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身体是演化的结果。为了应付直立行走，每一个人类的小孩相比于其他灵长类都是早产儿；为了有更大的脑子处理复杂的信息，人类的颌骨更宽更短，被挤压生存空间的第三磨牙不时发炎令我们痛苦不已；至于大脑，则更是没救。旧的结构和新的结构一同在线工作，就好比一个功能失调的指挥间，于是精神分裂、认知失调、记忆偏差等各种问题也就不足为奇。
我们的社会和我们的大脑如出一辙，大脑分步演化，东拼西凑；社会边建边用，漏洞百出。
一个半月的时间，跟微思客读书会一起“初步”读完霍布斯鲍姆所著的《革命的年代》。之所以“初步”，是因为这本书着实够“硬”，信息量极大，有重看的必要。霍氏在这本书以及随后的年代系列里显示了他的野心，他用宏大的、总结性的笔触向读者描绘了1789至1848近六十年间的历史样貌；同时又小心、细致地剥离出其中的肌理，给予分析性的说明。
第十三章是整本书的“书眼”。世俗的意识形态既是果也是因。它是那时候的思想者用世俗的语言对其所处社会的高度抽象以及规划设计，同时也塑造了当时和未来的社会形态。霍氏自信地站在这些思想者之上，用他冷峻的文笔旁征博引并一一作出点评。从这一章，作为读者的我们可以管窥，霍氏是如何看待从革命的年代生长出来的社会，这个漏洞百出的现代社会。
双元革命
若要问两百年前的世界与我们当下的生活相隔多远？似乎十八世纪八十年代法国的一个农民尚遥不可及，但一转身，英国的一个工人不过就在百米开外。
十八世纪，古典自由主义已经阐明了其基本体系——“严格的理性主义，同时也是世俗的”，基于中产阶级的内省和观察体现出深刻的个人主义。熟读亚当斯密的企业主、金融家、土地经营者、商贩，还有律师，他们的“首要目的便是寻求最大限度的满足”，他们相信，“每一个人都与生俱来地拥有其生命、自由和对幸福的追求”。抱着这一信念，他们加入了改造世界的先头部队，引领工业革命。
对于工业革命的各项基础，霍氏做了富有条理的说明：外部——世界贸易网络的建立，为早期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初步条件。内部——农业革命养活了以及能够养活更多人，人口膨胀供给足够劳动力；圈地运动“革命性”地解决了土地问题，同时提供了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制度让中产阶级得以影响议会，“个人利益和经济发展”成为政府决策的最高目的；持续的技术发展和乡村学校培养的技工人才，足以应付革命所需。
这一时期，社会发展“所有相关的统计指数才都快速地、几乎直线式地上升”。正如亚当斯密的经济学论点所揭示的那样“乐观”，“当竞争行为尽可能不受制约地发挥作用时，国家财富快速增加”。
十八世纪，启蒙运动席卷自然科学、哲学、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等各个领域。孟德斯鸠、卢梭和百科全书学派影响了一批又一批的自由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点燃了各个阶层人民的热情，为革命提供了持续的强有力的思想动力。
法国大革命诞生的条件根植于当时世界的危机，根植于法国特有的旧制度、经济体系和社会形势。十八世纪后半叶，法国社会内忧外患，既得利益集团与新兴势力剧烈冲突，战争和债务破坏了君主政权的根基。自然灾害让社会危机赤裸裸的爆发出来。旧制度摇摇欲坠，各种政治派别团体你方唱罢我登场。这一场大胆的、“充满辩证舞步”的“政治实验”对十九世纪世界的政治和意识形态造成了即刻的、爆炸性的影响，带来了如“自由和民主政治的语汇和问题、民族主义的观念和意识形态、法典、科技组织模式和公制度量衡”等诸多杰作。
西北欧引擎已燃，工业革命和法国大革命齐头并进。物质的极大丰富，科学技术的进步，新的社会组织形态和法制体系，世俗化的价值观念，这些双元革命的产物，构成了我们大多数“现代人”如今习以为常的“现代生活”。
资产阶级与劳动贫民
