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日，阿妈给我打电话，说藻溪有一房远亲的女子登门造访，是老姑婆家的大孙女，举手投足间依稀有老姑婆的模样。
我已经不太能记得老姑婆的容颜，残留的印象只有她穿着黑缎面的大花旗袍，优雅地端坐在老屋的柴灶边，磕着长柄的大烟斗。那个时候的老姑婆应该已经七十多岁，这在当时的农村是及其罕见的镜像。阿妈告诉我，如果老姑婆还活着，今年就是101岁了。
老姑婆出生于1922年，这一年是农历壬戌年，狗年，闰五月，中华民国十一年。
那一年，世界舞台风云变幻，华盛顿会议拉开帷幕，外交的战场烽烟四起。一个自以为迎来了春天的民族却接连在一战后划分利益的博弈中连连受挫。只是，觉醒带来的集体心灵苦痛，并不会给浙南小山村带来什么涟漪，这里的村民们依旧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闲暇之余聊的也不过是各家的家长里短，而“黄氏长房添了宗字辈新成员，可惜不是男丁”就成了一个被反复提及，反复咀嚼的“新闻”。
这个浙南的小山村叫珠山村，被两山环绕，一座叫龟山，另一座叫蛇山。小村落就安逸地躺落在这个自然形成的盆地里，孤零零地享受了千年的祥和与宁静，仅有一条河和一条田间小路通往镇里。
黄氏和陈氏是珠山村的两个大姓，有几百户人家，为了便于村里的基层管理，又分成珠后，珠东和珠西三块区域。老姑婆是大珠山村黄氏长房的宗字辈孩子，她的出生便自然而然成了村里瞩目的大事。
太公太婆对于老姑婆的出世大约也会有些遗憾，毕竟在浙南这片土地上，“重男轻女”观念有着深厚又肥沃的生存土壤。太公太婆有一份殷实的家底，这给他们带来了底气和见识，老姑婆也便享受到了宽松又开放的家庭教育。
三四十年代，日本侵华的战火也绵延到了这个小山村，村里的保长甲长都肩负起了联防警备的基层治理任务。太公是村里举足轻重的乡绅，也是侵略者需要团结和争取的对象。身处远离政治中心的穷乡僻壤之地，太公一定不太了解政治斗争的规则和奥秘，他竟然在日本投降前夕允许老姑婆嫁给了联防警备司令部长官。这个决定不仅改写了老姑婆的人生，也影响了整个家族的兴衰。
婚后不久，老姑婆生了个儿子，同时也失去了丈夫。据说警备司令是在外逃台湾的途中，因人告密被捕，然后在众目睽睽之下被枪决的。这段历史成了老黄家抹不去的伤痛。
几年之后，老姑婆远嫁他乡，据说丈夫是个地下党员，姓氏不祥。解放前从事地下工作相当于提着脑袋过日子，老姑婆的第二段婚姻生活一定也是提心吊胆又惊心动魄。只是，这样的日子没持续多长，老姑婆还来不及生养，她的丈夫便壮烈牺牲了。
又过了几年，老姑婆再嫁，听说她的第三任丈夫忠厚勤恳，家底颇丰。在老姑婆生了一儿一女之后，这个能持家过日子的丈夫竟然因为一场来历不明的恶疾散手人寰了。丈夫的离世，留给老姑婆的不仅仅是一对年幼的儿女，还有宗族里的土地房产之争。老姑婆不堪背负宗族的经济纠纷，带着儿女和“扫把星”的恶名再次远走他乡。
这一次，老姑婆嫁到了藻溪的大山里面，从此和老黄家的联系也便断断续续了。听阿爸阿妈说，她嫁的第四个丈夫也是出了意外，然后她又下嫁了同村的另一户人家。我见过的老姑公便是她的第五任丈夫，一个“老实巴交”的“山头人”，操持几亩薄田，他们生了三男二女，还能在山腰盖上三间二层高的瓦房。
不知道是解放后还是文革后，县里给了老姑婆“烈士家属”的政策优抚，她享受着地下党丈夫带来的福利，直至终老。
我对老姑婆知之甚少，只依稀记得儿时老姑婆坐着轮船回家拜年时，年过九十的太婆就会带着我奶奶和小叔婆大动干戈地早早备下宴席和床褥，老姑婆往往也会在娘家住上几天，这是二姑婆和小姑婆都不曾有的待遇。在我的印象里，老姑婆满头银发，身材高挑，一脸的皱纹，嘴角有一颗大大的美人痣。她沉默寡言，目光沉静，自带威严。她烟瘾很重，藏在烟雾后面的样子带着遗事的孤单落寞，美得难以亲近。
老姑婆年近九十离世，无病无痛。时光荏苒，往事如灰，许多生活的真相也踪迹难觅，沉淀下来的只有后人不知深浅的感慨。
俗世凡人的日常大抵都是如此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