力的缺乏。

阶级结构与文化消费

在布迪厄看来 ,个人所有的文化实践 (包括文化生产与 消费对文学、音乐、绘画的偏爱 )其实质都与行动者的阶级惯习密切联系 ,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特定的消费品味。 正如前文中指出的那样 ,阶级惯习的形成过程不仅受到社会空间结构的影响 ,同时还融入了个人的主观能动性 。具体而言 ,受到所处 阶级的影响 ,行动者的家庭背景、学校教育等成长环境各不相同 ,他们所掌握的经济资本与社会资本也有所差异 ; 同时 ,不同阶级的群体 ,其所受的家庭教育与社会教育的匹配度是不一样的 ,他们对文化资本的内在化过程与程度也是不一的。在此基础上 ,行动者所习得的教养、技能以及品味也各不相同 ,即形成了不同的阶级惯习 ,这导致了他们在文化需求、文化消费行为以及文化消费品味上的较大差异。换言之 ,即不同阶级成员之间的文化实践与品味有着很大的差异。

此外 ,布迪厄尤其指出 ,不仅不同阶级之间的文化消费与品味存在着巨大差异 ,即使在同一阶级内部 ,不同阶层之间的文化消费与品味也有着较大差异。由于资本构成的差别 ,同一阶级内部各阶层成员对文化消费品的解读是不同的,由此产生出不铜的文化需求与文化品味。更进一步,布迪厄指出 ,即便是在同一阶级、同一阶层内部 ,当前资本构成相似的消费者也会因为彼此不同的发展轨迹而产生 不同的 惯习 ,并最终影响文化消费行为与品位。所以 ,在布迪厄看来 ,行动者的阶级惯习是复杂形成的 ,它是行动者对阶级环境长期适应与内化的结果 ,不仅根植于行动者所处的阶级、阶层 ,还同行动者的个人发展轨迹紧密联系。一个人可以掩盖自己的历史和身份 ,却很难抹灭其实际的社会经历以及在这些经 历下所形成的某些惯习。比如工人阶级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会购买价格低廉的商品 ,并不是他们完全没有购买昂贵物品的能力 ,这只是受他们长期精打细算、量入为出的生活习惯的影响。

总的来说 ,由资本总量、资本构成和资本在时间上的延续状况三个向度所决定的行动者的阶级背景 ,内化成为 人们 独特的阶级惯习。带着独特的阶级惯习 ,行动者以自身资本(尤其是文化资本以及经济资本 )作为消费基础 ,追求着自身所向往的消费品 ,从而形成了特定的文化消费品味。文化消费的同时 ,也实现了与同阶级或阶层成员的趋同 ,并与其他行动者的相区隔 ,从而达到了改变自身社会空间位置的结果。换句话讲 ,通过惯习的复杂作用 ,不同阶级、阶层以及轨迹的行动者形成了不同的文化消费行为 ,而同时该行为反过来又加剧了社会区隔。

不同阶级之间的差异

不同的阶级 ,其所具有的惯习有着很大的差异 ,他们在文化消费品的选择上也大为不同。阶级的经济地位 ,在长期阶级生活的反复实践中 ,已经内化成自身独特的阶级惯习。惯习 ,作为消费者的应对策略 ,它指导消费者的消费行为: 可以消费什么、应该消费什么、应该怎样消费。 这样一来 ,消费者的消费行为以及在此基础上展现出的品味 ,便不再是对自身经济地位的机械应对 ,而是长期实践的结果。 以教育消费为例 ,在学完高中课程以后 ,处于支配阶级的子女更多的会选择继续接受高等教育 ,并选择管理、医学以及法学这样的专业深造 ;而工人阶级的子女更多则选择去职业学校学习。究其原因 ,经济因素是一个方面 ,高等院校的花费相比于职业学校更高 ,回报周期也更长 ,其中医学、法学等专业更是如此。 然而布迪厄同时指出 ,这一决定还取决于不同阶级对教育消费看法的差异。造成这一看法差异的原因在于 ,不同阶级长期以来根据自身处境所形成的一种应对该类选择的惯习: 支配阶级的子女由于其强大的资本的支撑 ,他们在管理、 医学以及法学这样的学科成功的概率更高 ; 而工人阶级对高等教育的了解并不多 ,而且长期以来的实践表明 ,工人阶级进入到高等教育的几率也比较低 ,久而久之他们便形成了选 择职业学校深造这样一种策略性的应对 ,即惯习。更确切地说: 他们更体现为是不愿意投入高等教育消费 ,而非没有相 应的经济能力投入高等教育的消费。

