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听到有吹口琴的声音，我都会立刻想起表哥阿军来。是他，最初让我认识了什么是口琴，教我学会了如何吹奏口琴；也是他，让我拥有了第一支口琴。
1.
阿军的家远在哈尔滨。
第一次与他见面，是在我十一、二岁的时候。那时，他高中刚毕业，趁着还没找工作，来我家住了一段时间。
那时的阿军刚刚步入成年，身上不免还带着点儿孩子气，却已经足够英俊潇洒——不，应该是风流倜傥！
阿军的风流倜傥，绝不仅限于表面，那绝对是一种自然而然从骨子里流淌出来的内在气质。
以至于从那时起，每当见到长相英俊潇洒的男子，我便会理所当然地以为，这人一定跟阿军一样，有本事！
阿军在我家，除了他超凡脱俗的气质，还有几样儿东西是我从没见过的。一样儿，是他身上穿的喇叭裤；再一样儿，是他旅行包里装着的发蜡、香水；还有一样儿，便是那支口琴。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乡下，最流行的还是“军帽”。外出有“军帽”戴，那绝对是牛叉的象征。喇叭裤这种“奇装异服”，那时还很少见。至于口琴，则更是属于洋玩意儿，大多数人对之都很陌生。
阿军喜欢唱歌，每天早上都要到村子南面的树林里去喊上一阵。唱得最多的是《乌苏里船歌》、《骏马奔驰保边疆》、《拉兹之歌》等。
当然了，他在我家私下里唱过的可不止这几首。记得当时有一首宣扬计划生育的歌，唱起来非常滑稽可笑:“正月里，是新春，青年男女就结了婚，生了个小孩儿就多了一口人那哎嘿呦！要问生的啥？实在不称心，想要个小子她生了个千金呐我的天啦嘿！你说是气人啊不气人那哎嘿呦……”阿军经常模仿人家，一本正经地用山东方言来唱，逗得我妈也一个劲儿地笑。
2.
按我妈的说法，阿军从小就是个“赖子”。
“赖子”这个词，是乡下人对那些擅长调皮捣蛋、打架斗殴者的称呼。
小时候的阿军，在他们家附近一带便打出了名。原本我是很讨厌“赖子”并敬而远之的，自从认识了阿军，在我的眼里，那些平时横行乡里的“赖子”们，便再也不值一提了。
有一次，阿军骑车，带我去八里地外的桃林镇上溜达。
刚刚进镇，远处路边有几个与阿军年龄相仿的小青年儿摇摇晃晃地迎面走过来，一看着装和做派，就知道准是“赖子”。
这几个“赖子”大概看见阿军的形象挺招眼，一边嬉笑一边朝着我们指指画画的。阿军不高兴了，他边骑车，边仰头大声骂人家，大意是，看你们几个长那个怂样，看什么看！
坐在后座上的我心里有些忐忑，毕竟他们人多势众啊！可那几个“赖子”面对阿军的挑衅，竟然没一个敢出声。看来，阿军的气场是的确不一般。
阿军送过我一顶滑冰帽，毛线编织的，上面尖尖的，有点儿像圣诞老人戴的那种。这个礼物我一直没怎么用，因为在我们乡下，冬天没谁戴这种东西，大家戴的一般都是类似解放战争时期，四野林总手下的将士们所戴的那种“狗皮帽子”。
提起滑冰，城里和乡村大不一样。城里面滑冰，穿一双冰鞋就行了；农村则管滑冰叫作“滑冰车”，使用的装备便是冰车。
滑冰车的时候，盘腿坐在冰车上面，双手各执一根冰钎，像用竹篙撑船那样在冰面上使劲儿地戳撑，冰车就能前后行驶了。当然了，要是不喜欢坐着，也可以蹲或是跪在上面。
听妈说，阿军小时候就野。
有一次，阿军和两个小伙伴出去滑冰，结果越滑越起劲儿，顺着江面一口气干出去几十里。等他们回过神儿来，想往回返的时候，肚子已经饿的直咕噜，胳膊腿儿也累得不听使唤了。
眼看天就要黑了，幸好，当地的好心人发现了他们，将其带到自己家里，招待吃喝。随后，人家又赶着马车，摸着黑儿把三个孩子送回了城里。
3.
