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早期的伊城，几乎是没什么楼房的。

一片又一片的平房，就像一个又一个巨大的敞开的口袋，里面装着满满的张长李短鸡零狗碎。装着满满的春去秋来，刮风下雨。

酒鬼老庄是伊城街头巷尾有名的闲人。

伊城大大小小的食堂面馆几乎没有老庄没去过的。

那时，不流行叫什么大饭店之类的，就是某某饭馆、某某食堂。

有时候，大清早，当你进一家面馆儿准备吃面时，老庄不知什么时候早已经坐在那里了。如果你恰好和他坐一张桌，他就会睁着有些饧有些瓷的眼睛，怔怔地把你看上几秒钟，随后，把面前的雪鹿牌啤酒向你一推：来，喝上点儿。

你当然是拒绝了他。他也不介意，自己拿起来猛喝一口，随后抹抹嘴巴，又像刚才那样有些饧有些瓷地盯着你看。

如果这时你身边有人聊起伊城最近发生的大事小情，老庄的眼神随即就活泛起来，有了光泽，也有了神气，他抽抽鼻子，清清嗓子，就加入了聊天的行列中。

老庄的音声不高，节奏不快，可你听他说话又句句在理。上至新闻联播里某条新闻中的某个细节，下至伊城谁家的小子娶了谁家的女子，他都悉数掌握。

聊着聊着，面上来了。

老庄也不急着吃面，把碗轻轻往开推一推，微微皱着眉头，仿佛和眼前的面条有什么不愉快一样，用筷子挑挑、翻翻、瞅瞅，好半天才吃一口。

要是夏天的话，有时候早上就很热了，因为面馆普遍都不大，也就四、五张桌子的地方，人多了，挤，再加上厨房的热气，就更热了。这种时候，老庄一般会很快吃完面，到外面找个凉快的树荫歇着，呆呆地看着来来往往的人和车，时不时拿起戳在面前的啤酒瓶，把瓶口往嘴里一栽，咽上一大口。

要是冬天，老庄就不忙了，在小面馆里一坐就是大半天。

老庄是不白坐的，他会不住气地跟面馆的老板要啤酒，一上午能喝六、七瓶。

上午喝完了，中午吃碗面，再一直喝到下午。

天擦黑时，老庄摇摇晃晃地从老史面馆走出来了。有时，会和剃完头出来的侯铁匠擦肩而过。

人们都缩着脖子骑着自行车往家赶，有人的车把上会挂一袋菜，那是做晚饭用的。步行的人则低着头只顾往前赶，没人看一眼老庄，老庄也不看他们。

人们有人们的去处，老庄有老庄的去处。

旧二轻局一带，一中南墙外的菜园子一带，有几家小饭馆，那是老庄和酒友们的天地。

伊城什么时候有了老庄他们这一批酒鬼？

这个问题从来没有人想过，也想不清楚。

酒鬼这个物种，好像是在某个失意的夜晚突然就冒出来的。

老庄和他的酒友们坐在一起，菜是很简单的，三、四个凉菜可以伴随着他们每人喝下一瓶绿瓶二锅头，然后上两个炒菜。有时候，连凉菜也不要，那是他们欠账欠到月底还没给饭馆老板结账的时候。