所以在布迪厄看来 ,文化消费的形成很大程度上受到各个阶级长久以来所形成的惯习的影响。每个群体都有自身独 特的惯习 ,带着不同的阶级惯习 ,消费者在改变自身社会空 间位置的努力中形成了自身的文化消费方式与品位。由于自 身拥有的资本数量上的差异 ,不同的群体 ,其文化消费方式 各有不同 ,消费品位也大不相同。 而这些多样 的文化消费品 味却也正是不同阶级特性的反映 ,正如布迪厄指出: “品位是 分配的实践性控制 ,它让个体感受到在特定 的社会空间位置 可能发生什么 ,由此知道怎么去适应。 它就好 像一个社会引 导器 ,指导着处于不同社会空间位置上的行 动者选择自身地 位的实践与商品” 。 消费品位在反映区隔的同时 ,也进一步加剧了阶级的区分: 一方面达成本群体的社会认同 ,另一 方面与其他 品味的外 群体相区隔 ,更进 一步实现 阶级区 分。

支配阶级拥有雄厚的资本 ,其生活与消费已经不再受到 生存压力的制约 ,在日常生活中能够体现出 随心所欲的追求 自由甚至奢侈的品味 ,展现出一种“美学秉性” ,这种“美学秉 性”尤其体现在对艺术品的鉴赏上。 在对艺术品的鉴赏过程 中 ,支配阶级摆脱了生存压力的束缚 ,在鉴赏过程中变得更 加自由与愉悦;而在形式上 ,对艺术品的鉴赏相对体力劳动 而言 ,更加的复杂且精致 ,从而展现出了区别于纯粹的经济 消费的高雅性。可见正是在同中间阶级和普通阶级品味的比 较中 ,支配阶级的自由品味才被赋予了高贵的色彩 ,才成为 社会正面的参考 ,从而确定了其统治和合法地位 ,并对其他 阶级的品位形成一种强制力量 ,即其他阶级 成员的品位想要 具有支配性力量 ,就必须接受支配阶级所崇尚的价值理念、 遵从他们所制定的符号规则。 这样一来 ,这一 “美学秉性 ”为代表的支配阶级的品味 ,既是支配阶级惯习的展现 ,同时也 由此将自己同其他阶级更进一步的区分 ,并对整个社会 的文 化消费行为产生一种强制力量。

对处于下层的普通阶级 ,布迪厄认为其品味是被统治 ,由于经济、文化和社会资本的有限 ,在日常生活中他们 更多 的体现为追 求生活必 需品的品味 ,更加 偏好实 用、非 形 式化的文化消费品,更加偏爱通俗、实用的艺术品。但布迪厄 认为 ,普通阶级这一阶级特征并非纯粹出于对自身经济地位 的应对 ,而是来源于普通阶级生活中反复实践所产生的惯习。 在物质较为丰富的工业社会 ,以工人为主体的普通阶级 养成了偏爱实用型商品的喜好 ,并不是因为他们没钱购 买更 为高档的商品 ,而是在其生活策略中 ,物美价廉的必需品更 加符合他们精打细算的阶级秉性。普通阶级长 期以来处于社 会底层的阶级地位状况 ,在其生活的反复实践中 ,已经转化 为他们独特的阶级惯习 ,造就了他们特有的消费方式 ,形成 了特有的追求必需品的品位。

对于处于二者之间的中间阶级 ,布迪厄对其分析是 研究 中比较有意思的部分。 在布迪厄看来 ,中间阶级由于处 于社 会空间的中间位置 ,占有社会中中等比例的资本总量 ,长期 以来处于暧昧的社会地位导致了他们产 生了“一种模棱 两可 的阶级根性 ,既希望避免与工人阶级认同 ,但是又缺乏必要 资源区培育它所模仿 的统治阶级的生活 方式” ,中间 阶级 这种“禁欲主义的、严厉的、拘泥于法律的 ,精于算计” 的 阶级惯习 ,体现在消费中则主要表现为他们不断寻找新的生 活方式 ,以替代自身所无法企及的统治阶级的生活方式 ,并 实现自身与普通阶级的区分 ,以最小的代价给自己提供 最大 的满足感。久而久之,便形成了其独特的中间阶级的品位。布 迪厄对中产阶级 ,尤其是新兴中产阶级消费惯习的研究 ,不 仅在其文化消费理论中占据着极为重要 的地位 ,而且也 成为 消费社会学领域内最具特色的研究之一 。

