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常于晚上九点半左右去理发。这时，店里大多不会有顾客，老板坐在椅子上翻看着手机，徒弟也开始打扫，若再没有生意，过几分钟就要关门了。
老板也不起身，说，“先洗个头”。又说“你来剪吧”。话是对两个人说的，眼睛却没离开过手机。我走到洗头的地方，徒弟拿来毛巾，人有时就是有这样的默契。
我最喜欢洗头的这个时候，躺在那里，水从上方流下来，温度刚刚好，手挠的力度也刚刚好，身体像是卸下重担，瞬间舒展了开来。手在头上来回拖动，挠到痒处，痒也顺着头皮四散下去，全身猛地酥颤，眼泪就快流了出来。
徒弟是个姑娘，20岁不到的样子，来有一个多月了。也许是想着一会她来主刀，要好好洗洗，时间一长，我已经睡过去了。拍拍肩膀把我叫醒，顺手递过来一块毛巾，她便走过去准备剪刀。
“还是我来吧”老板又说话了，眼睛还是没离开手机。
我只想着剪短点，也没有头发要削得薄一点，耳朵要微露，前面的头发尽量少剪一点，额头要若隐若现，眼睛要忽隐忽视等等之类的要求，就说“让她试试吧，没关系的。”
徒弟拿起梳子，把我的头发一顺溜往右边梳过去，准备下剪子先把右边剪短。
“不能这样，要先从左边剪”老板教育道。
徒弟又准备从左边下剪刀。
“这边要先用剃刀剃平”老板有些不耐烦。
徒弟右手拿来剃刀，左手拿着梳子比划，刚剃下两片。
“需要拿着梳子量吗，直接剃不行吗？”老板要发火了，她终于站了起来，过来一把夺过剃刀，还得自己出马。
“还没上手剪过，肯定剪不好”。老板的嘴本来就小，这时又要拼命的咧开，笑是笑了，脸颊两边的肉却被挤压的紧缩在一起，我看着有些狰狞。
“没关系的”，我不知怎么回答，只有赔笑道。
徒弟站在旁边，呆呆的看着。老板推她一下，就让开一点。没过多久，又去打扫地上的碎发了。
理完头发出来，像是过了很久，天却还是原来的模样。天黑了就不会再黑，只有时间越来越晚。
路灯是昏悔的黄光，梧桐也成了昏悔的梧桐。叶子已经不多，零零点点挂在枝头，风吹过来，摇曳着好像下一秒就要掉下，却又始终恋着枝头，不忍离去。虽是昏黄的灯光，昏黄中也有些绿色，是新叶。它们卯足了劲，像是在宣告着什么。老叶一落，它们就能爆炸般的升上来占满枝头。
新剪的头发，刚才还软巴巴的躺着，许是干了，兀的站了起来。
脑袋里又冒出两样东西，毫无由头。哲学里讲万物皆有联系，又讲存在即合理，就姑且记下。
一是前些时候看到地铁上一位大叔，50多岁，上身穿着深蓝色的工装，领口和袖口处都有些泛白。卡其色的裤子，想是洗多了，又有点米黄色的味道。皮肤是暗红色的，几道皱纹刀割般立在上面，冷峻如山峰上的裂谷。
大叔在一排座位的正中，两只手夹在两腿之间，屁股只三分之一坐在座位上，蜷缩着，和两边乘客都空开点距离。眼睛里分明是有眼泪，却又强忍着，身体因此有些轻微的颤抖。这颤抖似乎将他对城市事物的憧憬淹没，泪水也隐藏在了纯朴的绝望的眼神之中。
生存本身就是一种徒劳，川端康成在雪国里说。
是啊，我总是以不能惩恶扬善也要趋善避恶标榜着自己。但是，世界那么大，我们根本无能为力。
第二样是一句旋律，港岛妹妹，你献给我的西班牙馅饼，甜蜜的融化了我。很久没听，又突然想起。
没有任何关联，又都出现在我的脑子里，在我想来，大概以后他们都分不开，想起一样，另一样必然也会被想起。马克思老师不会骗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