酒鬼们坐在一起说什么呢？

有时天南海北什么都说，说得脸红脖子粗。

有时什么都不说，各自举起面前的杯子示意一下，皱着眉头吞下去。

不管哪种，老庄坐在酒友们中间，都觉得寂寞，是真寂寞。

是啊，不寂寞的人有他们不寂寞的原因，他们有很多事儿可做。忙工作，忙挣钱，忙孩子，忙老婆……

寂寞的人也有他们寂寞的原因。

可是，当寂寞的人发现自己很寂寞的时候，已经成了一个酒鬼。成了一个酒鬼之后，更寂寞。

所以，当你成为一个洒鬼的时候，你的寂寞其实是没多少人能够知道的。

因为这个世界上还是不酗酒的人多啊。

刚开始喝的时候，老庄是很寂寞的，喝着喝着，眼前的酒把他和其他酒友们拉到了一起，老庄就觉得没那么寂寞了，他打心眼儿里感谢酒。

……

后来，老庄的酒友们逐渐减少了。

不是他们戒酒了，而是一个一个慢慢都醉死了。

老庄还活着，寂寞地活着。他依旧每天浪迹于伊城的大街小巷，像个醉醺醺的行者。

再后来，伊城的平房慢慢拆完之后，旧二轻局、南菜园……这些地方就永远地成了伊城老一辈人心中一个熟悉的词语了。只是，这词语再也没法和眼前的实景对应起来了。

老庄慢慢地没了去处。

老庄慢慢地没了。

……

一个酒鬼，在酒店关门之后，就成了无家可归的人。

这世上的酒鬼，有一半儿是醉死的。另一半儿，则死于寂寞。

这个时候，我已经上高中了。而这些酒鬼们正在伊城的大街小巷蓬勃生长，这是他们的黄金年代，也是我的学生时代。

现在，我回想我的学生生活，对于其它的细节，已经很模糊了，只有一件洁白的羽绒服在头脑中异常清晰，无限膨胀，像一片洁白的羽毛，时而飞升时而飘摇，永远不会沉降在记忆的湖底。

那是有一年的元宵节。

那个时候，伊城的西面已经慢慢地有了一片房子的群落，也有了几个单位在这里落地。虽然，它还不是伊城人口最集中、最热闹的地方，却也有了一定的规模。

那个时候的单位分别是第二幼儿园、乡企局、人行、建材厂、矿管局。二幼和人行是楼房，那时，伊城的楼房并不多，所以，这两个地方的高度，就是伊城人那个年代对楼房的记忆。虽然，这为数不多的几个单位中，后来有些就消失了，可当时，它们的存在，让伊城西部慢慢有了人气和活力。

那一年的元宵节，我看到了我的一位同班同学，也是我心仪的一位女生。

她穿着一件洁白的羽绒服，在广场的旺火堆旁边走来走去，轻盈、自在，像一只白色的蝴蝶在黧黑的天幕下飞来飞去。当时，我的心是慌乱的、飘摇的。

我并没有站在这位女同学所在的广场上，当时，我在广场对面的公园里，公园有一座高高的土山，土山上有一个亭子。我站在这个亭子的边上，出神地望着对面旺火堆旁的那一片小小的白，目不转睛。

当时，我是多么想冲下亭子，快步走到对面广场上的旺火堆旁啊。可是，我没有，我只是一直站在那里，看着，看着，看着……

许多年之后，公园几经变迁和修缮，小土山上的亭子被连根拔起，不知运到了什么地方，也许是扔了吧。对面的小广场先是硬化，再是增添运动器材，植树，增设座椅，已经再也找不到当年的影子了。

我还是时常会进入这座公园。

还是时常走上当年的小土山，这大概是当年遗留下来的唯一一个痕迹了。

我站在这座已经没了亭子的小土山上，出神地张望对面的广场。

对面的广场有时绿树浓荫，有时秋叶飞舞，有时则冬寒逼人。可是，却再也没有点过旺火堆。因为，它已经不再是当年的广场，当年，它是没有硬化过的一片黄土垫成的空场子，专供元宵节点旺火堆用。