同一阶级不同阶层之间的差异

在文化消费的阶级区分上 ,布迪厄同时指出: 即便在同一阶级内部 ,由于资本结构的差异 ,各个阶层之间的惯习也 各不相同 ,从而形成的消费行为模式与品位也有所差异 ,布 迪厄尤其对支配阶级内部的阶层差异做 了区分。在统治阶级 内部 ,经济相对富足的人们对艺术消费采取一种“享乐主义 审美” ,这种审美往往以“大剧院或印象派的绘画”为象征 ;而文化资本相对富足但经济资本较少的群体 ,则更多 的采取“禁欲式”的审美 ,追求金钱花费较少但同时却能满足 相应的审美需求以及愉悦的消费方式。 在《区隔》一书中 ,布 迪厄 区分了同属 于统治阶 级内部的三 个群体的不 同消费 模 式: 大学及高级中学教师 ,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大企业家。

作为经济资本较少 ,文化资本较多的大学及高级中学教 师群体 ,他们的消费带有“贵族禁欲主义”色彩 ,以休闲活动为例 ,他们更愿意选择登山运动的休闲方式 ,“以最小的经济 花费实现最 大的社会 区隔、距 离 ,并 使自身的 身体和 精神得 以升华 ,通过同时掌控自己身体与自然的方式 ,同社会大多 数人相区隔” ,从而以更少的花费 ,获得比骑车或驾车出游更 大的享受。而对于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都居中的医生以及现 代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而言 ,更愿意从事“驾驶游艇、大海游 泳、跨国滑雪以及水中垂钓”等活动,这类活动相比于登山而 言更需相应的经济支撑 ,是一种略带奢华同 时也健康的生活 方式 ,更加体现一种健康导向的享乐主义;而对于经济资本 十分富足的大企业家而言 ,他们往往通过“玩高尔夫 ,通过高 尔夫所展现的贵族式的礼节、所包含的特定的英语词汇、所 需要的排外的广阔空间以及其所涵盖的完整的利益关 系 ,从 而达到区 隔的目的” ,并 希望通过 此类活动累 积自身 的资本 尤其是社会资本。

轨迹的差别作用

更进一步 ,除了阶级区分以及阶层区分以外 ,布迪厄还指出: “即使 现在某些个人或集团 在特定社会 空间内 占据着 完全相同的位置 ,但如果他们过去所处的社会位置不同 ,那么不仅其人生经历会有很大的不同 ,而且还 可能因此而形成 不同的惯习并对现在的惯习行为产生重大的影响” 。 所 以 ,不同发展轨迹的行动主体在文化消费行 为与品位上也各 不相同 ,要准确把握某个人或团体的文化消费特征 ,除了要 了解其目前 所处的阶 级、阶层 结构以外 ,还需 要认清 他们过 去的经历及其未来可能的发展方向。

而对个人而言 ,即便是在同一阶级同一阶层内部 ,但如 果其个人轨迹差别较大,其消费方式与品位也会存在差别, 并且 这一差异对 其以后消 费等日常生 活方式也会 产生巨 大 的影响。 以中间阶级传媒业者为例 ,传媒业者中部分人 出生 于中间阶级家庭 ,其中甚至有些家庭中父母就是从事传媒行 业的工作 ,因此这部分人由于长期的耳濡目染 ,对相关的着 装、礼仪都驾轻就熟 ,在职业消费以及生活方式上都很得体 , 在传媒行业的发展也比较顺利 ;而对于另外一部分来自不同 家庭环境的传媒业者 ,尤其是那些来自下层家庭的人员 ,他 们通过自身的努力 ,实现了社会地位的上升 ,然而其在童年 时代从家庭、学校吸收的相关礼仪却显得与当前的大环境格 格不入 ,于是他们不得不付出额外的精力模仿公司其他成员 的穿着、举止 ,而体现在消费中则更加依赖于中等名牌的物 品以期提升自身品味 ,实现同其他职员的融合。

品味与社会区隔的形成

对于布迪厄来说品味是一种阶级区隔的标志,其成为阶级之间进行分类斗争的武器和筹码,也造成阶级内各阶级部分之间的区隔,而且从与政治相关的品味来看更能体现出阶级区隔的真相。

布迪厄认为,品味首先是一种形成“区隔”的手段,是身份的表达,地位和阶级群体通过不同的消费模式表现出来的品味相互区分开来。人们更多地通过消费活动过程中所蕴涵的文化风格来表达自己的社会身份,体现出同一群体的“品味”,并与其他社会阶层保持距离。其次,布迪厄“品味社会学”思想引起了人们对“文化资本”的高度关注。品味是由惯习发展而来的,在消费领域,表现的尤为突出,并且构成了文化资木的一部分。人们在消费过程中,购买商品的同时也是购买商品的文化符号,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人们就是在消费文化符号。