现代化，这个极富“时代感”“方向性”的词汇，赋予人们时间上的发展观念，在这一时期和“进步”融为一体。“启蒙运动的捍卫者坚信，人类历史是上升的”，“人类社会和个人发展都同样能够运用理性而臻于完善”。在阐述双元革命如何发生以及其塑造的新世界样貌之时，霍氏并没有停留在抽象性的阐述，他深入地检视了革命的年代里个体的生活。
双元革命的决定性成就，是向才干之士敞开的晋升之路。静止不变的、血缘关系的等级意识，彻底远离十九世纪。四条成功之路，实业、教育、艺术和战争逐渐开通出来。对于无数的农民和劳工家庭，小官吏、教师和神职人员理论上可以触及；受过多年教育、才华出众的人可以考虑医生、律师和教授；而经济领域迅速增长，则使实业提供了最多的就业机会。革命后的法国社会，是“暴发户的社会”，是“自我成就者的社会”；工业革命创造出与官方社会并存的资产阶级新集团。
“‘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显然就是社会的目标”，这一部分资产阶级极其自信的宣称。在新的社会关系里，是否带来了或者能够带来“最大多数人的幸福”？答案似乎是否定的。资本主义社会的运转依托的劳动人民，成为了新的底层人群。他们在中产阶级主导推动下，在粗放的资本主义进程中，褪去了“人”，而被抽象为驱动工业革命引擎运转的“劳动力”。
大多数劳动贫民被迫接受了安排给他们的新的位置，工作强度大、工资低、三餐不得保证，受周期性经济萧条影响失业。酗酒成为社会群体性问题，只为逃避现状求得暂时的麻痹。他们对命运何以如此，没有太多的追问，只能从迷信中寻求精神上的慰藉。极少数劳动贫民从悲惨循环中走出来，他们简直是励志的典范。他们参加戒酒会，提升技能，发展实业，挤进上层阶级。新兴工业无产阶级在物质上可能有所改善，但仍然得不到法律援助。
双元革命松动了社会原有的阶级，但不平等仍然是“人类社会的三大支柱之一”，白手起家的自我成就者们，在形式平等的基础上，重建起阶级社会。刚刚起步的公共保护无力应对迅速积聚的巨大社会矛盾。“人们最容易看到的，显然并未实现的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就是穷苦劳动者的幸福”。“当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逐渐失去其最初的自信冲劲时，社会主义却再造了十八世纪的古老真理”。
社会主义同样坚信人类社会乌托邦理想，但在实现的方式上，它“创造”了无产阶级革命，创造了它认为一定会实现的劳动者必然胜利的未来图景。
进步的必然？
法国大革命赋予广大阶级新的斗争和组织形式，“工业革命则使它铭记经常动员的必要性”。曾经是社会革命中的街垒路障构筑者的“人民”，曾经被广泛动员的“群众”，开始有了工人阶级的觉悟。总工会、工会、互助会或合作社，开展总罢工、各规模大小的活动，运动传统和工人阶级的社会抱负业已形成。
革命分裂的另一个后果，是民族主义。在资产阶级世界，地方乡绅、民族中产阶级甚至下层中产阶级成为外族统治的反对堡垒；教育发展，更多年轻人被赋予社会团体的新意识，学校和大学显示出民族主义的进展。近代资产阶级之外，还有反对异族统治的民族运动。西北欧的革命同时孕育了此后的反西方运动。
革命年代塑造的社会，其内在矛盾是不言而喻的。鼓励个人幸福，却产生了最大多数的流水线上的螺丝钉；崇尚自由，又何尝不是施加了更多的束缚；而无知、迷信的多数人，不可能成为实施中产阶级的理性命令的人民；乃至，自由与平等也成为一种矛盾。托克维尔一针见血，“从十八世纪以来，流出了两条好像出于共同源头的河流。一条把人类带向自由制度，另一条则带向专制权力。”看看二十世纪以来的世界格局。
进步是不是主旋律？至少大部分人对以下这一事实的“进步”确信不疑。这一时期，权威的事实判定“下放”给科学，价值判定“下放”给个人。凝视这些矛盾、问题、漏洞的同时，我们需要问，“BIG PICTURE”是何样子？
人类对自己的脑子一直都挺有自信（是的，这也是大脑告诉我们的），少数个体或某些群体间或出些问题，但总体看来一直运转良好。
BIG PICTURE，霍氏有他的相信和分析。面对这个漏洞百出的社会，是向上发展打打补丁，还是不断撕裂终将坠落毁灭？科学是否能分析判定？你（的大脑），怎么相信？
2017年7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