而现在，它是大理石铺成的一个公园广场了。除了一场厚厚的白雪覆盖在上面，会留下痕迹之外，其余的时候，别说人，连又厚又重的时光踩在上面，都留不下什么印迹。

我望着，望着，眼前仿佛幻化出当年的时光，当年的旺火堆那红红的火光仿佛又升腾在眼前，旺火堆边那个身穿白色羽绒服的女同学仿佛又穿梭在人群中。

今天，我时时能碰到当年的那个女同学。

可是，她又分明不是当年站在旺火堆旁边的那个她了。

时间已经把出神凝望的我和如蝴蝶般蹁跹的她，留在了久远之前的伊城。

许多年后，这座公园终于有了自己的名字：白马公园。

而我当年出神地凝望着对面广场的那段往事，却还是那样模糊。

只有那一件白色的羽绒服异常清晰，还有……穿羽绒服的那个短发女孩子……

其实，她有没有出现在当年元宵节晚上的旺火堆旁，都不是一件确定的事。

只是，如果时光可以倒流，我想对这位女孩说，我也好想和你并排站着，看风吹乱你的短发，看天边那抹独属于少年人的忧愁……

那时，国营澡堂又是我们的一个好去处。

这是一座高大的建筑，却又不是楼房，是一座高大的平房，高大到在我心目中就像楼房。

去国营澡堂洗澡，不仅仅是为了洗澡，更多的是为了玩儿水。

一帮人相跟着去了，基本不带什么东西，在我印像中，好像就是一人一条毛巾什么的。

澡堂的墙面和地面都是水泥抹成的，简洁、干净、明快，没有一点儿多余的东西。一进男浴室的门，对面就是大池子，大池子正对的这面墙上安着篷头，有一长溜。其实，叫喷头比蓬头更准确。因为上面的莲蓬头早就被不知什么人拧走了，不见踪影了。管澡堂的人也懒得再往上配，于是，水顺着管子像一根柱子，直接就敲到了我们身上，那种滋味，真是又痛又痒又舒服啊。

冲一会儿，就扑通跳到池子里泡着。我们的一位伙伴不安分，竟然在池子里游起了泳。泡一会儿，上去，再冲，冲的间隙用旁边放着的一个破脸盆接水互相泼。闹到实在不可开交时，就听门外管澡子堂的一声断喝，干甚了。于是，消停一会儿。每逢这时，门外往往会进来一个上些年纪的人，过来，慢条斯理地拧开水管，冲一会儿，再下去泡一会儿，再上来，站在龙头下卖力地搓一会儿。有时候，也会向我们中的某一个求助，说，来，小后生，咱们互相换着搓。

等冲到身上的皮肤都起皱的时候，觉得该出去了。就一块儿出去，在澡堂的大厅里待一会儿。大厅是正对的两长排供人休息躺卧的床，床和床之间有高高的隔板隔开，大约五、六十公分高，躺下去，谁都看不见谁。

床上铺着竖条纹的大长毛巾，有闲心的话可以在上面躺着，没人管你躺多长时间。

有时，能听到不远处的床上有人唠嗑，也有的床上，传来轻微的打呼噜声。

有人坐在床边上，边擦头发，边点着一根烟抽。那时不流行打火机，都是土褐色的盒面儿上印着暗红色的“安全火柴”四个字，一般都是山西平遥出产的。火柴擦着的一瞬间，离着老远都闻到它特有的味儿。烟也有烟不同的味儿。那个时候青城已经很少了，大部分人抽的是钢花或大青山。偶尔有人抽青城烟，它那种特有的清甜中带着一丝辛辣的味儿立刻就弥漫开来。钢花是微辛的一种味儿，大青山也还行，不过比较辣。

那个时候，一盒青城五毛钱。一盒钢花一块五。一盒大青山两块五。

这些烟，我们都偷着抽过。

大家一致觉得钢花的口感最好。

哈哈，岁月深处的钢花烟，如今，早已绝迹了。

在澡堂子泡够了，就去影剧院。

影剧院是伊城的老建筑了，老到什么程度？

我第一次去伊城的那年，它大概就已经二十岁了。

我去伊城的时候，是1989年。

影院剧的入口门有些年久失修了，是那种老式的双扇弹簧木门，外面用一根大链锁锁着，双手用力一推，门扇之间就有一道极宽的缝隙，可惜，这缝隙大人是进不去的，只有十来岁的小孩子可以，也就是说，我们恰好可以钻进去，而且，我们也这样做了。