在布迪厄的阶级理论中, 最引人注目的是他关于阶级惯习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展现为品味, 以及品味反过来使阶级界限更加明确的分析。布迪厄在书中努力要证明的一个中心观点是:人们在日常消费中的文化实践, 从饮食、服饰、身体直至音乐、绘画、文学等的品味, 都表现和证明了行动者在社会中所处的位置和等级。

布迪厄认为一切的美学都应该是普遍通俗的,之所以对于美学的鑑赏有著不同的品味,其实只是个体处在不同的空间位置所表现出来的不同品味而已。任何一种品味都不应宣称自己有著绝对的正当性

布迪厄认为,通过文化商品的消费,不同地位群体的人们得以表现出自己所属的阶级属性,寻求阶级内部的认同,同时区别于其他地位群体与阶级。这样的区隔过程,是通过阶级与群体间惯习的运作而展现出来的。布迪厄把调节阶级和个人的理解、选择和行为的过程称为“惯习”。惯习营造了品味、言语、穿着、仪表和其他反应的综合品质。

  • 首先,由于资本总量的不同分化出不同的阶层,它们之间的品味有很大差异。

由于统治阶级占有大量资本,因此发展出一种摆脱正常的物质需要以及日常的紧急需要的“对自由的品味”。布迪厄指出,“这种‘差别感’,对其他群体远距离的、超越性的倾向来说,是有一种‘审美倾向’特征的。”

这样,上层阶级免于物质制约的品味使他们可以把自然的功能形式化和风格化,以便在其中投资一种差异感——区隔的感觉。在艺术场域,审美倾向想要把作品的形式提升到内容之上,必须从智力出发,并加以抽象的理解和组织,而不是单纯依靠眼睛对形象的再现和欣赏。这就是艺术感的标志。同样的,上层阶级在着装方面的品味也强调风格和形式,不仅仅是为了穿在身上的舒适感。在饮食方面,果腹的世俗功能也被形式化成一种受交际和礼节规定的仪式。即使是对身体的需要和呵护,也在精心编制的形式主义的关注之下,逐渐走向风格化。

统治阶级品味通过与工人阶级品味进行区隔从而定义自身。因为工人与农民拥有的资本量很少,他们必须直接面对生存的实际需要与急迫性。可是,工人阶级并不把“对生活必需品的选择”视为一种剥夺,而是作为一种偏好的“对生活必需品的品味”。这种品味把感觉置于理性至上,把非正规置于正轨之上;把实体置于形式至上。那么,工人阶级喜欢吃豆子,不是因为他们没有钱,而是因为他们的品味使得豆子成为了最佳选择。工人阶级喜好选择比较廉价的食品,也被解释为这些食品更加实际。

值得注意的是,布迪厄认为这不属于任何一种经济决定论。他认为,是由于物质缺乏的经验产生了一种特殊的惯习。工人阶级的消费行为也并非直接由收入决定。就算工人阶级中了彩票有了钱,拥有很多金钱并不能让人像有钱人那样生活,暴发户们也是用了很长时间才知道,在他们眼中看起来该受天谴的浪费和挥霍,在新的环境中只不过是基本的必需品。而且,当对生活必需品的品味在一定程度上显得不合时宜的时候,对生活必需品的品味的特殊效力就显得特别明显。

因此,布迪厄将统治阶级品味和工人阶级品味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解释。他认为,这两种品味并没有反映两种不同的生活状况。相反的,上层阶级的品味是在与其他倾向——特别是工人阶级的倾向——的关系中得以界定。也就是说,“对自由的品味”只有在与“对生活必需品的品味”相比,才能肯定自己是“对自由的品味”;“对生活必需品的品味”就这样在审美水平上被界定为粗俗的品味。

这样,上层阶级的生活方式被工人阶级看作是一种正面参照。实际上,上层阶级正在行使一种符号权力。而工人阶级的生活方式则被统治阶级看成反面的参照,通过”对生活必需品的品味”的连续否定来肯定自我。可是,上层阶级这种通过否定工人阶级品味来肯定自身品位的方式,实际上是一种“阶级种族主义”——“把工人阶级的生活方式指责称一种愚蠢的、一成不变的生活方式,抑或是没有格调的选择,而不是可以适应物质必然性的生活方式”。但是,阶级身份在本质上是对立的。必然性与独特性是辩证相关的,就好像个人会在与他人的对比中发现自己身份一样。布迪厄认为,品味是个人在社会位置中的反映,同时也是整个阶级在阶级等级中的地位的反映。

