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振（又名薛震），字元超，唐蒲州汾阳(今山西万荣县)人，河东三凤首凤薛收之子，祖父薛道衡乃隋内史侍郎。
薛元超武德六年（公元623年)生于河东薛氏西祖房，系薛氏三凤堂后裔。幼年时，袭封汾阴县男，后以门荫入仕，历任太子舍人、给事中、中书舍人、黄门侍郎、饶州刺史、东台侍郎、简州刺史、正谏大夫等职，进爵县侯。高宗仪凤元年（676年）拜相，初授中书侍郎、同三品，升任中书令。
薛元超病卒于光宅元年(684年)，其墓志铭1972年出土于陕西咸阳乾陵墓群之薛元超墓，墓石长84.5厘米，厚15厘米，书57行，每行57字，共3240余字。志盖为：大唐故中书令、赠光禄大夫、秦州都督薛公墓志铭。
薛元超之父薛收为秦王李世民的记室参军，大唐开国元勋，但不幸英年早逝。当时，薛元超尚未成年，仅三岁余。薛元超9岁得袭父爵，及年长，好学善于文辞，得唐太宗的器重，并诏令其娶唐太宗故弟李元吉女和静公主为妻。是时，薛元超已迁升至太子舍人，负责《晋书》的修撰。
唐高宗即位以后，薛元超迁转绐事中。给事中为谏官，任内，他多次上书指陈时政得失，受到唐高宗的高度称赞和采纳。不久，他又转迁中书舍人，并加授弘文馆学士，兼修国史。
永徽五年（654年），薛元超因母丧去职。第二年，他被起用为黄门侍郎，兼太子左庶子，任内曾引荐寒士任希、高智周、郭正一、王义方、孟利贞等10余人，都是一时人选，颇为人们所称道。之后，他出任为饶州刺史。
不久，薛元超又拜封为东台(即门下省)侍郎，时右相(即中书令)李义府获罪流配福州(今四川西昌县)。这时，薛元超特为李义府请求马匹，结果事情不成，反而获罪，被贬为简州刺史。
薛元超在简州任职约1年。又因与上官仪有文字之交，牵连获罪，流放嶲州。 上元元年(674年)，薛元超遇赦还归京师，拜正谏议大夫。上元三年（676年）迁升小书侍郎，同中书门下。
当时，唐高宗常到骊山温泉一带狩猎，届时各蕃国酋长持弓箭跟从的很多，薛元超认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于是上疏切谏。唐高宗接受了他的谏劝。这一时期，薛元超很为唐高宗所宠信，经常被召入宫中参加唐高宗与诸王的私宴。
唐高宗还很推重薛元超的文学和理政之才，有一次他对薛元超说；“长得卿在中书，固不藉多人也。”之后不久，唐尚宗就拜薛元超为中书令(宰相)，兼左庶子。
唐高宗经常来往于洛阳(东都)和长安两地。一次，唐高宗行幸洛阳，留薛元超在长安辅太子监国，并下敕说：“朕之留卿，如去一臂。但吾子未闲庶务，关西之事，悉以委卿，所寄既深，不得默尔。”
薛元超在长安辅太子监国期间，太子经常外出狩猎，怠于政事。对此，薛元超特上疏谏止。唐高宗在洛阳得知薛元超尽于责职，特派人对薛元超厚加赏赐，同时又把太子召到洛阳。
薛元超在留守长安期间，还表荐郑汲玄、邓玄挺等人为崇文馆学士，都很称职。
唐弘道元年(公元683年)，薛止超因病辞官，朝廷特加授金紫光禄大夫，当年冬去世，终年62岁。朝廷追赠光禄大夫、秦州都督，陪葬乾陵。
薛元超一生著作颇丰，死后留有文集40卷，但今仅存奏疏数十篇，及诗1首。薛元超一生好学不倦，曾编修国史，又多引荐寒士。颇受唐高宗宠信，以至得任宰相。
薛元超去世后， 被誉为初唐文章四友之一的崔融为其撰《大唐薛元超墓志铭》。
崔融（653-706），字安成。唐代齐州全节，即今山东省济南市章丘市人。崔融初应八科制举，皆及第，累补宫门丞、崇文馆学士。中宗李显为太子时，崔融为侍读，兼侍属文，东宫表疏多出其手。
圣历元年(698年)，武则天封中岳（嵩山），见崔融所撰《启母庙碑》，深加赞美；封禅毕，又命崔融撰《朝觐碑》。遂由魏州司功参军擢授著作佐郎，转右史。
圣历二年，崔融被授著作郎，兼右史内供奉。圣历四年迁凤阁舍人。长安二年(702年)，再迁凤阁舍人。翌年，兼修国史。
崔融为文华美，当时无出其上者。凡朝廷大手笔，多由皇帝手敕，付其完成。其《薛元超墓志铭》《洛出宝图颂》《则天哀册文》尤见工力。作《则天哀册文》时，苦思过甚，遂发病而卒。中宗以其有侍读之恩，追赠为卫州刺史
崔融曾著有《崔氏唐朝新定诗体》一书，其于律诗格律的奠定，起了重要的作用。《旧唐书》称“融为文典丽，当时罕有其比，朝廷所须《洛出宝图颂》《则天哀册文》《薛元超墓志铭》及诸大手笔，并手敕付融。撰哀册文，用思精苦，遂发病卒”。由此看来，他把一生的心血都用在了诗文创作上，赢得了时人的广泛尊重。
