衣赐履按：提起贾谊，我们立即想起《过秦论》，就凭这篇文章，将他列为文艺青年，估计没人会反对（该文实为政论，个人觉得文采胜过观点）。在《史记》里，太史公把屈原和贾谊共列一传，说明这两个人有其共性：一是同为大才子，文章诗赋呱呱叫；二是都有政治理想，但都不大得志。
我个人觉得，在文艺上，贾谊恐略逊于屈原；但在政见上，屈原恐不是贾谊的对手。
贾谊天纵英才，弱冠之年即入仕，深得文帝刘恒喜爱。其政见之深刻，目光的犀利，当世无匹。然而，鉴于年龄太轻，根基不稳，特别是思想观念远远超越了时代，很快就被远离中枢，三十三岁就去世了。史家公认，“两千年来皆秦制”，说的是个形，我感觉，“外儒内法”更符合实际情况。以我的陋见，其理论基础就出自贾谊的手笔。在政见上，贾谊是天才；在政治斗争上，贾谊不过中人。今天，我们讲一讲贾谊入仕，明天，讲他的一些政治见解。
前179年，文帝刘恒得知河南郡（河南省洛阳市东白马寺东）郡守吴公治理地方的政绩为天下第一，就召他入朝做廷尉（司法部长）。吴公推荐洛阳人贾谊，刘恒就召贾谊进京做博士官。其时，贾谊芳龄二十二岁。
虽然贾谊在博士中最年轻，但每次刘恒让博士们讨论一些问题，老博士们往往无话可说，而贾谊却总能“当当当”作出回答，而且，大家听过之后，每个人都觉得这家伙说出了自己想说却说不出的话来。博士们都认为贾谊天纵英才，无人可及。刘恒也非常喜欢他，不到一年，就破格提升他做了太中大夫（博士属四级官，太中大夫属三级官）。
贾谊年少受宠，当然敢提建议。任太中大夫不久，就奏请刘恒改正朔（十月作为岁首，是秦朝所定，贾谊认为汉朝应定正月为岁首），变换朝服颜色（根据五德说更改颜色），重新制定官名（西汉一直沿用秦政府的官制跟称号），修订秦时法令，建立汉朝的礼仪乐章。刘恒谦让，不敢接受。
衣赐履说：本年，贾谊二十二岁，刘恒二十四岁。倘若刘恒是秦孝公或始皇帝这样的开拓之君，或者具备他老爹刘邦的格局，可能中国历史上就又多了一对“孝公－商鞅”这样的绝配君臣，但是，刘恒是守成之君，作大手笔的改革之举，似与他的性格不合。
前178，贾谊上书，贬抑工、商，强调农耕对国家的重要性，刘恒深受感动。正月十五，刘恒下令前往皇家农场，亲自耕种，作为重农榜样。
衣赐履说：君主亲自耕种，这个习俗可能自刘恒始，初衷是提倡农耕，提升农业地位，延续到后来，逐渐演化成一种秀。
前176年，刘恒打算擢升贾谊出任公卿（部长级），高级官员们反对说，贾谊不过是洛阳城里的花花大少，年级轻轻，认识几个字，写了几篇文章，就想夺取权力，干预国家大事，长此以往，贾谊一定会闯出乱子来。刘恒受此影响，逐渐疏远贾谊，不再采纳他的建议，而任命他当长沙王（首府临湘，湖南省长沙市）吴差的太傅。过后不久，又改任为梁王太傅。
衣赐履说：一般情况下，看到这里，我们总会有些气愤，究竟是哪帮王八蛋陷害贾谊？让这样一个聪明正直的年轻人失去了政治机会，让中国历史上又少了一位杰出的政治家，云云。
然而，诋毁贾谊的可都是老革命诶，都是政坛大佬诶，绛侯周勃、颖阴侯灌婴、东阳侯张相如、典客冯敬，这些人哪个不是人中龙凤？哪个不是功劳等身？哪个不是大汉王朝的股肱之臣？显然，刘恒没有能力为了一个贾谊，得罪所有这些重臣。老革命们集体排斥贾谊，似乎给我们一些启示：一是政治上没有净土，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大小扛把子们要维护江湖地位，就存在斗争和倾轧；二是再牛的政治天才，要想发挥作用，没有强大的支持是不行的，如燕昭王之于乐毅，秦孝公之于商鞅，宋神宗之于王安石；三是理论能否实行，还需服从于现实，政治上的力量，多元而奇特，简单而复杂，对于屈原、贾谊这样略带悲情色彩的人物，我们在评判时，往往容易以最美好的愿望来衡量那些没有发生的事，然后当成遗憾。然而，屈原和贾谊，真正投入到政治中去之后，他们本人也发现了，他们根本不是老革命们的对手，他们甚至不能保护自己的生命，因此，哪怕你的理论是对的，就算勉强执行，但结果往往是一个惨败，反而给理论蒙上一层灰色。对比着来看，张居正是什么时候开始万历新政的？先把严嵩熬倒，再把徐阶熬走，联手太监冯保，陷害了首辅高拱之后，四十八岁，才开始了长达十年的改革。不容易啊。
前174年，贾谊向刘恒上书，就是著名的《治安策》，时年二十七岁，其政治目光和洞见，上下罕有可比拟者，我们明天再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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