  • 其次,由于资本构成的差异,经济资本相对富足的阶层与文化资本相对富足的阶层产生了不同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

在上层阶级内部,资产阶级对艺术的消费采取的是“享乐主义”品味,这种品味是“以印象派绘画、大剧院、博物院为象征的”。相反,那些经济资本相对匮乏但是文化资本相对富足的以知识分子和艺术家们为代表的统治阶层,他们反对资产阶级的奢侈和浪费,倾向于一种“禁欲的”品味,这种品味导致他们支持所有以纯净化和纯粹性为名义的艺术革命。这些对立的倾向系统在文化和经济资本最不对称的地方表现的最为明显,尤其是知识分子与老板之间,这种不对称性在他们之间非常清晰,与人类学意义上两种文化之间的断裂完全吻合。因为知识分子的文化资本与经济资本是最不对称的,他们特别提倡在所有领域中的禁欲消费。譬如在休闲领域,布迪厄做了大量详细的观察,他发现知识分子的禁欲主义在登山运动中表现的最为明显。登山运动与在预定道路上散步或者骑自行车旅游相比,花费更少,却能通过同时锻炼身体和对大自然的亲近而表现出与他人的距离、差异、以及精神上的提升。这与老板们形成对比。老板们期待通过高尔夫以及与高尔夫有关的贵族式的礼仪,巨大的、排外的居住空间,特定的语言词汇而显得身份的特殊,连带所获得的外在利益,比如积累着的社会资本。而医生与高级管理人员偏向健康而导向的享乐主义。与普通的大众品味不同,这种享乐主义表现在跨国滑雪、乘坐游艇、水下钓鱼等高级活动中。

布迪厄认为,现代社会是依靠品味的区隔,来进行社会的区分和重构的。品味既是自我分类的方式,也是阶层划分的原则。随着日常生活领域被经济、政治和社会权力斗争渗透得越来越多,消费、休闲等活动也被干预得越来越多;同时,这些活动也越来越具有权力斗争的象征意义。在一定意义上来说,品位是阶层之间、也是阶级内部斗争的表现形式,隐藏在品味竞争之下的其实是阶级斗争。品味是一个文化符号,但其背后有看不见的经济、政治力量作为支撑。因此,经济资本和政治资本也是品味社会效果的重要保障。

布迪厄认为,品味是一种“区隔”的手段,是阶级身份的主要承担者。品味给人一种社会位置感,人们的社会身份是从消费的文化产品的品味当中彰显出来的,并逐渐形成一个“品味共同体”,这样与社会中其他的“品味共同体”产生了区分。品味在实践过程中,或明或暗的促使人们进行分门别类。打个比方,摄影和文学看起来好像没有关联,实际上与眼界、习惯和审美有不少联系。不同阶层品味之间有很大差异。品味看上去是一种个人行为,但本质上是客观的社会位置的反映。

品味的继承与再生产

策略

再生产策略(包括各种类型的资本)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使人们在场域中的地位得到维持或者加强。打个比方,起初困扰布迪厄的是类似于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文化资本丰富的阶层,譬如大学教授,他们会把资本大量投资于孩子的教育以及他们的文化能力;相反的,经济资本富足的阶层,以工商界的老板们为例,他们更偏爱把经济财富直接转移给孩子,对文化与教育的投资要少得多。文化、经济上都很富足的职业,譬如医生与律师,他们重视文化资本,但更重视那些对日后有用的社会资本,与单纯的文化实践相比,荣誉、尊严、关系可以使他们获得的更多。这样来说,社会再生产的策略极大地依赖于资本的数量与构成。

布迪厄把社会流动看作是资本的投资与转化的策略,这种观点把“横向的”运动与“纵向的”运动加以区分。前者指的是跨场域的运动,后者指的是同一场域中向上或者向下的运动。场域之间的横向运动要求资本的再转化,比如一个普通的手工业主愿意对孩子的高等教育进行投资,而不是简单的让他们继承家庭的生意。场域内的纵向运动,比如从小学老师到大学教授,指的是同一种类型的资本累积。不论是“横向的”运动或者是“纵向的”运动,都可以证明社会流动作为再生产的策略是有解释力的。

