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理性时代，完美的概念有了现世的时间维度。超越了肉体的局限，这是宗教意识的标志，逐渐让位于对人的寿命的逃避。效率代替禁欲成为完善自我、阻挡死亡的手段。——【美】杰里米·里夫金《同理心文明》
现代文明的基石，一向被公认为是科学、技术以及与此相匹配的社会运作机制。这个机制的典型代表就是追逐效率。从工业革命的蒸汽机开始，不仅仅是西方社会，整个世界陷入了对效率的痴迷之中，“完美的效率”——高效成为最正确的生存方式。
西方社会是工业革命、科学革命的发源地，其追求效率的热情无需赘述，正如杰里米·里夫金在《同理心文明》一书中指出的那样：“追求效率成为现代人的最高美德。”反观中国历史进程，古代中国社会对“最高美德”的定义是“内圣外王”，完全与现代文明背道而驰，中国人从来就是以“不追求效率”为主流，以“追求效率”为例外。主张“追求效率”者不仅不能赢得支持和赞誉，反而会被千夫所指，北宋著名改革家王安石“追求效率”、锐意改革的评价就不高，《宋史》中描述他“性强忮，遇事无可否，自信所见，执意不回。”遍数中国历代追求改革者，基本上都没有什么好的评价。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历代改革大多失败，原因之一就在于中国人和中国社会从根本上追求的是“道”，求道者自然是反对效率的，正所谓“君子不器”，而反对效率，改革焉能成功。
中国人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追求效率的呢？应该说，在这一点上把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作为古代史和近代史的分割点是相当有道理的。正是1840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让中国人看到了西方文明的巨大力量，以最快速度赶上西方社会成为时代的主流声音，这个时代就是近代史。从近代以来，中国逐渐以追求效率取代了求“道”，从个人来看更加注重所谓科学精神和技艺的培养，从社会看更加注重所谓的投入产出比，总是希望用最高效的方式达成目标，正所谓“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从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社会进入改革开放之后，“效率”一词更加高频地出现，特区深圳当年的“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标语已经成为那个时代所有人的共同记忆。然而正如杰里米·里夫金在《同理心文明》一书中的反问：“所有的事物和人类活动都变成了一种为了最大限度地挖掘生产潜力的手段。然而，我们会以一种注重效率的方式对待我们真正关心的人吗？我们会以花最短的时间、最少的劳动、经历和金钱来获得最大产出的方式表达我们的爱与情感，展现我们的热情与关注吗？一个人能够高效地体验真正的亲密或者快乐吗？我们可能以高效的方式深刻地对他人产生同理心吗？”
绕了一个大圈，最终说回“允许孩子慢下来”这个话题。很多时候，身为父母的我们会发现现在的孩子怎么缺乏基本与人相处的常识和方式，自私和难以沟通成为很多孩子的通病。在日常的与人沟通和写作中，不要说与旁人，就是与父母之间也缺乏足够的同理心。父母总是会责怪孩子“长这么大了，怎么那么不懂事？真是长不大了，到底什么时候才能真正长大，让我们少操点心。”
然而，正是在这句话的背后埋藏的恰恰是孩子难以沟通和貌似“长不大”的根源。现在的大多数孩子，总是在父母的催促中成长——
从早上起床开始，就是“快要迟到了，你怎么还躺着？到底要我叫几遍？”“衣服怎么穿这么慢，要着凉的知不知道？”“快点吃，饭菜都冷掉了，再吃下去对胃不好！”“书包理好了吗？让你昨天晚上理好，说了几遍你就是听不进去。”
傍晚回到家，催促声就开始了，“快去洗手，准备吃饭！”“吃晚饭抓紧去把回家作业做掉。”“还不快练琴，时间都被你浪费了。”一直到睡觉，还要说“快点闭上眼睛，早点睡，明天早点起。”
就是在这样的催促声中，孩子对周边的一切越来越淡漠，因为在他的生活中，情感永远不是占据主导地位的。精神世界就是在对效率的追逐中开始崩塌，“现代对效率的近乎病态的痴迷反映了一种潜在的对死亡的恐惧，希望能够通过节省时间让人在世上生存的时间无限地向未来延伸。任何人如果曾经接触过某种效率极高的人，都能察觉到这种恐惧。想要接近这样的人，几乎是不可能的。”
不可亲近，也就意味着孩子越来越自我、自闭和孤僻，这可能也是近年来自闭症儿童越来越多的缘故。这些孩子其实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自闭，而是缺少了陪伴，缺少了在父母的陪伴下悠然自得地闲聊、缺少了孩子能够自主支配、让自己慢下来的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