正是下午，电影是不开场的。

整个影剧院里黢黑，待上几分钟，就适应了，在极黑中反倒也能看见一丝丝光亮，那光亮是一排排的硬木椅子发出来的反光，光源来自两侧墙上狭长的窗子，窗子之间有一孔排风口，下午的阳光照在排风口的叶片儿上，叶片有时懒洋洋地转几圈。

突然，有几只鸽子扑啦啦飞出去了。

原来，这里是它们的家。

好容易熬到电影开演的时间。

第一个进门的当然是管理员，他哗啦啦地把锁着门的大链锁打开，顺手推门进来。我们听到声音，全部缩在后排座椅下，一动不动。管理员大概看一下，见没什么异样，就出去了。

不一会儿，灯开了，看电影的人陆陆续续进来。

等人多点儿的时候，我们就从座位下悄悄地钻出来，一脸庄重地和那些买票进来的人一样，严肃地坐在那里等着电影开场。

那部电影叫《阮氏三雄》，讲了《水浒传》里智取生辰纲的那段。电影不是特别吸引人，所以，我们看了一会儿就不耐烦了，就起来靠边儿四处乱逛。逛着逛着，竟然逛到了影院的顶棚里。

影院的整体构造是两层。二层与楼顶之间是又高又阔的空间，里面是横梁、架子，大概是起支撑作用的吧。站在这些粗大的横梁上往下看，可以看到一楼的观众席。

观众们都聚精会神地看着电影。

看着看着，不知道为什么，我竟然向下吐了口唾沫，这口唾沫正好落在一个空着的座椅上。旁边的人大概是听到了声音，扭头看了看，什么也没看到，就又继续专心地看电影了。

这时，我旁边的董礼解开腰带，掏出了自己小便的家伙，对准了下面的观众……

请原谅，如果你是当年看这场电影的其中一个观众，又不幸被浇湿，那么，你一定要原谅，那不是我干的，那是董礼干的，千真万确。因为，在他冲着观众席撒尿的时候，胆小的我还有明晓东，早已经手忙脚乱地溜出了影剧院。

影剧院外面时间还早，阳光柔暖。

站在门口无所适事事的我和明晓东，就是在这个时候看到了白雪。

不是下雪了，白雪是人名字，是个漂亮女孩的名字。

那时，我和明晓东不知道站在我们旁边的这个女孩子就叫白雪。

我瞟了一眼白雪，就把头扭向别处，装作很不在意的样子。

明晓东的嘴半张着，眼睛瓷楞楞地盯着白雪，不争气的鼻涕在瞬间露了一下头。

白雪看到明晓东吸溜着鼻涕，就忍不住张嘴笑了，很好听的声音，短发在夕阳下被镀上了一层金光。

明晓东这个楞货不仅傻傻地盯着人家看，还装腔作势地和人家打招呼。这一下，白雪笑得更欢了。

我不知道白雪笑什么，为什么笑，我只是觉得有些害臊，我不敢正眼看她，只是时不时扭头瞟她一眼，觉得她长得确实美，美极了，牙齿洁白、整齐，笑起来嘴角向上翘起，有一个微微的弧度。我觉得她对我是不屑一顾的，高傲的，因为她好像从始至终都没怎么看我一眼，相反，她倒是时不时被楞货明晓东逗得格格直笑。

我无聊至极，心里面还带着对明晓东的一点点恼怒，就仰头看伊城影剧院房顶上方的天。

可天有什么可看的呢，就那么展着一张不温不火的脸，不动声色地看着地下站着的渺小的我。

影剧院侧门外是几十级台阶，台阶一侧的护手栏杆是钢管儿，天长日久，被磨得油光油光的。我慢慢地骑上去，骑稳之后，两手伸直张开，像鸟展开翅膀，随即就飞速地顺着钢管出溜下去了。