手段

再生产的策略还依赖于“再生产的手段(教育系统、劳动力市场以及继承法等等)”。布迪厄认为,教育资本是阶级身份差异产生的重要资源,也是社会再生产能够维持所依靠的手段。他更进一步指出了,随着法律的完善、经济的发展、以及政治生活的变迁,上层阶级不再单独强调财产的继承,文化资本的传承越来越受到重视。受过教育的书面证明,是特权继承最为巧妙与现实的手段,在天赋、血缘、业绩等无法再提供合法证明的今天,教育作为一种新的合法性证明的工具,更是一种象征性的权力。投资于教育的意义在于,上层阶级子弟可以通过进入更加稀少、回报率更高的职位从而为家庭赢取更多的财富与特权。教育文凭作为劳动力市场越来越看重的资本,也使得中上层阶级越来越倾向于对教育进行投资。

通过教育,所获取的学业资本的功能就在于,它使继承的方式从直接的暴力的形式转化为直接的象征的形式,也可以说,以经济资本为代表的可见的物质形式演化成为以文化资本为代表的不可见的(或者说否定性的)象征形式。

因此,对于社会继承来说,最关键的就在于资本类型的转化问题。而在场域的竞争过程中,由于行动者拥有不同的资本结构和数量,处于的社会位置也不一样,他们采取的行动策略也是不同的。他们需要不断转化资本类型以维护自身在社会空间中的利益和位置。而两者之间的转化,就是经由学业资本来实现的。与此同时,学业资本之所以会发生作用,原因就在于其背后的经济资本类型。学历通过某种书面的公开的形式,能够达到神圣化某个事物的能力,也就是保存事物与书面之间,现实与话语之间关系的一致性。由于学业场域和整个社会场域所使用的分类原则之间存在对应关系,才使人们不容易察觉到学业场域被纳入了社会区分之中。布迪厄的整个教育社会学思想,它的前提问题就是:教育行为实际上是受制于社会结构的。

打个比方,统治阶级喜欢学习拉丁文和哲学这些古老的学科,对理工科这类实用性学科不屑一顾。中下层阶级却把理工科当作首选,这并不是因为他们不喜欢学习拉丁文和哲学,也不是真的不具备天赋和才华,而是中下层阶级的孩子能考取这两个专业的比例是被严格限定的(低的惊人);就算是足够优秀而得以进行学习,但是毕业之后找不到工作的可能性也很大,因此,中下层阶级通常会选择理工学科进行学习,较易入学,容易就业,他们不会抱怨,因为整个社会的情况就是这样的。因此布迪厄指出,教育巩固并强化了社会关系不平等的再生产,文化符号则成为了现代社会权利统治合法化的重要工具。

总之,教育行为通过对文化的传播而再生产了主文化,而主文化的再生产对于行为基础的权力关系的再生产具有直接作用。也就是说,教育作为社会再生产的手段,它所发挥的文化再生产功能实际上就是一种社会再生产的功能。这就是布迪厄想要驳斥的古典理论中,将文化再生产从社会再生产中分离出来的观点,他重视的是符号关系本身在社会权力关系中的运作与维系的核心作用。

品味作为阶级区隔的标志

社会空间中资本持有的状况,决定了行动者的位置,并形成了一种特定的"位置感",一种特有的感知、鉴赏、判断和评价系统,品味便在这些系统中显现出来。而"品味形成阶级,不同的阶级占据不同的空间位置,形成一种空间运动,阶层之间既然存在着区隔,就必然存在着阶层之间的斗争。"区隔"作为一种阶级分层实践来运行,品味便成为阶级区隔的标志。

布迪厄将品味判断作为一种强者对弱者的暴力。经济等级场域与政治和文化等级场域具有同源性,在文化领域中像经济或政治领域一样参与者也被分为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因此大学教授和高等教育的专家高踞小学教师之上,就像在商业世界中,高级主管和大商人控制着中级和低级雇员。布迪厄定义了惯习作为起源于一个人社会化他或者她的社会位置的资源或资本组成,它构成了一个人的文化包裹:说话的方式,行为举止,穿衣、吃饭、身体塑造的方式,所有的这些细节经常被看作是个人或者个体的惯习,这些属性是天生地并且不容易消失,对于那些成功在经济或者文化上提升的人,或者那些社会地位下降的人,他们带来的惯习使得他们承受棘手的,有点不符合那些让他们舒服的他们所期望的东西。由此作为惯习表现的品味,在文化场域中成为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为了权力和控制而斗争,以及统治群体维持现有社会秩序的武器。"像每种品味,它组织以及分离杜会中的人。作为与某一特定阶级存在之条件相联系的产物,品味组织着所有那些在相同条件下产生的人们,同时也把他们和其他人区分开来。

品味是种本质的方式来对人进行区分的。由于品味是一个人所拥有的一切——包括人与物——的基础,也是构成自己与他人的关系的基础,所以,人们便借此对自己进行分类,同时也被他人进行分类"。

