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革命与金融资本》是一部激发思想和激荡人心的著作，应当获得世界经济各个领域的广泛关注。作者卡萝塔·佩蕾丝（Carlota Perez）是英国苏塞克斯大学SPRU（科学与技术政策研究所）荣誉研究员，同时又是荷兰马斯特里赫INTECH/UNU的附属高级研究员，2002年英国剑桥大学访问学者。1983年，佩蕾丝发表了一篇重要论文——“结构变迁与新技术在经济和社会体系中的吸收”；2002年，又出版了《技术革命与金融资本》，全书重点从三个方面论述了技术革命相对应经济的规则性。

一、经济演化中的技术革命与技术——经济范式

佩蕾丝给“技术革命”下了这样一个定义：一批有强大影响的、显而易见是崭新且动态的技术、产品和部门，它们在整个经济中能带来巨变，并能推动长期的发展高潮。技术革命是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的一组技术创新集群，一般包括一种重要的、通用的低成本投入品（能源、重要原材料）加上重要的新产品、新工艺和新基础设施。

每次技术革命都形成了与其相适应的技术经济范式。一个技术经济范式包括一套通用的技术和组织原则，是一种“经济上的”最佳惯行方式，它引导着经济行为者密集地使用更强大的新投入品和新技术。这些原则代表着一场特定的技术革命得以运用的最有效方式，一旦得到普遍采纳，这些原则就成为组织一切活动和构建一切制度的常识基础。在指引每次大爆炸之后随之而来的巨大转型时，技术经济范式至少与技术革命同等重要。

过去的200年共发生过五次技术革命：

第一次是机器的采用和工业时代的来临，本次产业革命的核心国家是英国，标志性年份和事件是1771年阿克莱特在克隆福德设厂。对应第一次技术革命的“技术—经济范式”的“常识”性创新原则有：工厂生产；机械化；生产率/守时和省时；流体运动（以水力驱动的机器和借助运河与水路的运输为理想例证）。

第二次技术革命以1829年蒸汽动力机车“火箭号”在利物浦到曼彻斯特的铁路上试验成功为标志，表明从英国扩展到欧洲大陆和美国的蒸汽和铁路时代的到来。与第二次技术革命相适应的“技术—经济范式”的原则有：聚合经济/工业城市/全国范围的市场；具有全国性网络的动力中心；规模意味着进步；标准零部件/以机器生产机器；随处可得的能源（蒸汽）；（各种机器和运输工具的）相互依赖的运动。

第三次是以1875年卡内基酸性转炉钢厂在宾夕法尼亚的匹兹堡开工为标志，预示着美国和德国赶超英国的钢铁、电力和重工业时代的到来。适应于第三次技术革命的“技术—经济范式”的“常识”性创新原则是：巨型结构（钢制）；工厂的规模经济/垂直一体化；可分配的工业动力（电力）；科学成为一种生产力；世界范围的网络和帝国（包括卡特尔）；普遍的标准化；出于控制和效率的目的而建立的成本会计；巨大规模的世界市场/若在当地，“小”的就是成功的。

第四次以1908年第一辆T型车从密歇根州底特律的福特工厂出产，标志着美国领导、扩散至欧洲的石油、汽车和大规模生产时代的到来。适应于第四次技术革命的“技术—经济范式”的原则是：大规模生产/大众市场；规模经济（产量和市场容量）/水平一体化；产品的标准化；（基于石油的）能源密集型；合成材料；职能专业化/等级制金字塔；集权化/大城市中心和郊区化；民族国家的力量，世界范围的协议和对抗。

第五次以1971年在加利福尼亚的英特尔微处理器宣告问世为起点，标志着由美国扩散到欧洲和亚洲的信息和远程通信时代的到来。与第五次技术革命相适应的“技术—经济范式”是：信息密集型（建立在微电子技术上的信息和通信技术）；非集权的一体化/网络结构；知识成为资本/无形的价值附加值；异质性、多样性、适应性；市场细分/职务的倍增；与规模经济结合的范围经济和专业化；全球化/世界和局部的互动；内向型与外向型合作/聚合；即时联系与行动/即时全球通信。每一种技术经济范式的存在，意味着一套强大的包容—排斥机制，类似于生物界的自然选择，保留适应新范式的企业，淘汰没有采纳新范式的企业。

二、从技术创新到制度革命的演化

在佩蕾丝看来，每次技术革命都深刻地动摇和塑造了社会，随之而来的强烈的社会、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冲突和妥协又塑造并驾驭了技术潜力，这个技术变迁引致的经济社会的演化过程，是一个艰难的长期转型过程，它包含了技术制度、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之间的紧密互动，以及它们内部的深刻变化。

尽管每次技术革命都是一场深刻的经济转型，但由市场运转并不能单独解释诸如严重的崩溃和萧条、长期持续的离心趋势、动荡和混乱等一再发生的现象，更不能仅通过市场运转解释繁荣的回归。要对以上重要的重复出现的现象作出合理解释，必须纳入更为广阔的社会和制度背景以及与此相关的多种因素。

