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这本《野火集》的相遇，源于借书证。本书作者是台湾作家龙应台。原本我以为这只是一本作者的散文集，并没有太多期待。不曾想全书的的主旨让人陷入深思……
其中一篇《不要遮住我的阳光》中最后一段这样写的：
台北实在够糟了！给我们一片青翠的草地，给我们一点新鲜的空气，给我们一个清静的社区，给我们一个干净的厕所、一个宽广的公园、一个儿童图书馆，但是不要，不要给我们一个会遮住阳光的铜像。
书中这样的写法，比比皆是，甚至过犹不及的那些话，就像不曾出现过一样。作者一度给报社投稿，有的文章太过于锋芒毕露，大多报社都不接受她的文章，希望她能改改文章的锐气，不然谁敢为她登报，惹上一生的骚。幸运的是这些文章在这本书里得以重见阳光。
她的文章看似在记录生活中的的所见所闻，其实是揭露了那个时代台湾的现状。人们都是安于现状，得过且过，摆出一副事不关己得模样。文中这样一段：
居然有人说：台湾没那么糟！
为了多赚几毛钱，有人把染了菌的针筒再度卖出，把病毒注入健康人的身体里去。为了享受物质，有人制造假的奶粉，明明知道可能害了千百个婴儿的性命。为了逃避责任，有人在肇事之后回过头来把倒地呻吟的人瞄准了再碾过一次。我们的子女坐在教室里，让毒气给轰倒。我们的朋友喝了伪酒而失明。我们的兄弟，被车撞断了腿，每天拄着拐杖，一跛一跛上学校。而我们自己，心平气和地吃喝各色各样化学毒素，呼吸污浊的空气，在横行霸道的车辆间仓皇怯懦的苟活。
要糟到什么程度你才会大吃一惊？
即使作者只能通过文字的表达来描述那个时代台湾的现状。
作者文章登报后，读者给作者的回信，虽有人不敢用真实姓名来阐述自己的态度，至少知道有同样信仰的人在。“少年人激动愤慨，老人家伤心落泪，绝对不是因为我的文章写得好。”
出国留学，那个时候就已经有很多了。但曾一度被称之为“崇洋”。为什么呢？作者这样写的：
许多父母千方百计地把儿女送到国外，以逃避台湾嗯联考制度。这些父母被指责为崇洋媚外。而事实上，在台湾凡是做父母的，大概心里都有一个解不开的结：希望孩子无忧无虑的长大，可是教育制度的钳制下，不得不眼看着他眼镜愈戴愈厚、书愈读愈死、精神愈逼愈紧张。如果有机会，哪一个父母不希望儿女能逃出这个制度？在这种情况下，有父母送子女出国，我们不沉痛地检讨教育制度的缺失，问为什么台湾留不住人，反而拿出“崇洋”的帽子来指责，这不是也很奇怪吗？
作者的一篇标题叫《机器人中学》中提到了一个学生读者的来信。而且很好的反应了台湾教育制度的另一面：
一个国中三年级的学生来信：“我们训导主任和管理组长专门检查服装仪容。夏天再热，衬衫的袖口不能卷起来，裙子要过膝。冬天的套头毛衣除了黑、白，不能有其他颜色，镶边也不可以。书包的背带不能太长，也不能太短。夹克的拉链必须拉到底。头发一定旁分，一定要用发夹。发长是用尺量的，多出一点点就要记警告；有刘海或打薄的，要记小过，而且，老师还会把你的头发剪成一边长一边短，后面剃平，作为一种羞辱，一种惩罚。”
是谁在作践我们的子女？老师吗？训导主任和管理组长吗？还是高高在上的教育执政者？
《野火集》让我重新认识了龙应台。她不只是《亲爱的，安德烈》里那个温柔，耐心，智慧的母亲。她对那个时代的台湾当下有着敏锐的嗅觉，《野火集》的前瞻性，给台湾带来的新的改善，也让当下的读者回望了过去，审视现在，展望未来。
《野火集》，毋庸置疑，正是这样一本，为解严作准备，引领整个社会进入全民民主时代的启蒙书。本书照亮我们的不成熟、尚待启蒙的状态，更重要的是，掀起战后台湾新一波的“启蒙运动”。——杨泽
她把讲台搬去了香港，更为整个中文世界所注目、所聆听。在统独之上，中西之间，风声不绝。至于毁誉，她似乎都不在意，因为有风过处，树林总不免飒飒而鸣。——余光中
二十年，在中国传统的习惯中称作一代。一本书在二十年后还能成为社会的热门话题，那就证明，这本书足可称得上“一代文笔”了。——余秋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