在与阿军的乡下相处中，我逐渐得知，他当时的愿望，是高中毕业后去当个电影演员。为此，他付出了很多努力，包括练习唱歌、说绕口令、体能训练、擒拿格斗等等。
阿军离开我家以后，我和他便很少再联系。听在哈尔滨跟大姨夫学服装裁剪的二姐回来说，阿军在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几部片子里，曾经串演过几个小角色，都是不太惹人关注的那种。二姐还说，阿军结婚了，婚礼上，好多很有名气的电影演员都露面了。
大学毕业那年，利用休假的机会，我专程去了趟哈尔滨，看望大姨。
在大姨家住了一宿，直到离开，都没有看到阿军。
大姨说，阿军现在已经是一名警察了，整天比谁都忙，经常不着家。
原来，过了几年演员瘾，吃了不少苦头的阿军逐渐意识到，演艺这碗饭并非那么好吃。于是，他通过努力，经考核选拔，成为了一名警察。
阿军干公安，绝不是为了图舒服自在，而是觉得这一行还比较适合他，可以干出一番事业来。当然了，他选的是刑警。
“赖子”当刑警，似乎挺可笑的。可仔细一想，其实也蛮合乎逻辑。好比是许多剿匪片子里描述的那样，先打入敌人内部，待摸清对方情况后，就更知道如何来对付了。
世界上就有很多这样“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事。所谓“一路降一路，卤水点豆腐”，冥冥之中，这大概也是天意吧！
4.
大姨夫去世时，我再次去了趟哈尔滨，见到了阿军。
待我给大姨夫的灵位磕完头，刚站起身，阿军正好从外面回来了。他快步走上前，拍了下我的肩膀，便哽咽着别过头去……
这次的重逢，让阿军给我的印象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翻转。当初那个爱说爱笑、风流倜傥的阿军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不苟言笑、烟不离手的阿军。
在与阿军他大哥的交谈中，我了解到，当了刑警的阿军，那是玩儿过命的。
有一次，为了破获当地一个涉黑案件，阿军穿便衣前往侦查，结果被该团伙当成是仇家的人，围上去就是一顿胖揍。
阿军虽有一身功夫，可毕竟好虎架不住群狼，赤手空拳的他很快就被乱棒打得昏死过去。
正当这帮打红了眼的家伙打算干脆结果他性命的时候，团伙儿老大多了个心眼儿，让人先翻翻阿军的衣兜儿再说。
这一翻，就翻出了阿军的警官证。老大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为自己的灵机一动而庆幸。他们赶紧打了120，随后逃之夭夭……
那次见面后，我便时常忍不住给阿军打电话，得知他由一名探长，成为了派出所所长。几乎每次通话，都是刚刚唠了一会儿，就听到他那边又来事儿了，只好匆匆挂掉。
再后来，我便不好意思再给阿军打电话了；跟他比起来，自觉充实忙碌的我，倒成了闲人了。
父亲去世的时候，大姨家的大表哥代表全家前来吊唁。事后听他讲，阿军已经是区公安分局的局长了，每天忙得更是连针都插不进。
去年国庆大阅兵过后，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突然在网上看到了阿军。照片上，有些发福的阿军，一身戎装，脸庞依然是那么英俊潇洒，胸前挂满一片勋章；他的身后，便是雄伟的天安门城楼。
从那篇记者采访中得知，身为省公安厅副厅长的阿军，作为本省唯一一位在职的一级英模，代表全省公安干警，到北京参加国庆观礼。
真为阿军感到自豪与骄傲！
阿军的事业，应该算是比较成功了。这成功的背后，不知伴随着多少艰辛与付出。我仅知道，在执行任务中，他的右眼被打得已近乎失明，腰也摔得落下了病根儿。
有生以来，与阿军在一起的时间尽管非常短暂，但从他身上，我较早地感受到了与自己的出身环境迥然不同的东西，并因此，对于外面的世界，有了更多的向往与追求。
感谢阿军，是他，让我这个乡土少年，能够时常在风和日丽的午后，或是凉爽幽静的傍晚，坐在自家房顶，或是漫步于村头小树林，一边随心所欲地吹着口琴，一边眺望远方，憧憬着美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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