白雪终于看了我一眼。

白雪终于看了我一眼。

白雪终于看了我一眼。

她终于看了我一眼。

影剧院附近的天在那一瞬间明亮起来，温暖起来，好看起来。

三年后，我升入初中。

坐在我前排的，就是白雪。

可是，白雪大概早已忘记了当年在影剧院门外，我和明晓东千方百计想引起她注意的那些情景了吧。

我百无聊赖，想和前排的白雪说一说当年的情景，可是，却实在找不到开口的理由。

从此以后，每当课间作眼保健操，广播里传来“揉四白穴”的口令时，我都能痴迷地把它听成“揉死白雪”。

后来， 我转学了，离开了我的前排白雪同学，再也没见过她。

我转入新的学校后，同班有个叫明宇的同学，瘦，高，细眼睛。

明宇同学特别容易亢奋，一亢奋，说话就漏洞百出。

明宇有一次对我们说，我家门前有根电线杆，又粗又细。

结果，没等他说完，围着他的男生们笑成一片。明宇脸憋成通红，辩解的声音被淹没在一片哄笑的海洋中渐不可闻。以至于后来同学们见了他，都调侃他说，明宇，我家门前有根电线杆，又长又短，又粗又细。明宇照样是脸憋成通红，甚至急了眼要和说这话的同学打架。

明宇就是这样一个人，认死理，容易急眼。上学时这样，后来也这样。

明宇没有父亲，只有母亲，他母亲，就是国营理发馆的郭美丽。

明宇那个时候就偷偷抽烟，身上总是带着一股浓浓的烟味儿。有一次，我看到他在跟小卖部的莅师傅买烟，是三块一盒的三塔烟，白色包装，云南产的烟，好像是大理卷烟厂。后来我也偷偷学会了抽烟之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抽的都是这个牌子的烟。

莅师傅是伊城街面上为数不多的最早开始开小卖部的人。

莅师傅的小卖部当初是开在一个白铁皮焊成的手推车上，一米七八长短，一米二见方的手推车，里面可以放得下一个小火炉，一年四季，人就守在里面。当初，伊城的小卖部是极少极少的，只有沿街的两个门市部，一个叫红海一门市，一个叫红海二门市，除此之外，就是莅师傅的手推车上的小卖部。

到了黄昏，莅师傅把货车推回家，歇了业，吃过晚饭，就背了一个黄挎包出门了。

背着黄挎包的莅师傅，是去给那些开在家里、不挂牌的小卖店送货去了。主要是送烟，这些都是假烟，便宜，可以和真货卖一个价，所以，那些在家里开个小店的店主们，都愿意要他的货。现在想想，莅师傅是颇有经济头脑和眼光的，那个时候，他就开创了送货上门的服务，这是今天主流的一种供货方式。虽然，他送的是假货。

莅师傅送了几年假烟之后，挣了不少钱，就不在街上摆他的那个手推货车了，他开了批发部。烟、酒、糖果、肥皂、洗衣粉、日用品，品种越来越多。这个时候的莅师傅，早就不搞假货了，卖的都是真货，价格也公道。

可伊城起初做小买卖的人都知道，莅师傅的家底是靠贩假烟撑起来的。

这成了莅师傅的心病。

得了心病的莅师傅，这时应该叫莅老板了。

慢慢的，伊城像莅老板这样的批发部、商店多起来。

饭店也相应地增多了。

木老板的凤凰楼算是一家规模较大的饭店。

木老板的饭店开在伊城东出口的牌楼附近。这座牌楼也算是伊城当时的一个标志。伊城陕西移民过来的人多，陕西人说牌楼这个词时，后面带个儿字，念出来就成了牌楼儿，这种发音方式也是区分地道伊城人和陕西移民的一个标准。

木老板的饭店里，力社长是一位常客，常常来照顾生意，木老板不敢怠慢。

每次力社长一来，服务员三三就躲出去了。木老板遍寻不着三三，只好叫自己的老婆出来顶生意。力社长每次来都吆五喝六地带一帮人来，有时，酒鬼老庄竟然也在其中。

力社长喝得半酣时，就高声喊喝着让木老板的老婆也过来坐。木老板的老婆推托了几次推不开，只好过来坐下。见木老板的老婆过来坐下了，力社长高兴得前仰后合，借着前仰的机会，就把桌子底下的一只手伸到了木老板老婆的腿上，狠狠地拧了一把。木老板老婆的脸色微微一变，找个借口起身去了门外，再不回来。

