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惠雁冰
电视连续剧《平凡的世界》热播，当各级文化组织、各种媒体以不同形式祭奠这位美学战线上的英雄作家时，我所想的却是这样一个问题：在当下这个物质化潮流不断汹涌的时代，我们纪念路遥的什么，又该以怎样的方式来纪念？
纪念是一种回望，也是一种考量，更是一种确认。鉴于路遥是一位作家，有关路遥的回望、考量与确认首先应该在文学的视野中进行。也就是说，我们应该把路遥放到二十世纪文学史的标杆上，看路遥的创作达到了什么样的文学刻度？
现代文学流变百年以来，对于乡土中国，每一个时代的作家都在苦苦探寻农民的出路，这是二十世纪文学史中始终延续并不断承传的一个永恒性的母题。20年代的鲁迅先生探寻过，用他苍凉的眼神抚慰过哪些被封建思想高度约束过的灵魂。叶紫与茅盾也曾对30年代农民丰收成灾的生存状态进行过冷峻的扫描，并以艺术的温情传达出内心中的苦涩与悲悯。40年代，赵树理曾对基层农村的现状以清醒的觉察，并企图理清困扰农民成长的种种社会性文化性的元素。50年代中期，柳青以他深刻的农村生活体验，史诗性地书写了长安县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大潮，在当时的政治文化语境中，以历史与美学的名义第一次为农民的出路给出了响亮的回答。70年代末到80年代，有关农民命运的思考散落在当时的伤痕文学与反思文学当中。而几乎在同时出现的路遥的小说，一反当时政治控诉的写作模式，从农村青年的出路问题出发，率先将历史的反思向现实的层面延伸，敏锐地捕捉到当时好多作家并没有意识到的，其实已在社会变迁后日益彰显的社会问题，并把自己对社会问题的纠结与思考融入到更为深广的历史、文化的的层面上，从而成为继柳青之后第二个为当代农民画灵魂、谋出路的现实主义作家。90年代之后，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贾平凹等作家孜孜不倦地关注农民的出路问题，他的《秦腔》写出了乡村败落后的萧瑟与农民精神田园的荒芜。新世纪以来，还有不少作家关注着农民的命运，但打工文学引发的底层写作，似乎对城市化加速后所出现的各种了无头绪的乱象毫无作为，尤其是他们在写作过程中对农民生存现状的无奈认同以及对精神救赎的自觉放弃，使底层文学只能成为一种消解了生命关怀的平面化写作。
如果我们单纯从现实矛盾的艺术呈现来看，路遥可能是最具生活理性的作家，是对农民所背负的历史文化包袱的透视最有体验、最有勇气的作家，也是对农民的出路关注最热烈、情绪最复杂、内心矛盾最纠结的作家，他所塑造的高加林、孙少安、孙少平等始终是当代农民形象画廊中最富有生活质感与现实生气的艺术形象。尽管路遥的作品描摹的是70年代到80年代中期的乡村社会图景，他对农民命运的思考也镶嵌在与之对应的特定的时代场景中，然而他的作品却具有了一种超越具体历史单元的厚度、广度与深度，内在的原因就在于路遥的创作不是一种单纯的写作行为，而是一种融汇了历史变迁体验、地域文化体验与个体生命体验的精神性写作。也就是说，只要现代化的潮流还没有完全淹没农村，只要社会结构中还有农民这样一个特殊的群体，只要农民还有改变自己现状的执着追求，只要我们的灵魂家园中还有一个文化意义上的甚至是象征意义上的乡土，路遥的作品就始终能让我们感到人性的美好、生命的温暖与成长的力量。这就是路遥的文学刻度，一种能够点染一切不甘于平庸者生存理想的精神火种。同样，这也是我们今天纪念路遥的主要意义。
问题是，我们又该怎样来纪念路遥？我想，可能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扎根生活，刻绘出这个时代的丰富表情。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从未有过的历史性的变迁。可偌大的文坛，却少有几部具有现实纵深的优秀作品。我一直想，如果路遥健在，目睹城市化的暴力，目睹乡村远去的料峭背影时，他会怎样写？他还会讲述高加林的孤愤、刘巧珍的纯洁吗？还会让孙少安安逸而平静地呆在田园上吗？他又该如何安放孙少平这些一去不归的打工者的灵魂？一切无法假设，但可以确认的是，作为一个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家，路遥肯定不会放弃对生活的热烈拥抱，肯定不会放弃对农民出路的热情关怀，也肯定不会放弃他对人性之善的热心捕捉。为此，我希望热爱路遥的文学青年，能有一种直面现实的情怀与勇气，在路遥生活过的这块英雄的土地上，写出与土地同样厚重的大作品来，刻绘出这个大变迁时代的丰富表情。
其二，理性对待，整体性阐释路遥的创作得失。在评价路遥时，我们应该克服单向阐释的心理，尽可能地在文学的意义上还原一个真实的路遥。也就是说，我们不仅要看到路遥作品的闪亮之处，还要看到路遥作品中可能存在的某些缺陷。事实上，路遥的审美视角是单一的，价值取向是单向的，精神理念也是单纯的，这些元素难免使路遥的小说以较为狭窄的美学格局在诗化的航道里行进。而且，路遥对传统乡村社会的光影过为留恋，也没能对乡村社会结构中的种种负面因素进行必要的清理与反思。只有建立在对路遥的创作缺陷有清醒判断的基础上，我们才能对其作品中洋溢的现实追问与道德情怀有更为深入的理解，也才能对其作品在当下的重要价值与深远意义有更为深刻的体会。
▎惠雁冰：清涧人，文学博士后。近年来主要从事中国大陆50-70年代的文学思潮研究，尤在“抗美援朝文学”、“农业合作化小说”及“样板戏”研究方面用功甚勤；在《文学评论》、“文艺理论与批评》、《当代文坛》等专业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多篇，引起学术界较大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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