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忆里的中考也是相当紧张的。

一直是放羊式成长，没有人对你的学业提出一丁点儿要求，唯一可比的是小学同学里的一个学霸小升初就考进了县城一中。

县城里有影院，村里的主妇们为了看一场电影得筹划大半个月才去得了。县城里有新华书店，里面卖书也卖新奇的文具。

我想去县城里读书，随着毕业将临，危机感陡增，我便如饥似渴地啃起书本来。上课那自然是听得仔细，放学就各自占据土墙的一角嘤嘤嗡嗡地背书。

为什么不在教室里背？值日生扫地呐。土的地，连水泥都没抹那种，如今支教老师拍得大山里那种。一扫帚下去便尘土飞扬，扫完，打回两桶水，呼呼泼下去，过半个钟，尘埃落定。

背书，史地生政治，语文英语。天擦黑，背着书包往家赶，五里路，路上也背书。脚底生风，半入疯魔，灵魂出窍，恨不能把一分钟掰两分钟来用。

远远地一个人影，晃晃悠悠地，轻轻飘飘地。走近了，像史老师；再近了，是史老师。

老师，您散步？

离着五六步，我便大声问候他。因为老师是仰头望天的，好像被天空里云霞的余韵吸引着，全然没有放低视线。

被这么一问候，史老师收回目光望向我：哎哎，散步。放学了？

哎！我应着。

这是农村娃和老师打招呼的方式。没有多少话。问候完，老师往西，我往东。

你还在念书哇！

突然身后传来这一句。

我驻足，回转身，史老师自然是转过身向着我的。依然是五六步的距离。

哎！

我回答。

嗯！

史老师点点头。老师转身向西，我回身向东，各自走去。

还在读书？我，难到不应该读书了吗？

诚然，我小学里的那一帮女同学，一个班的女孩子，就剩下我们村的俩还在学校了呢。

原来这么多女孩子都不读书了，去种田，打野菜，学缝纫，学绣花。女孩子该做这些。

我还要读书吗？我能读书吗，继续读书，就得考上县城的二中。那一年划片，我们可以考二中。

约莫一个月后，在饭桌上，妹妹说，史老师说你是咱学校的骄傲哩！你去市里比赛，拿奖了。史老师去镇上开会，镇里把奖品发给你们校长，念你名子哩！

我的心扑腾扑腾地跳！

史老师不会怀疑了吧，我是要读书的，我可以读好哩。

大地作为操练场，风里雨里穿行的孩子，对于老师这个字眼，自骨子里是敬畏的，老师很神圣。

我还不够上学的年龄，史老师就来我家里，和我爸商议，让我入学，给其他家长带个头。

我五岁半，已实实在在是家里的一把小帮手了。打猪草，扫院子，做饭、洗衣、带弟妹，样样行。

我去上学，娘自然很舍手，但老爸是镇里的干部，他得带头，好让家长放手让自家女孩儿上学去。

那段时间，我爸和老师们，到有学龄儿童的家里走访，一次又一次。

开学了，从未进过教室的野孩子，忽然给关在一起，要多热闹有多热闹，光纪律就得整顿一个月，才能真正坐下来讲课。

既然是多次拜访才给家长放手来上学的，孩子在年龄上自然是参差不齐。我是最小的。五岁半，最大的十岁，个子高高，已经是大姑娘。

于是大姑娘在后来就成了班霸，遇到事情的孩子都要撕一张本子纸给她来消灾。她自己便不用买本子了。

我倒是没有给她撕过纸，因为我爸在镇上是个小干部呢，我又胆小怕事，她们结伙拉帮的，我都不参与，她们也不睬我。

史老师是我们的班主任，教语文美术德育，有另一个老师教数学体育。我学习还算好，经常往老师办公室送作业。

有一次，一推门，史老师正和大队里的人诉苦：我家里一窝孩子，这点公分，实在是揭不开锅了…

我心里很是翻腾了一阵子，史老师，在我心目中是神一样的存在，怎么可以为了公分，去和别人抢白？

史老师那样的人，本该是不屑于争利的；可是，史老师说他家里没有饭吃了…

现实与想象的落差，着实打击了我。小孩子心里的隐秘的崇拜，不经意间给击碎了。

史老师不过是一民办老师，拉扯着一大家子，在那样的岁月里，该多么难。

史老师长期害着肺病，天一冷就喘不开。于是我们班比起别的班，总是早早地预备过冬的木柴。

在桃李争艳的时节，年前秋季剪枝的木条已经干透，我们便排着长长的队伍，走过花瓣飘落的果园，去看园的屋子旁，把树枝背回学校码齐、盖好，春夏秋三季眨眼即逝，入冬教室里便生起炉子。

烟熏火燎的，冰冷的空气渐渐暖和了。这样以来，满是冻疮的小手才不至于僵硬地不能写字，史老师的肺病才不至于让他喘得讲不成课。

我终于进了二中，来了南边的大学。我的史老师，却早早地走了。还没等来大学的喜报，在我埋头于书堆高三时节，史老师悄然走了。

前一阵子我梦到了那个身影，倒剪着手散着步，轻飘飘地，晃晃悠悠地。

在穷困的年月，落后的家乡，开启我心智的史老师，没能熬到富足丰裕的好日子，便走了。

朗朗书声，和着嘹亮的蝉鸣，史老师一手托着书本，一手背于身后，在教室里踱着步...

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小学五年时光里，我的眸光渐渐自满眼草木活计里跳脱出来，开始梦想着外面的世界：我要坐上那列火车，去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