从此以后，每当力社长来，找不到三三，木老板也不恼火了，也不叫自己的老婆出来顶生意了，改成他亲自坐在那里陪力社长喝酒。力社长脸上的笑意明显没那么浓了，他也不说什么，只是一个劲儿地攀酒，让木老板多喝。

有时，烟抽没了，木老板就起身去拿。吧台边的烟是分层放的，当众人都喝多时，木老板拿的就是莅师傅送来的烟……

这些，都是发生在木老板凤凰楼里的事儿，都是真事儿。

能吃能喝的力社长当了十来年报社社长之后，就死了，是癌症。据说，一米八几的大个儿，蜷在医院的病床上，成了一团儿。

我们家刚搬到伊城不长时间那会儿，一次， 我和母亲、弟弟，在凤凰楼跟前儿的档案局院子照过一张相片儿，那时，我穿的还是当裁缝的母亲缝制的衣服，母亲的一只手搭在我的肩上，我们的身后是一棵长势很好的垂柳。

那时候，我只知道凤凰楼是伊城的一家大饭店。

那时候，伊城的国营饭店已经没了，关闭了，它所在的那位置，伊城人还是习惯地叫国营饭店。

很久以后，凤凰楼饭店也没了。

也很少有人能看到木老板。

现在，站在凤凰楼原来的位置，看到的是一溜底店，全新的，没有一点儿原来的影子。

那时，我时常站在凤凰楼一带向西回望伊城。

我家在伊城西端，起初，伊城那么荒凉，后来，伊城渐渐热闹， 渐渐有了人气，是谁让伊城有了人气，这似乎是个很难回答的问题。是不断涌进伊城的人们？是不断崛起的建筑？

后来，我还是时时会路过原来的凤凰楼一带，回头看一眼它曾经的位置，我看到的只是一抹记忆，轻烟一般，也许，再过些年，这股轻烟一般的记忆，也会逐渐消失吧。

那时，记忆中的伊城，又将在哪里？

我似乎还能听到力社长他们吆五喝六喝酒调笑的声音，看到莅师傅背着一个大大的黄挎包挨门逐户送假烟的身影。

这只是我心里的伊城吧。

如果真有一个跟在现在身后的过去的时空，那么，它又在哪里呢？

时空，河流一样的时空，流走了，就没了。

人们都这样说，可是，我分明从它激起的浪花中，看到了过去的影子。

有一种人，可以永恒地活在过去的时空中。时空可以老化他的肉体，可是，却无法改变他内心的想法和他的眼睛。

马大为就是这种人吧。

上两代的伊城人大概都知道马大为的真名究竟是什么。

现在，知道马大为真名的人几乎没有了。

马大为大概走遍了伊城的大街小巷，这一点，能和他相比的，大概也就只有酒鬼老庄了吧。

我第一次见到马大为的时候，他就戴着厚厚的白线手套，那时，是夏天，可是，他就那样戴着厚厚的白线手套，从不曾见他脱下来过。唯一的一次，他来到郭美丽的国营理发馆，推门进来，神情沉静地说自己想洗手。那时，郭美丽正在给我理发。

郭美丽显然习惯了马大为要求进店洗手的要求，她平静地说，去别处吧，停水了。

马大为也就没再追问，神情淡定地走出去了。

马大为出去后，郭美丽带着一点点嫌弃的神情说，很麻烦的，这个人，一洗就是半个小时。

后来，郭美丽和其他几个同事合伙盘下了国营理发店，这理发店就成了私人经营的理发店了。我时常去郭美丽的国营理发店，一直理到十多年后的伊城大拆迁来临，国营理发店被拆。在这期间，我再没见过马大为来店里要求洗手。

