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见董太已经十多年了，她的故事还时不时地在我脑子里闪过。每次念及，总是禁不住想：“她现在也许还好吧？是在台湾，在瑞士还是在美国呢？该不会回喀麦隆了吧？”
认识董太的时候，董先生已经过世好些年了，一双儿女也都远在天边。虽说独自在异国他乡经营一家餐馆日子过得并不轻松，不过，董太说最难的几年早已经过去了。
客厅变作坊
见到董太以前，我对台湾的了解局限于两个断裂的层面。一方面是从港台电视中看到的作为“亚洲四小龙”之一的台湾，另一方面则来自六七十年代离开台湾到美国求学的“外省人”的描述，也就是现在大家熟知的所谓“眷村”的生活。
董太是我认识的第一位台湾“本地人”，祖辈都在台北附近的村庄务农为生。在她口中，台湾的生活艰苦得很。“蒋介石一心反攻大陆，从没打算发展台湾，民生很艰难的”。董太最佩服的是蒋经国，“本地人都很感激他的”，因为蒋经国在1972年就任行政院长后力排众议发展台湾经济，“让我们家家户户都把客厅变成作坊”，老百姓的日子才好起来。
一般史料记载蒋经国在台湾进行的经济建设，多会使用“十大建设”等作为例证。“客厅变作坊”，我在网上找不到相关的资料。然而在董太口中这种小规模但有组织的家庭手工作坊是他们一家走向小康生活的开始。
农耕队
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海峡两岸的政权为了在联合国争夺国际社会的支持，双方都给予了非洲国家大量的支援。我们熟悉的是大陆在一穷二白国计民生异常艰难的环境下给非洲兄弟提供的巨额经济援助。实际上，台湾经济腾飞是在七十年代中期以后，五六十年代的日子也很难过，在这样的环境下台湾勒紧裤腰带给予非洲的援助可以说不比大陆给的少。一场内战，几十年的隔离，带给中华民族的不只是情感上的煎熬，还有经济上的消耗。
董先生一家就是援非来到喀麦隆的。大陆对非援助最著名的工程是坦赞铁路，台湾则在非洲的农业现代化方面投入颇多。八十年代以前，非洲还有不少与台湾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的国家。从六十年代开始，台湾向这些国家派遣了大量的“农耕队”，用先进的种植技术帮助非洲人民发展农业生产，填饱肚子 。世代务农的董先生一家也跟随农耕队来到了喀麦隆。
餐厅
非洲生活虽然艰苦，但对董先生一家显然也是一次机遇。
“我们是穷人”，董太说，“要是有本钱，早就发大财了”。
“做什么能发大财呢？”我问。
“那时候台湾来的人都在非洲做贸易，随便运点什么过来都是十几倍的价钱卖出去。那些有本钱的，几年时间就赚上百万美金。”
“上百万美金？”
“是啊，那可是七十年代的百万美金。那时候大陆还没有开放，只有台湾人在这里做生意。”
董先生一家没有那些本钱，也就没有发财的运气。发财以后移民美国的台湾同乡留下两家中国餐厅，董先生兄弟接手做了起来。大董先生的餐厅在首都雅温迪(Yaoundé)，小董先生就在最大的海港城市杜阿拉(Douala)。在两位董先生董太太手上，两家餐厅蒸蒸日上，在当地是有名的高档餐厅，总统、法国大使都是座上宾。
那两年我出差常去杜阿拉，也就成了董太的常客。招待客户去，不招待客户也去。在非洲国家跑得多了，对各地的中餐馆也有了一些比较。董太的店味道好，而且细节之处都特别舍得下工夫。
跟今天的多伦多不能比，这种中餐馆是不分粤菜川菜还是什么菜系的，什么都卖。董太的店并不以面食为招牌，但董太的台湾牛肉面是我至今吃过的台湾牛肉面里面条最筋道的。面条都是店里自己做的，“全用鸡蛋和面，一点水也不放”。除了中餐，董太还做一点韩国泡菜：“韩国朋友教我的，一定要放虾籽进去才会鲜。”
面条和韩国泡菜都不是店里的主打菜品，用心如此，其余可想而知。
子女
为菜品的质量不惜工本，为子女的教育董太更是不计成本。远在落后的非洲，如何保证一双儿女的教育质量，董太一家动足了脑筋。
