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乌托邦史，贯彻始终的二元对立，以及在传播学域中被“集体失忆”的芝加哥学派，在某种程度上这三者有着很大的关联。无论施拉姆对四大奠基人圣经般的钦定是否存在，芝加哥学派似乎都不会成为传播学域的主流。但毋庸置疑的是，芝加哥学派对传播学发展的贡献不应该被历史覆盖。在我看来，一个社会学学派能在传播学领域成为一枝独秀，并有如此成就，已是厥功至伟了。
芝加哥学派传播思想的渊源甚至可追溯至卢梭类似符号互动论的阐述，但真正对其产生影响的却是被边缘化的形式社会学创始人齐美尔以及塔德等学者。齐美尔不满足于从整体观照社会，亦不赞成塔德那样把社会完全还原成个体，而是赞成互动，他的社会互动观影响了学生帕克·米德。而塔德借助社会的理学对人际互动进行研究，初步确立了研究传媒与人际传播效果的范畴，亦对米德产生了深刻影响。除了以上经典社会学家对米德的符号互动论产生了重要影响外，还有部分实用主义哲学家对其产生了影响。首先是实用主义创始人皮尔士分析了人是如何在符号互动的过程中成长的，并试图论证人的媒介素养和信息素养是随着他所掌握的符号的延伸而提高的。他在应用符号学方面有所深究，他认为观念的诞生是自我意识的诞生，这一论断帮助詹姆斯、库利以及米德成功地把将自我的结构作了更为清晰的界定，亦是上述芝加哥学派学者关于“自我”的心理学思想的重要来源。其次是詹姆斯，他提出“社会自我”的概念对应着米德的“客我”一说，他认为人的自我意识、自我评价在很大程度上是“精神自我”和“物质自我”、“社会自我”交流的结果，这恰恰解释了内向传播的发生机制，对于芝加哥学派符号互动论解释内向传播和人际传播的发生有着关键的意义。
诸上影响芝加哥学派的先辈们，其学说或观点对于芝加哥学派的影响几乎都存在着些微遗憾。譬如说齐美尔涉及传播的一些重要研究却被忽视，他早已观察到大众传播的双向过程，而以帕克为代表的芝加哥学派在论及大众传播时，却视其为单向的社会控制手段。再比如说詹姆斯有关“自我”的界定，由于华生倡导的行为主义迎合了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化的风潮，詹姆斯的理论很快便无人喝彩了。不得不提及的还有塔德的“模仿说”，他把人际传播定义为“模仿”，并认为人们所有的社会关系都是模仿的关系或通过模仿而形成的关系，他解释人之所以能够模仿是因为人具有同质性，彼此之间的精神可以互相拷贝，对于现实生活中拒绝模仿的个体，他认为他们要么离群索居，要么是间接模仿。芝加哥学派尤其是米德却认同了塔德关于交流过程中现实不变的观点，得出了人类最终能实现无障碍的“天使般”交流这一极具乌托邦思想的言论，这一思想也是“瓦解”芝加哥学派地位的重要因素之一。
当然，芝加哥学派对先辈们的理论并非只有忽视和继承，也有积极的改进与延伸。譬如说对于塔德的“模仿说”，芝加哥学派后来并没有继续沿用，而是把交流定义为不断互动，这种定义是积极的。上文提及的詹姆斯相关理论遭遇的遗憾，米德就此进行了改进，不仅摒弃了行动理论的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而且也摒弃了行动理论中的客观主义。詹姆斯一度用哲学的话语颇费周折地解释了人的相似性，使之能换位思考，为人际传播提供可能，米德对此也进行了论述上的改进，他认为“正是‘符号’及其公认的意义的存在，从而使人际传播成为可能”。
纵观全书，米德的符号互动论可以说是芝加哥学派最有辨识度的学术标签之一，先辈们的研究对芝加哥学派的影响最大的大抵也是符号互动论了。符号互动论属于芝加哥学派传播思想的微观层面，追溯符号互动论的起点，就得引入心理学的一个关键概念——“姿态”。米德观点下的人区别于其他生物的“姿态”是具有参与性和可交流性特征的。姿态本作为一种信号，由于人们交流的深入而逐步转化为表意的符号，而这种表意的符号便是语言。接着是“自我”，米德认为自我同心灵一样，是通过姿态或符号交流的产物，没有交流，自我也就停滞了发展。他的论述表明，从姿态到语言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人类形成的过程，而自我社会化的实现和自我发展要依靠不断地互动与沟通。米德的观点把传播的人本主义特征阐述到了极致，以至于乐观到认为人类最终会实现“天使般”的交流。然而，米德没有考虑到语言解码与译码一致性的过程，他将过程完全理想化了，就好比是市场以为共享单车迎来了春天，却戏剧性地迎来了秋天，因为他们没有考虑到环境制度的因素，以及其他制约传播和发展的因素。最为经典的是，作者在文中以冷战时期的东西方为例，他说尽管东西方的意识形态差别很大，交流和传播依然非常频繁，差异性符号的交流未必不能导致共识，而共同性符号的传播也未必能形成社会共同体或有机体。
除了米德的符号互动论，还要戈夫曼的拟剧理论，他提出了前台和后台的概念，以及作为情境的框架概念。角色与框架的结合催生了前台与后台个人行为的差异性，他认为人的传播与交流之所以复杂，是因为人在前台和后台所传递的信息是不一致的。前台行为普遍具有虚伪性而后台行为却是个人的真实反映。戈夫曼的拟剧理论是不考虑大众传播的影响而单纯的考虑人际传播，在此基础上，梅罗维茨进阶化地提出了“中台”这一概念。诸上成果都是芝加哥学派于传播学领域的贡献，还有其宏观层面的观点在此不一一赘述。
通读全书，不难看出芝加哥学派作为主流候选者乃实至名归，一方面，它致命的理论偏差和错误使它在主流竞争中落选了，另一方面，它对传播学领域做出的贡献与主流尚可媲美。芝加哥学派被“集体失忆”的结局令人惋惜，但它的发展历程具有很高的借鉴价值，无论是对学术学派的发展还是个人的发展都具有启示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