不过，在伊城的街上，我却时常看见马大为。他的手套似乎在逐年加厚。

马大为这个外号是怎么来的？

据说，他以前是个歌手，唱男中音，学的是蒋大为的路子，唱得也还不错。

后来，马大为的老婆跟人跑了。

从那时起，马大为就开始洗手，不停地洗。洗干净后，就觉得必须把手保护好，不能弄脏，就开始戴白线手套。戴着那么厚的手套，还是觉得手脏，只要看到理发馆之类的门店，就要进去洗手。

有一次，我在皮市场附近的一家小饭馆吃饭，正好碰到了马大为。

马大为看到我坐在那里吃饭，就友好地向我点了点头，开始和我攀谈起来。其实，也不是攀谈，是他一个人在那里自说自话。因为，我看见，他虽然面对着我说话，眼神却一点都没有看我的意思，所以，等于是他自己在和自己说话。

马大为说，你才吃一个炒菜？我能吃四盘鱼香肉丝，六碗米饭。马大为又说，我家里有一百多套西装，八十多双皮鞋，摆满了柜子，一排又一排，我每天要换好几次。你们这些人，衣服和鞋太少了。

我没说话，只是坐在那里看马大为说。

说着话，菜上来了，马大为开始吃，并没有摘下他的白手套，就那样戴着厚厚的白线手套，拿起了筷子。

小饭馆的老板撺掇马大为说，再给咱唱上一个吧。

马大为好像没听到一样，低着头，依旧坐在那里大口吃着。

他的白手套，在小饭馆午后昏暗的光线中，白得耀眼。

我盯着马大为看，仔细地看，忽然，我想起来了，我曾经听过他唱歌，唱的正是蒋大为的《骏马奔驰保边疆》。那是我上初中时，一次，在皮市场附近的一家名叫阿吉饭店的地方吃饭，是谁的结婚庆典宴会好像，可是，记不太清了，只记住了马大为上台唱歌的情景。

那一次，马大为穿着一套整齐的西服，人比现在精神，他站在台上，一点儿都不腼腆，感觉也不错，等到弹琴的师傅奏完了前奏，他严丝合缝地切进来，开始唱。他的气很足，声音也宏亮，歌声回响在阿吉饭店的大厅里。

那个下午很晴朗，我听到了马大为唱歌，唯一一次。这之后，我再没听过他唱歌，关于他会唱歌，成了一个传说。

大概，马大为从此以后就开始走街串巷找洗手的地方，四季之中，总是戴着几层白线手套。他眼神沉静，步伐执着，忙着洗手，忘记了自己是会唱歌的人。当他忘了自己会唱歌这件事后，就成了伊城疯子中的传说。

不知道为什么，伊城好几个有名的疯子，都游荡在皮市场一带。

这些疯子，有的慢慢就消失了，大概是死了。有的，很顽强，一直生活在伊城。

当伊城还是平房的伊城时，这些疯子们踽踽独行在那些小街小巷，走累了，就在小饭馆的房檐下歇一会儿。

当伊城成了楼房的伊城时，他们隐身于高楼大厦的阴影之下，如此孤单而弱小，没几个人认识他们。他们曾经的邻居都搬离了他们，搬离了自己的平房。

造物是如此神奇，让躺着的平房站成竖着的楼房，之后，伊城的很多原住民就变成了熟悉的陌生人。人们遇到，对视，回想，却怎么也想不起曾经的过往。因为，那些老建筑是他们赖以定位和相认的坐标。

平房时期的伊城，大街上最暴躁的，大概就数李疯子了。那时，我还在上小学，五年级。李疯子拄着一根长棍，棍子磨得溜光，可这并不是他用来打人的武器，他最常用的是半砖。一次，我骑车去上学，突然之间后轮挨了一半砖，我回头一看，是李疯子，他向我扔出了半砖，嘴角还挂着一丝淡定的微笑。