美国领事馆为驻外美国人的子女办了学校，董太想办法把大女儿送了进去。学费自然不便宜，不过还在能够承受的范围。女儿读中学，喀麦隆的美国学校再好也没法提供董太希望的教育质量了，更重要的是环境和眼界。于是女儿独自去了美国求学。董太的压力一下子大起来。
在小儿子身上花的钱更多。从小学三年级儿子独自去了瑞士，上寄宿学校，“一年四万美金的学费”把董太压得喘不过气来 。“最难的时候，我们就差把台湾老家的地给卖了”，董太说。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通信费用非常昂贵，通信质量也很差。为了儿女，董太是不计较这些的。没有父母在身边，小小年纪的孩子不能听不到父母的声音，人生的困惑也不能没有父母的指引。瑞士的寄宿学校，学生都是富商贵族的子女。董家儿子的同学免不了在学校议论各自父母的座驾。有人开宝马，有人开奔驰，董太的儿子在电话里告诉董太他把全班同学都给镇了，他说“我爸爸在非洲，我家门口有一对狮子，我爸爸出门骑狮子”。这事董太跟我说过好多次，每次不等说完她自己先就乐了：“他没说谎，你出去看，我们门口是有一对狮子，中国人镇宅的石狮子。”
董太提过几次，想让他儿子跟我们几个同事认识一下，因为我们年纪相仿。可惜时间凑不合适，始终没有见过。那时候董太的女儿已经在美国读完了大学，加入花旗银行回到台湾工作。而儿子在瑞士念完著名的洛桑酒店管理学院留校任教了，并且在瑞士这个极难移民的国家拿到了国籍。
董太的日子轻松了好多。儿女孝顺，让她早点退休回台湾养老。忙碌了一辈子，董太闲不下来，餐厅还开着。
天有不测风云
事情总不会朝着人们希望的方向发展。
我有一段日子没去喀麦隆出差，也没有了董太的消息。直到有一天出差回来的同事跟我说“董太出事了”。这一出，出的还不是小事。餐厅被人打劫了，董太重伤，几乎把命丢了。劫匪疑似曾经在董太店里工作过的当地员工——不难推测，因为劫匪头上蒙面的布是董太店里的桌布，凶器是店里丢失的刀叉。
打劫的原因嘛，当然是为钱。董太开的是餐厅，营业结束的时间比银行关门的时间自然要晚得多。十多年前的非洲，没有微信也没有支付宝甚至也几乎没有信用卡，大量的现金无论如何都得在店里过夜。劫匪熟门熟路，知道钱在哪儿，不消说是全数笑纳。
不过如果说单单为钱似乎也不尽然。董太一个五六十岁的女人，再怎么拼命也不会是黑人劫匪的障碍，要单是为钱没必要把她往死里打。董太、董太的妹妹和大厨刘先生都住在店里，其他两位也都受了伤但远不如董太受伤重。几个月后我再去喀麦隆出差的时候董太的妹妹忿忿地跟我说“准是店里前一阵开除的几个员工干的，一定是报复才会下这么狠的手。”
董太伤重，喀麦隆的医院无法治疗。这样重的伤又不便转移。无奈之下，董太的妹妹求救于SOS国际救援机构，花费数万美元把董太用急救专用橙色直升飞机转移到南非。一个多月，每天在重症监护室，病情终于得到了缓解，董太一生的积蓄也消耗殆尽。伤势恢复，离痊愈虽还远，总算可以在特别护理之下乘坐长途飞机了。董太回台湾去了，继续治疗。在台湾她不用担心费用，因为医疗全免费，也不用担心没人照料，因为女儿在那里。
后来
最后一次去喀麦隆出差，见到董太的妹妹和刘大厨，他们伤势都已经复原。餐厅还开着，董太的妹妹经营着。一个单身的女人，她撑得下去吗？经历了死里逃生，刘大厨心灰意冷，不想再做下去，只是碍于多年的交情却不过情面，一时之间还不好一走了之，他还会做下去吗？
最让人牵挂的还是董太。那时她虽然一天天见好却还在病房里下不了床。后来她又怎么样了呢？
2004年离开非洲，就没了董太一家的消息。一开始还有同事零零散散转述些董太妹妹的只言片语，但总也没听到董太出院的消息。再后来，过去的同事也都陆续离开了，就算零散的消息也没人再传过来了。
每次读到海外华人艰苦创业的资料，听到国人在海外被打劫或遭遇恐怖袭击的新闻，我总会想到董太。我想，董太该好了吧，她艰苦的一生该有个还算圆满的结局吧。不管有多少种可能，她的晚年只会有一种过法。相识一场，只能在万里之外遥祝她健康长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