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名摇滚乐手谢天笑曾在一篇访谈中说起过这样一件事：
谢天笑的童年从上学那天开始,就变成了灰色的，“学校对我来说就是地狱”，从上小学开始，老师变着法儿地打骂、辱骂、歧视这个成绩不好的学生，同学们也孤立他、嘲笑他。
小学升初中，换了一个全新的环境，谢天笑想：我一定要从头开始，好好学习，变成一个老师喜欢的好孩子！然而，没想到这个美好的愿望在开学第一天就被彻底颠覆。第一天，教导主任到班里讲话，说：“大家都是从小学升上初中的同学，大家以后好好学习，小学时有很多同学是害群之马，一颗老鼠坏了一锅汤。这些同学我们一定要注意他们，监督他们，要跟他们划清界限……”谢天笑想：他又不认识我，这话跟我没关系。结果就听教导主任说：“我说到谁，谁站起来，让大家认识一下－－谢天笑。”
如果说有五雷轰顶，大概就是谢天笑当时的感觉。他站了起来，深刻的绝望让他哭出了声。
采访音频中我听得出谢天笑持有一口地道淄博普通话说的那句“那就算了”，里面蕴含着的复杂感情，因为从那一刻起，他决定破罐子破摔，“压根儿没有自尊心了，再也没有什么能伤害到我”。
我们那儿的学校是5+3学制，也就是当他11、12岁就被贴上“坏孩子”的标签，搁到现在，也是班上特殊的“差生”，沦为被老师、同学漠视甚至敌视的。
先生也说起过他在小学期间受到的歧视待遇，因为身体原因小学时曾经休学一年，重新上学后班级老师说不符合区域划片范围，加之以言语侮辱，把他赶出学校不被允许上学，先生那时被迫退学。直到现在说起来仍是愤愤然，我觉得很难理解那时人们的思想状态，老师作为公权力的代表的确有着生杀予夺的大权，尤其是对着稚龄孩童，言语暴力比身体暴力不知厉害多少倍，造成的伤害也远远大于身体暴力。
比起同龄的他们所受的非正常待遇，我的遭遇还算好的，由于我入学年龄早，差不多不到5岁就上小学，脑子一直比较木，听不懂课，到了三年级，数学老师几乎每天训斥我和另一女孩，每天都有罚站、不准回家吃饭、打手心。有次上课开小差，我可能看了我的手一眼，被老师厉声呵骂“你在看什么，你手上有花？！”只有这句我记得清楚，放学了其他同学都回家了，只有我们俩依旧站在那，不敢反抗，更不敢偷偷回家。我的患难之交小姐妹的手被打得肿得老高，吃饭时拿窝窝头都拿不住。
老师的威严可能是要体现在他能“管住人”、“学生听话、顺从”，这才是所谓的“好学生”，后来我的数学老师英年早逝，我们的恩怨也早烟消云散，他留给我的唯一记忆是对数学的深深厌恶和恐惧。
近些天由于孩子的上学问题，我也思考了很多，加上这几年耳濡目染的私塾教育带给我的一些启示，和现行西方教育相比，的确有利有弊。据私塾界莱州赵升君先生讲，“因材施教”现在他们私塾已达到相对比较成熟的地步，虽然学的内容大部分都是读经界那些“四五”、“五经”之类，可是由于老师都是一步一个脚印从读经走来的，其中的利弊、艰辛、思考比之常人可谓经验丰富。十多年的读经实践，他们各自孩子和学堂孩子们实施“包本”、“老实大量”的血泪教训，无一不证明教育是有次第、有顺序的，有其独特规律。
现在莱州学堂的孩子们，遵从先生们制定的恢复“文言体系”教学，实施因材施教，从《三字经》中的每一个字入手，从字的音、形、义方面，按照《说文解字》，一个字一个字的，踏踏实实干着一件事-----“解字”，辅之以小篆书法、吟诵，从孩子们做的笔记、李宁老师写的文章、孩子们的书法作品、诗作、生活状态等等，无一不证实了他们的天天精进，孩子们的书法让我这整天标榜热爱书法的汗颜不已。
虽然整个社会都在埋怨教育体制，我却想着中国古代私塾教育培养出的大家们，若是搁现在这种体制，也未尝就是平平，刚看了冯友兰教授《三松堂自序》中冯教授的父亲一个观点觉得甚是认可，就是清代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其实冯父很重视学外文，无论如何，冯父觉得在冯友兰的教育上，首先是把“中文底子”打好，他认为，没有一个相当好的中文底子，学什么都不行。
现在看来，民国大家们也无一不如此，虽然胡适、鲁迅先生这些倡导新文化运动的，提倡西学，但他们却无一没有深厚的中文底子。得益于中，却心向西，这只能说当时的社会环境、清府腐败太令人痛彻心腑了，只能面向西方寻求出路。
现在国家提倡传统文化，我觉得很好，现在的社会，资讯如此发达，中西交流如此之多，整个世界都变成“地球村”，拿发展的眼光看教育，而非全盘复古，打好中文这个坚实的地基，吸收西学一些好的有用的东西，相信中国未来的教育会焕然一新，“钱学森之问”会应刃而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