李疯子还有一件武器，就是占领女厕所。他进了某座公厕的女厕所不出来，这间女厕就成了他的领地，没人敢试着进去。

李疯子也是伊城最早消失的一个疯子。那次扔半砖之后，我就再没见过他了。

大概是疯死了吧。

高疯子的名气也很大。二十多年前，她大概四十来岁吧，瘦高个子，神情严肃，鹰钩鼻子，眯缝眼。据说，她以前是文化馆的工作人员，唱歌很好。

高疯子疯了以后，平时是很安静的，一但疯起来，就要唱歌，而且是跑到大街上唱。

某个烈日炎炎的夏季午后，如果你离得远远的就听到有人唱歌，并且看到有一小群人围着嬉笑，那必定是李疯子无疑。她的头高高昂起，神情专注、感情充沛，看着远处的天，声音嘹亮。

唱完以后，高疯子瞬间就恢复了她平时那种阴恻恻的神情，像是要打谁的样子，围着的人们哄一声就散了，只把一片夏日的灼热还有孤零零地她剩在王府路上。

还有一个郝疯子，以前，她住在福利院边儿上的平房里。人们说，她结过婚，在婆家因为性格问题老是挨打，慢慢就犯病了，越来越厉害，后来又离了婚，回来之后，就疯得更厉害了。

我们家刚搬到伊城那几年，我看见郝疯子时，她还好，有时还会冲我们笑笑，短头发，人也安静。我们家和郝疯子住得又不太远，我甚至和她的弟弟还玩过几回。她看到我们玩，嘴里糊里糊涂地不知说什么，他弟弟瞪他几眼，喝斥着让她赶快回家去，她也不回，依旧站在那里瓷瞪瞪地看着我们。

那时，是春天，伊城每到这个季节，风特别大，沙子眯人眼。那天下午，我们玩着玩着，风慢慢大起来。那时，现在的二幼一带，还是一片荒凉地带，满眼皆沙。我们几个孩子在沙渠里玩儿，郝疯子站在上面看我们，有时会笑笑。

风越来越大了，黄沙漫漫的，她还站在那里。他的弟弟喝斥她，让她回去，她也不回去，之后，他就不理睬她了，照旧和我们玩儿。

再后来，我慢慢儿地就不怎么能看见她了。

听人说，好像是家里人嫌她疯跑，就把她锁在家里不让她出来了。

过了几年，人们把那片沙渠填起来，建起了福利院，又建起了金桌市场，这里越来越有人气了。

我还是很少看见郝疯子。

又过了几年，郝疯子的父母都下世了，她的一个哥哥还有一个兄弟，都不怎么管她，就任由她疯跑。她终于自由了。被关着的这些年，她疯得更厉害了。偶然碰到她，她很漠然，冷漠之中带着一点衰老和麻木，已经开始变瘦了，头发干枯，像破烂堆里的一团乱铁丝。

再后来，福利院也被拆了，经常流窜在院子里的那条大黑狗也不知所踪了。

福利院周围的房子也被拆了，只残留了那么一排。

没了房子的人们忙着租房、买房。

郝疯子是不用担心这些问题的，她像一棵生在伊城西端的枯树，虽然早已腐朽，多少年却硬是没倒下。她还是时时出来游荡，冷漠而麻木地看着眼前的人们。

伊城建起了高大的楼房，挡住了明亮的日光，有些上了年纪的人，走很长时间都走不出这些楼房高大而漫长的阴影。

郝疯子每天就隐没在这些高楼大厦和残留的低矮平房之间，骨瘦如柴。

所不同的是，郝疯子从不离开伊城西边儿，她几乎没去过伊城的东边儿，城市越来越大，东西仿佛两个地方。

每当看到郝疯子，我就会想起小时候玩耍的那片沙渠，那个时候，站在沙渠边儿上看着我们开心玩闹的郝疯子，有时还会冲我们笑笑。

几十年过去啦，现在的郝疯子再也不会笑了，像一棵把根扎在80年代而把一蓬枯枝露在今天的怪树，不时摇曳在伊城人记忆的沙原上。

老史面馆的老板娘有时看到郝疯子坐在门外的台阶上，就会端半碗面出去放在她跟前。不用多说什么，饿了，她自然会吃。

只是，这面也不是新煮的，是食客们吃剩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