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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上学的时候，学校曾请来各种各样神奇的人来做讲座。有少管所里犯错的少年，也有社会上奇怪的怪大叔，还有动不动便声泪俱下的演讲达人。
记得最清楚的一次是学校领导不知从哪儿请来一位演讲达人，在学生家长会上当着全校人的面，在讲台上靠着几段视频和一张嘴皮子将多数人给说哭了，哭的大都是女同学或者感性的父母们，虽然没有嚎啕大哭，但是在操场上，放眼四顾，身边红着眼，流着鼻涕的人倒是挺让人惊悚的，不了解的人还以为国家又出啥事了呢！
对于这位演讲达人，我是相当佩服，他靠一张嘴能说出这么多人，对于群体情感的调动不可谓不强，我一直觉得这家伙不去干传销真的可惜了，虽然他来学校瞎忽悠不亚于传销。
我查了下，这家伙叫邹越，网上随处可见他的演讲视频，有一段时间，他特别火，可能是学校领导觉得这类爱父母，爱国家的演讲能够提升青春期不安分少男少女的思想觉悟吧。
邹越的演讲核心有“爱国”、“爱家人”、“爱社会”，都是一些很积极正面向上的主题，在配上恰到好处的BGM，瞬间能哭一片。我那时候正是个叛逆期少年，对于教育类的事情及其反感，尤其是这种看起来又胖又猥琐的中年大叔。所以那天从坐在操场上开始，我就没注意听这家伙在讲啥，但是后来诡异的是，当我发现周围同学一个个哭起来的时候，我也开始不知不觉在惭愧，卧槽为什么我没有给妈妈洗过脚，为什么我没有对家人说过我爱你这类的话，为什么我不记得家人的生日，为什么不对老师态度好点。等等等等。
那天下午我经历了我过去人生中最大的危机，我陷入了深深的自责之中，那是一个少年对于自我的怀疑，在某一刻动摇了底线，然后我和其他人一样，偷偷地哭了。
虽然后来过了没几天，我把邹越演讲中对于少年人应该做什么忘得一干二净，但那天下午心绪起伏之大，莫名其妙的哭了一场我到现在都记得。
哭我没觉得有多丢人，毕竟少年嘛，很多事是想不明白的，现在看过去，往事中的得失一目了然，没有必要因为曾经的愚蠢而惭愧。
在心理学中，有一种现象叫做广场效应，最开始值得是在宗教广场上，教主把民众的非理性狂热情绪煽动起来，并利用这种狂热的情绪来达到自身目的。这种情况起源于中世纪的欧洲，天主教为了迫害异教徒，设立火刑柱于宗教广场上，凡坚持不同于天主教信仰的人被处以火刑，在宗教广场上，宗教领袖们把民众的非理性狂热情绪煽动起来，并利用这种狂热的情绪来达到自身目的。
后来又泛指在人群聚集的场域内，个体往往失去独立思考的能力，信仰压倒了一切。在这个场内的人心理已经发生畸变，群体只知道简单而极端的感情；提供给他们的各种意见、想法和信念，他们或者全盘接受，或者一概拒绝，将其视为绝对真理或绝对谬误。
而在这个“感人肺腑”的演讲中，邹越所运用的种种手段，何尝不是如此！
举或是即非的例子，突出具体的细节，寻找群体共同的情感记忆，号召大家做相同的事情，在一次又一次整齐而高亢的对错声中调动所有人的情绪，用痛心疾首的语气来呼吁，然后又迅速的告诉你，你只能这样做，你不做就是不孝顺，就是不爱国。在邹越的演讲中充斥着绝对的二元对立，非黑即白，非善即恶。这是个很可怕的观点，在那时候竟然能大行其道也真是奇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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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年在老家，路过幼儿园的时候在校园外的墙上看到了更新的壁画，欣喜下凑上去仔细看，却发现是彩绘的二十四孝，每幅图都绘的栩栩如生，但仔细想来不禁让人毛骨悚然。
我从来不反对孝道，但是过于愚蠢的东西应该是被抛弃的，中国古代的二十四孝，什么“埋儿奉母”“涌泉跃鲤”“闻雷泣墓”···都是些极其神经的东西，从来都不是一个好榜样。
年幼的小孩根本不懂得分辨是非善恶黑白，他们只是单纯的服从家长的教导，家长怎么教他们便怎么做，在幼年时期，家长老师对于小孩的成长至关重要，我能理解提倡学校孝道的用意，但是用二十四孝真不是一个好的办法。中国人注重亲情，但往往太过，以至于成为反面的教材。
在埋儿奉母中，郭巨仅仅因为家贫，做奶奶的把食物给儿子吃，做父亲的就要把儿子埋了，幸亏挖到半截，挖出一罐金子，这才住手。而在涌泉跃鲤中，冬天里老母亲要吃鲤鱼，这并非特别困难的事情，设法去捞可以，去买也行，结果儿子脱光了躺在冰上，鱼就破冰而出。古代的鱼也真的是傻，心甘情愿的让你吃。然而到了现在，竟然还有人大行其道的宣传这些事，宣传给幼儿园的小孩，现在看来不但古代的鱼傻，现在的一些人也是瓜皮。几年前学校领导把学生当傻逼对待，现在在教学生们成为傻逼的路上越走越远。
教育从来都不是单纯的，总是抱有目的性的，你说你有理，我说我有理，这是一个很操蛋的事情，但没有什么办法能中止这个事，因为教育是某种形式上最好的洗脑。仁波切说：教育应该教导人成为善良，有远见，有同情心，有教养，有创造性，优雅而勇敢的人。应该教导人建立大局观，远见和善心。
我很赞同他的观点，他在这一点上是我终生的老师。
好的教育应该让一个人更加完善，能够自由独立生活，平等对待他人，保持对智慧的追求，聪明地远离愚蠢，拒绝盲从。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得到完善。
2017.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