薛元超的生平，原见于《旧唐书》卷七十三记载，但文字比较简略。崔融的《薛元超墓志铭》则详尽记述了薛元超的世系、名字、爵位、行迹、年寿、卒葬日月、子孙大略和葬地等事项，不仅字数倍过于《旧唐书》，更重要的是，崔融的文字对以往的墓志格式有明显突破。
《薛元超墓志》与其说是墓志，更不如说是一篇形神兼备的史传。《薛元超墓志》，全称《大唐故中书令赠光禄大夫秦州都督薛公墓志铭》现藏陕西乾陵博物馆。志盖呈盝顶形，铭文篆书阳刻。千余年来，志石虽遭岁月浸蚀，石面漫漶，但字迹仍依稀可辩。
薛元超墓志单刀直入，笔画劲挺，风格奇逸恣肆，结体上紧下松，笔力外拓，线条瘦硬而筋骨内含，用笔爽利，横画左低右高，字势欹侧，具北朝特征。但爽劲有余。
崔融在墓志铭中给薛元超以评价，文字写得非常老健，如“天下之人，谓公为地矣”，“天下之人，谓公为貌矣”，“天下之人，谓公为文矣”，“天下之人，谓公为学矣”，“天下之人，谓公为量矣”，“天下之人，谓公为言矣”，“天下之人，谓公为贤矣”，“天下之人，谓公为相矣”。洋洋洒洒，八个并列的句式。
崔融通过对若干史实的叙述和描写，生动地表现了薛元超的鲜明个性和理想追求，从中可以看到一个有血有肉的形象。记述薛元超少年时写诗的故事:
“八岁善属文，时房玄龄、虞南试公咏竹，援豪立新，卒章云:别有邻人笛，偏伤怀旧情。”
这与初唐诗人杜审言《和晋陵陆丞早春游望》“独有宦游人，偏惊物候新”确有异曲同工之妙。过去，人们对于杜审言这首诗的起句颇为欣赏，认为“起独有力”。殊不知，这种独特的起句，薛元超已开风气在前。
虽然杜审言的诗在《全唐诗》里又收录在中唐韦应物名下，但不论是杜审言还是韦应物，都在薛元超之后。杜审言约生于公元646年，卒于708年。韦应物更远在其后。而薛元超写作此诗时乃在贞观四年（公元630年），其时杜审言尚未出生。当然，仅仅根据这方墓志，还不能确定杜审言这首诗的创作就一定受到薛元超的影响，但至少给我们提供了一些有益的参照。文中记述了薛元超对父祖辈怀念的故事:
“中书内省旧有磐石，相传云，内史府君常踞以草诏，公每游于斯，未尝不潸然下泣。”
薛元超的姑母河东夫人是唐高宗的婕妤，高宗每谓“不见婕妤一日，即疑社稷不安”。高宗所说的，和《世说新语·德行》记载的“周子居常云:吾一日不见黄叔度，则鄙吝之心已复生矣”有相似之处，表现了唐高宗与薛元超之间异乎寻常的君臣情谊。君臣之间的关系所以如此，显然不仅仅是由于这种特殊的裙带关系。
更重要的是，薛元超尽忠匡辅，敢于抗疏危言，纵论社稷安危，指点君臣得失，而高宗则从善如流，说自己每读薛元超上疏，“若处暗室睹三光，览明镜见万象”。
高宗幸洛阳时，留下薛元超侍太子，临别时将薛元超叫到车上说:“朕留卿，若去一目，断一臂，关西一事，悉以委卿。”这种嘱托，确实超出了一般意义上的君臣关系。唐高宗与薛元超的推心置腹的对话略显示出其中的缘由:
帝尝机务余，语及人间盛衰事，不觉凄然，顾谓公曰:‘忆昔我在春宫，髭犹未出;卿初事我，须亦未长。倏忽光阴卅余载，畴日良臣名将，并成灰土，唯我与卿白首相见。卿历观书记，君臣偕老者几人?我看卿事我大忠赤，我托卿亦甚厚。’公感咽稽首谢曰:‘……窃观天仪贬损，良以旰食宵衣，唯愿遵黄老之术，养生卫寿，则天下甚幸。
这里写出的不仅是君臣之情，而且充满着感于人事沧桑的人之常情。类似这样的摹神肖形的细节描写，所在多有。如
“大理尝奏疑狱，理官请论以死，公对御诘之，吏不能应。帝凛然改容曰:向不得元超在，几令我杀无辜”。
在墓志铭里，作者还用一大段长长的文字给墓主以评论，文字写得非常老健，如“天下之人，谓公为地矣”，“天下之人，谓公为貌矣”，“天下之人，谓公为文矣”，“天下之人，谓公为学矣”，“天下之人，谓公为量矣”，“天下之人，谓公为言矣”，“天下之人，谓公为贤矣”，“天下之人，谓公为相矣”。
洋洋洒洒，八个并列的句式，很自然地叫人联想到杜牧为李贺诗集作序中那段著名的排比句式。在墓志铭里展现如此激扬青云的笔调，以往的碑板文字确实罕见其匹。崔融是薛元超拔擢的崇文学士之一，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和薛元超有着故吏门生的关系，把这种特殊的情感融入笔端，必定会使其行文带有浓郁的感情色彩，从而孕含了文学的感染力，这对建安散文“以情纬文，以文被质”的范式（《宋书·谢灵运传论》）是一种继承，就文体而言，更是对碑板文字的重要突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