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的江汉平原农村比现在可落后多了。我记事起，逢下雨天的话，去学校就得打赤脚，滑到农田里是经常的事。伯伯（爸爸在叔子伯爷中排行老大，一直把他喊作“伯伯”，说是改口好养活我们兄妹仨，直到今天。下文同）当时在村小任民办老师。我在前面滑滑溜溜前行，他在后面肩上顶着小妹妹，背上背着二妹。靠他微薄的工资和4亩左右的水旱各半的责任田抚养三个孩子，其艰难可想而知。但伯伯凭着自己的智慧，凭着自己的劳动，诠释了劳动者的真本色。

伯伯有几门“手艺”给我的印象特别深。“撒丢网子”就是其中之一。放学后，他会带上我，提个桶子跟在他后面，走在“五岔河（就是穿沙岗集镇的那条河，孩提时候好象比现在宽很多也深些）”边，见到两片水草间的宽阔处，他就会停下来；把网好好的理顺，找出尾子绾在左手上，右手带着网头，把网整体斜向左后突然发力的同时右手松开，网就成了不规则的圆，罩在指定区域，然后收网拾鱼。不一定网网都有，网上螺蛳螃壳的时候居多；但是基本上每次都起码会有半桶鱼拎回家改善生活，要知道那时候吃的都是自己自留地里的蔬菜，买菜吃是不可能的。那地道的野生鲫、鲤、黄蛄的味道深深地留在童年的记忆里。再就是“板砖”。舅舅家在邻近的东岳村，村里有口窑，通过做工作，伯伯在一个暑假“板”出了做小三间房子所需的土砖，然后请师傅烧成红砖。他“板砖”的时候吃完全是在窑上，饭菜由我和妹妹送过去。烈日下的他戴个破草帽，挥汗如雨，忙个不停，一点也不是在讲台上旁征博引妙语连珠的“李老师”。大概是1979年的秋季，我们搬出了和爷爷奶奶、小爹婶娘合住的三间瓦房，住进了伯伯亲手一块块“板”的土砖烧成青砖做的房子。再就是“理发”。不知道他怎么还有剪头发的家什，推剪等一应俱全，我和表兄弟的头发15岁以前就没在街上理过。 现在还常常听伯伯说起那时常常凌晨起床，天黑路滑，道路坑坑洼洼，拖着板车，带着一只捡来的狗，到白鹭湖去挖藕。三四点钟洗净出发到湾桥集市去上给人家。回家后常常是裤腿上泥巴来不及洗，就得回教室去上课。特别的怀念那只叫小黑的小狗，可听话了，每次都是半夜跟随着我伯伯去湾桥，到集市了就自个回家，来回三四十里路啊，你卖完藕回家时它已悠闲地卧在门口吐舌头了。

  我估计他深知民办老师要跳出农门必须要考上师范，于是从来没有放松过学习。听爷爷说他也只读了个初中就因为兄弟多而中止学业了，回来后被“大队（也就是现在的“村”的建制）”里请到学校里教书，一教就是十年；其间有几次考师范的机会，因为家庭成份的原因（我家是“中农”成份）而没能参考。家后面有片竹园，清早起来，我会听见他朗朗的读书声：“……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 有次他去应考，带上了我。是在荆州城考试，我又小，不敢到处跑，就在他考点的学校外面枯玩哒两天。他考完后，和我一起提上早就带来的一壶香油（七十年代末期当时可是奢侈品），去送给师范的某位校长，我没进门，一会就见他被推出来了，然后是“砰”地一声，油也被无情的扔了出来……我看见落日余辉下我30来岁的伯伯眼角清泪满溢……这件事对伯伯的触动非常大，同时也让他深深明白：万事只能靠自己，爱拼才会赢。 正所谓功夫不负有心人！第二年他考取了（成了国家老师）！请客的那天，大队长都来了，我记得还送给他一个本子和一支钢笔；左邻右舍、亲朋好友，好不热闹！！！！！！ 在师范要学习两年，家里的几亩薄田以及我们年幼的仨兄妹就甩给了妈，我插过秧、打过猪草放过牛、稚嫩的肩膀挑过大桶水……伯伯两周回来一次，为了省那往返的几块钱车费，都是骑自行车来回…… 两年后他回来了，分配在镇中教书（我当时读初二了，全家也顺利地解决了户口性质）；从教期间，他在报纸上发表豆腐块数十篇，中篇小说《走出幽魂林》载入《今古传奇》，所写教学论文多次获国家级奖，市级一等奖。他以扎实的工作作风、严谨的教学态度赢得了学生的一致爱戴，家长的普遍好评，学校的高度肯定，并在2000年调入县一中，至今仍然奋斗在三尺讲台上，为我们兄妹仨，做出了表率，引领了方向……

  傍晚散步在江陵滨江公园迂回的小径，杨柳低垂，绿草如茵。放眼望去，江景豪庭奥林花园高楼林立，气势不凡，生活是那样的美好。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跟父亲的辛勤劳动是密不可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