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诺曾说，二三十岁的时候天才一大堆，然后好的人才一路倒下（被现实“击垮”吧）。有人问他们，会不会担心如此简单的生活，会让生活经验变得匮乏。天心回答说，40岁以后，她反而很珍惜这样的经历，她看到很多同辈人置身人群，却是被淹没的位置，包括他们的价值观。

“到后来听他们讲话，聊天里头，完全是跟一般人一样。男生比车子、比位子、比什么。文学里要见人所未见，尽管那可能是偏见，可能看错了，可是那又有什么关系，有一样想法的人这么多，多一两个一模一样想法的又怎样。文学读者还是希望看到那种——明明我们大家肉眼看到的是一样的，但是我看到的是你没看到的作者吧。作为写东西的人，我不敢去冒险，我还是相信生活的侵蚀力，我一点都不觉得我可以有比别人多的能耐去抵抗这个，所以还不如在边缘上看自己能看到的风景。”

1979年5月，天心第一次去日本，因着胡爷爷（胡兰成）的召唤，同行人还有姐姐天文，以及三三另一位成员仙枝。胡爷爷带着她们一一拜访自己的友人们，爱惜天心和天文的才华，她俩走上文学的道路，也是多多少少不想胡爷爷的话落空。

此后，京都成为台北之后，天心第二熟悉的城市。在她动笔开始写《三十三年梦》时，距离那第一次成行，樱花已开过三十三次了。而她在此间往返京都，也已经逾三十次，带着生命里不同阶段的重要之人，构成这一段段旅行。如此，也构成了天心一幅以京都为底色的生命图景，是很动人美丽的。

这三十三年里，天心走的是哪条路呢？无疑是一条“歪歪扭扭人迹鲜少的怪路径”。当2006年，天心与北一女的高中同学因毕业“三十年重聚会”时，她当然更清楚地看到这一点。这些在《击壤歌》里被记录的少女时期时的死党们，大都事业有成，子女状况良好，大半是基督徒，还有四位牧师娘。天心猜，她们或许视当下的自己如栏外迷途羊。“我的死党们，没有更好也没更糟，只是不同了。”

是啊，在死党们眼中，天心是个“异类”吧。至今日子过得清简到依然如学生时代，住在被偷拍媒体形容的“破房子”里，家中无书房，也没可以写作的空间，所以日日需三口人一起去咖啡馆，吃个早餐，然后分开坐，各自“工作”到下午两点左右。从不能追求时尚与名牌，一件衣服一双鞋子穿上好久好久。从不浪费粮食，餐桌上只剩一只鸡蛋也要打包回家。家里当然是没有车的，出门不赶时间的话都搭捷运公车。在百货公司里淘拣清仓的货品，一次补足家里所需。

这些年，她在公众面前极低调，为了守护自己的那份自由。某次朱高正同天心讲，“我真羡慕你能自由自在一个人走路上，那对我来说是不可能的。”
“是了，自由自在地走路上、坐咖啡馆、搭捷运公车、吃小摊、挤百货公司淘拣三折花车出清品……而不被指指点点，原来一个又一个选择关口我所做的决定，无非是在保护这在他人看来不一定有意义却是我在意极了的自由自在，阿城语‘自为的空间’。”
但她又是如此慷慨，当面对弱者面对需要帮助的生命时。蓝博洲在他《幌马车之歌》一书的再版发表会上，是这样介绍天心的——“天心就是那种中学时放学后你约了要跟别的学校的打架，她一定在你身边跟你去的人。”天心说，这是多年来她听过最感无上荣光的赞美。

在过往的生命里，天心一路也见证了许多曾经那么聪明、努力、向上的友人，纷纷“离去”，不再要在这条清苦的道路上同行了，现实的名利欲望感召太诱人。因此天心只能屡屡说，庆幸曾见证某某或某某某最好的模样吧。

“坦白说，到我这年岁，作为一个写作的人，岂会不知那乘轩冕之胜、岂不知什么样的发言较好听顺耳、容易过关？但放眼望去，一个个我曾经敬重或寄予厚望的侪辈或后人，流年暗转偷换，个个都成了轻松、讨喜之人，可能就是如此的念头支撑我吧，’我绝对不要变成那样的人’。”在《三十三年梦》出版后，《印刻文学生活志》为天心所做的访谈里，天心如此说道。

不“忍辱”不“容沙”，天心一路说着“不”，践行着“不”走到今天。逼视现实，“逼视它、抵御它、肉搏、角力，我锻炼敢于对它有意见、有 ‘有品质有力量’的意见，我锻炼此中所必需的诚实、正直、英勇……”

杨照在序言中所说，《三十三年梦》从“三三”的灰烬中升起，记录了一个人如何忠实、忠诚地穿过多变的时代，穿过不变的京都地景，寻找并看守自我灵魂“自由”的过程。

看罢此书，感慨还有人如此“求真”地在生活，而感动（并愿追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