实际上，每次技术革命都是作为一次震荡而被社会所接受的，在其扩散过程中遇到了来自原有制度和具有习惯性思维的人们自身的强大抵抗，这样，技术革命在财富创造潜力上的充分展开初期，引起了相当混乱而矛盾的社会后果从而要求进行一次重大的制度重组。这种制度上的重组，既包括改变那些影响所有市场和经济活动的调节框架，也包括重新设计出包括政府、金融管制、教育等的一系列制度，还包括对社会行为和观念的修正和引导。只有这样，才能重新塑造与新技术革命相适应、促进其潜力发挥和扩散的制度环境和社会环境，才能保证由新技术革命引发的“黄金时代”的到来。

在由技术革命引致的经济社会的重大演变过程中，金融资本扮演着关键角色。它首先支持了技术革命的发展，继而加剧了技术—经济领域和社会—制度领域之间的不协调，而这些不协调可能引发冲突的产生和放大。当这两个领域之间的协调建立起来后，金融资本又成为技术革命进入展开期的推动力；一场技术革命行将结束，金融资本又会对催生下一场革命产生重要作用。然而，对于技术革命与金融资本的这种关系，无论是那些研究金融的经济学家还是研究技术变迁的经济学家，却令人诧异地未将二者联系起来。金融与技术之间的关系一直被忽略了。佩蕾丝则对这种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和剖析。

概而言之，资本主义体系的运行存在三个特征：一是技术变迁以创新蜂聚形式发生，在这里，蜂拥而至的创新形成相继出现而又互不相同的各次技术革命，正是技术革命推动着整个生产结构的现代化；二是金融资本和生产资本既相互联系又职能各异，虽然都在追逐利润，但两者采纳的标准和行为各不相同；三是社会—制度框架面对变革，比技术—经济范式有大得多的惰性和阻力。这里的每一项特征都涉及下述三个领域变革是如何发生的：即技术领域、经济领域和社会制度领域在发展过程中是协同演化的。

三、技术革命引发经济演化的四阶段模型

佩蕾丝认为，新技术早期的崛起是一个爆炸性增长时期，会导致经济出现极大的动荡和不确定性。这种动荡和不确定性的原因在于，风险资本家受到获取高额利润的新可能性所鼓舞，他们迅速投资新的活动、新的企业和新的基础设施。金融资本和生产资本的大量投资是如此密集，致使这些新事物变得非常强大，爆发性地兴起于一个仍被“旧”产业主导的环境中，因而这无可避免地带来相互间的巨大冲突，从而进入结构调整阶段，以至于日益明显地需要一套新的调节体制。

随着新的调节体制的建立，随着政治和社会变革的经验积累，随着大量企业逐渐适应了新技术和新的调节体制，随着新的技术—经济范式日益成为日常生活的“常识”，导入期的紊乱状态就会被更加和谐的增长所代替，从而进入一个新的经济增长时期即“展开期”。展开期建立在技术和制度框架彼此协调的基础上，是一个相对稳定而繁荣的发展时期。许多国家会在展开期达到高就业水平。因此，人们往往将展开期看作“黄金时代”或“美好年代”。在展开期的成熟阶段，已是相对老旧的技术或成熟的技术的收益正在递减，递减的收益引发了新一轮的导入期，人们的注意力转移到了下一代的重大创新上，它为工程师和金融家带来了更为激动人心的前景。

佩蕾丝的以上分析，是与其将技术革命引发的经济演化分为两个时期四个阶段相一致的。两个时期是导入期和展开期，各含两个阶段。导入期的两个阶段是爆发阶段和狂热阶段，展开期的两个阶段是协同阶段和成熟阶段，介于两者之间会有一个转折点。

爆发阶段是技术的时代，这时，金融资本和技术革命相互恋爱，金融资本成为促进技术革命的新的风险资本，它促进了新商品的生产、贸易和购买，为原有核心部门的创新而融资，在金融资本自身的世界也广泛采用新技术，这个时期产生了一种所有投资均可获利的新预期，从而进入了导入期的狂热阶段。

狂热阶段是金融的时代，这个阶段中，自我满足的金融资本与技术革命的关系破裂，金融资本主宰着一个大赌场：投机于旧财富，对革命性产业的过度融资，大肆兼并与垄断，洗钱、走私、贩毒、腐败、诈骗、黑社会等广泛存在使道德伦理软化，货币经济严重脱离实体经济，出现了狂热之后的衰退和泡沫的破裂，形成一个转折点。转折的过程是反思和调整发展路线的过程，通过反思和调整，进入展开期的协同阶段。

协同阶段是生产的时代，在这个阶段中金融资本和生产资本之间形成愉快的婚姻，因为协同阶段是在无管制的崩溃之后到来的，因此这个阶段秩序井然，行动规矩，金融为耦合建立适当框架，使制度创新生效，共享繁荣的协同阶段和扩张阶段的成果，逐步走向了成熟阶段。

当一次技术革命的技术经济范式进入成熟阶段时，新的投资机会范围变得越来越窄，后期产品和技术体系的生命周期缩短，为提高生产率进行的投资越来越没有成效，新的盈利机会越来越难以把握，从而丧失了发展和投资的推动力。随着资本的大量闲置，金融资本和生产资本都将再次外流寻求投资和盈利机会，这种外流可能是流入新的产业和产品，也可能是流往区外或国外，而在核心地区，下一次技术革命蓄势待发，并将挑战已有生产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