品味不仅具有审美判断的功能,还具有阶级区隔的功能,在生活方式中所反映出来的审美品味的差异与社会阶级的区分具有同源性。

继承的品味

布迪厄 认为,对美的品味事实上是继承的品味。升华的、高雅的艺术纯粹“直观”的能力事实上是藉由文化资本的继承与传递所获得的。这种直观的纯粹能力是透过家庭教育来传递的文化解读能力,以及透过阶级中某些文化遗产的继承,个体才能拥有著这种纯粹的文化能力:这就是说,与艺术作品的相遇是不会如同人们所说的一见倾心,事实上对艺术的知觉是一种认知的行动,一个解码辨读的运作。布迪厄 认为对艺术的品味是一种认知能力的继承与习得的品味。一种纯粹的艺术能力是否具备,其实是在社会的日常生活中是否学习到以及继承了某种艺术能力罢了。当个体学到了以及继承了这种能力,他就可以说他拥有一种纯粹的能力;当个体没有学到以及没有继承到这种能力,他就无法拥有一种纯粹的能力。

布迪厄将对美学的批判分析放在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上述对于康德的传统美学的批判;第二个部分则是承接著第一个部分的分析,即以教育(尤其指的是家庭教育)与阶层所给予的文化资本作为分析美学的切入点。而第二个部分的分析,就有著一个「筛选」的机制:对美学的品味品鑑可以筛选出什麽人是属于上阶层者,同时间也排除了下阶层者的审美品味品鑑及下阶层者自身的正当性。

艺术品味与教育

对于艺术品味的分析不能纯然视之为是上天的赠与、天赋。它是透过教育所教化出来的一种文化上的资产。这种文化资产,也就是个体所拥有的文化资本。

任何被看作是天生就拥有的或是相当自然就能感知到的艺术“纯粹”能力其实是透过教育才能拥有的。这种与艺术水乳交融的愉悦,事实上是需要经过家庭教育中有形和无形的教化,所形成的一种文化贵族。事实上,布迪厄先针对了所谓的文化贵族予以批判。他认为这些贵族并非是天生就显贵的,而是经由家庭教育、学校教育以及阶级斗争后胜出,才获得其显贵的地位。文化贵族之所以为文化贵族,除了他们习得了以及继承了文化资本(即继承性资本),必须要加上学校教育以增强与巩固其运作逻辑。

首先由家庭教育的继承性资本出发。个体出身于在这个世界上,最先影响和教导个体的,就是他的家庭。而家庭,也就是型塑个体在进入学校和社会之前的早期经验发源地。这种早期经验会影响个体往后在面对事物时所做出的思想与行动的方式:「所有外在刺激和制约性经验在任何的时刻都经由早期经验已经建构好的范畴来感知」。事实上,这种家庭所型塑的早期经验就形成了一种继承性资本传递。而这些资本所形成的行为倾向与特徵,并非是会由学校教育来从头授与的,而是由家庭教育所给予的:

不仅个体的生活风格是家庭所给予的,个体的文化能力也是家庭所赋予的。在家庭教育所传递给个体的家庭经验,是形成个体特殊行为及行为倾向的重要基础。这些基础便成为了个体在进入学校时,所具备的文化能力(如上述引言所说的「知道某些艺术家」)以及合于学校文化的生活风格。一个特定阶级的家庭所传递给予其后代的资本,就会是属于这个阶级所具有区隔性的资本特徵:

家庭有一种延续它们成为社会的一部份,其中也延续著它们有著符合再生产策略的原则,如繁殖的策略、婚姻的策略、继承的策略、经济的策略和最特别的是教育的策略,而这些再製的策略目的,是形成权力与特权的继承。透过家庭教育的行动,个体继承了他们的资本,如艺术的鑑赏力与品味;家庭所传递的资本会形成一种阶级的再製。个体由家庭所继承的艺术品味的文化资本,使得个体会有著某些特定的行为策略,这种行为策略会使得个体保持其阶级状态。这些贵族子弟带著自己继承的文化资本进入社会场域中,藉由学校教育确立其自身的合法性以及其自身在阶级斗争游戏中的优势性。

事实上,教育制度的合法化运作,使得上层阶级者的后代由其阶级所继承的优势文化资本,因为学校教育宣称了它所给予的是一个公平正义的教育机会与内容(也就是不论学生的出生,都可以进到学校来,且学校都给予相同的教育内容),所以上层阶级者的优势资本便被合法地转化为是一种个人的「天赋」「才能」;而下层阶级者的弱势资本便被合法地转化为是一种个人「天赋的不足、才能的低落」。

对于统治阶级的成员来说,他们很早便接触学校所教授的知识(艺术知识)且对这些知识十分地熟悉。

所以个体的行为倾向是在这种状态下的一种产品:一个有教养的家庭出身的孩子,他在学校规则之外也是可以很早就知悉那份文化正当性的途径。以往在文化领域中,人们总是认为某些文化能力,是一种天生的、天赋的能力。某些具有「天赋」的人,可与某些艺术作品做出纯粹的沟通;也惟有这些与生俱来就有某些“艺术天份”的人,才是真正优越的(因为其稀少性和其合法性,及其行为与认知倾向合乎主流,且是佔据稀有性的主流,如:看得出莫内的「印象‧日出」这幅画用了什麽笔法、莫内的心境又在作画时有何转折)。然而,却很少有人去察觉出,这其中所隐藏的文化资本的不均等:

文化资本对于艺术品味的分析在教育上的启示

在布迪厄看来,文化资本在教育场域中,是与阶级有著相当大的关系。也就是说,各个不同阶级的学生,带著自己所属阶级所赋予的、所教化的文化资本,进入了教育场域中,而且,由于这种不平等的文化资本的继承与拥有,而在学校教育中的各种活动,如考试、课业成就、艺术表现等,有著不平等的成功或失败经验。

一方面,人类资本是一种遗传的能力,比方说继承了父母的艺术细胞,但另一方面来说,这种遗传是藉由基因的组合,所以会被看作是一种天赋,也就是天生就拥有的或是由上天(在基因组合时)所给予的能力。但人类资本并非是决定孩子们学业成就的唯一因素。即使是人类资本真的真真切切的存在著,也必须要有人将它传递与启动。况且,在布迪厄的分析中,这样的天份,有许多的层面其实是依靠著阶级间不均等的文化能力的拥有,比方说在欧洲,拥有阅读古希腊文的能力以及认识古典音乐的符号,这些都是由家庭教育到学校教育一连串绵密而又牢固的影响所形成的一种文化能力。

一个阶级的品味,藉由文化资本的不断给予、继承与不断刺激,来融入铭刻在个体行为倾向中。一个个体的出生世界,也就是他所属的阶级,决定了他拥有了什麽样的、及多少的文化资本,这样的资产,是经由不断的文化刺激所行的外在的内在化(当然,也是某种惯习的内在的外在化),因此型塑了一个个体的思考与行为的模式,即一种品味。然而,这些品味鉴赏的拥有及再生产,其实是根植于某种经过创造斗争中所胜出的社会逻辑所进行的强制性斗争。也就是既得利益者的胜出以及再製其利益。

任何一种对于艺术的品味没有所谓先天的绝对正当价值。这些对于艺术的品味,事实上就是藉由家庭所传递的文化资本而已。

反思国内所谓的美术「资优」班。在艺术或是美术领域表现良好者,就是所谓的资赋优异吗?美术班的入学考试,考试内容包括了所谓的绘画(如国画、水彩、素描、书法等等)。在这一部分,事实上就已经是入学门槛的筛选。事实上,也唯有家中具有浓厚文化资本的学生,在这一部分能够有较大的进入机会。由于家中总是充满著许多艺术品;或是家中的文化氛围总是呈现一股厚厚的艺术气息;或是家中总是有著足够的经济资本,再加上父母也有足够的文化资本,能「意识到」需要让孩子培养艺术能力;或是家中的父母因为文化资本的丰厚,自然而然在社会资本(也就是社会网络关系)层面也较充裕,能够请得好师资来教导,或至少是能到前往所谓的名师处学画。因此,藉著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的概念,所谓的美术「资优」班中的「资优」这样具有标签化与霸权意味在其中的字眼,应该予以改变,或仅可称之为「美术才能班」。

参考资料

  1. 布迪厄"品味"理论研究—以《区隔》为中心

  2. 品味、分类与社会再生产 —— 对布迪厄社会分层理论的研究

  3. 布迪厄的社会学思想研究

  4. 试论布迪厄的品味社会学思想

  5. 纯粹美学的社会条件——《区隔:品味判断的社会批判》引言

  6. 阶级、阶层与文化消费 — — 布迪厄文化消费理论研究

  7. 文化成就区隔——布迪厄阶层理论述评

  8. 皮耶·布迪厄

  9. 国外阶层文化消费品位研究 :从单一化到多元化

  10. 布迪厄 文化資本概念對藝術品味的分析及其在教育上的啟思

  11. “高雅”品位缘何会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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