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母亲讲述这些自杀故事的时候，甚至都流露出赞赏的态度，这让我感到害怕。
作者：张丰，读书人，媒体人，现居成都。
立了春，母亲就已经70岁，父亲也69岁了。每次去看望他们，聊得最多的问题，大多是死亡。春节也不例外，团圆的时刻，或许更容易想起那些缺席的人。
其实，按照老家的习俗，春节有一半是和死亡相关的，最重要的活动就是去上坟。这些年，田里开始出现一些孤零零的坟头。自从新世纪政府取消农业税，种田变得有利可图。农民开始对田地斤斤计较，很多人的“祖坟”，都不在自家田里，想进祖坟就很难了。
前几年，村里一位叔叔在秋天来到自家祖坟。庄稼刚收割完毕，田野里黄黄的。这不是一个上坟的日子，但他仍在父母的坟边徘徊良久。很有可能，也大致盘算了属于自己的方位，他有把握在死后能够埋在这里，因为这块土地虽然属于邻村，主人却正好是自己亲戚。
他是村里的一个能人，种田的第一把好手。两个儿子和我年龄相仿，是我小时候的玩伴。在进城打工潮出现之前，叔叔是村里最受欢迎的人，谁家的农具有点问题，都会找他帮忙。两个儿子长大，和别的青年一起到城里打工，叔叔帮助他们建好了房子。他尽力想在两个儿子之间做到完全的平等，最好的办法就是自己和老伴一起住。
他在村外到自留地边搭建了一栋小房子，倒也清净。有一年冬天，他半夜起来上厕所，摔了一觉，虽然发现、抢救还算及时，但还是落下偏瘫的后遗症。他很顽强，坚持走路，但是始终没有恢复到病前的状态。
他最终选择了上吊。他自杀前的那个春节，我正好回老家过年，和他聊了几句。他说话还不利索，更多是微笑着向我致意，我能从他的微笑中看出一丝不甘和忧伤。我猜，他肯定是始终无法接受自己病后的状态。他是很多年来第一个选择上吊的人，其他人都选择喝农药。
我家隔壁的小婶，就是喝的农药。她老公（我称为小叔）是村里的木匠，也是唯一会拉二胡的人。夏天的夜晚，在邻居们的鼓励下，他会拉几首曲子。几年前，小叔得了胃癌，去城市的大医院做了一次手术，回来后人变得非常瘦。他几乎每天都到我家坐上几分钟。根本吃不进去饭，他说，去做这个手术真是浪费。
小叔又活了两年。他去世后，小婶就和儿子一起生活。等儿子出去打工后，她就是长期一个人了。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她发现自己也得了“癌症”。据我母亲说，小婶的自杀，是疼痛实在难以忍受了，她甚至自己悄悄挤破了腋下的肿块。那天，村里有人买了杏，小婶尝了一颗，很甜。她去镇上买了几个，回来感叹太贵了。到下午，她就喝下了足量的农药。孩子在整理她的东西时，发现床榻下藏着一千多块现金。小叔死后，她一直很节俭，她知道，钱始终是一个问题。
父母所讲的自杀故事中，最让我震惊的是另一位邻居。他和我父亲同岁，有三个儿子，都是我小时候的玩伴。妻子去世得很早，他独自带大了三个儿子。孩子小的时候，他们家几乎是全村最穷的，三个男孩子吃饭，是一个巨大的难题。但是，三个儿子最终都高高大大，靠自己的能力找到了媳妇。
老三外出打工了，他就住在老三家，但是吃饭却要到后院的老二家里。有一天中午，老二惊慌慌地跑到我家，问我父母有没有看到他老爹。我母亲记得，“你爹刚才到河南边老房子那里了。”那栋草房子摇摇欲坠，用来堆放柴草。老二就到了河南边，发现门是开着的，他老爹平躺在地上，旁边是农药瓶。老二吓得当场哭了起来。
母亲说：“他到老房子去喝药，是怕吓着孩子。”
我问：“他也是得了癌症吗？”
“哪里是癌症。他消化不好，去镇上拍片子。医生说很严重，他怀疑是癌症，连药都没有开。”父亲在旁边补充。
这三个自杀的人，都和我家关系不错。母亲讲起这些事的时候，非常平静。用她的话说，谁也不知道自己的命该怎么收场。
他们的家庭，都还算得上和睦，在村里，也不算特别贫穷。他们都得了重病，或者自认为患上了致命的疾病。这是他们自杀的主要原因，既然病是治不好的，又何必拖累自己的儿女，何必浪费医疗费？他们的孩子，都和村里别的人一样，在城市打工，看上去日子越过越好，家里的房子越来越好就是证明。
北大教授吴飞前些年曾在华北地区做过有关农民自杀的调查。上世纪90年代，华北农民自杀率惊人。剧毒农药的普及，让自杀变得非常容易。吴飞发现，很多自杀都因为极小的家庭矛盾，而农村妇女更容易自杀，因为她们的生活更加绝望。但是，进入新世纪后，农村自杀率有显著下降趋势，这很有可能得益于农业税取消后农民生存状况的普遍改善。
母亲向我讲述的这三起自杀，却都发生在新世纪。这是一种新的自杀倾向：当一个老年（60岁以上）农民患上重病，既没有治好病的希望，也没有治病的钱，他们更不愿意拖累子女，自杀就成为一个合理的选择。母亲讲述这些自杀故事的时候，甚至都流露出赞赏的态度，这让我感到害怕。
小时候在农村居住，从来没见过自杀的老人。最有可能自杀的是年轻妇女，她们孩子往往很小，要面对和婆婆相处的难题，还有生活的种种绝望。但是，这些自杀往往会受到谴责。一个自杀的年轻妇女，没有资格葬在祖坟。她被认为有很大的冤屈，变成鬼的话，也有很大的可能会出来吓人。谁家的媳妇自杀了，全家人都会面对村里无声的道德责难，很难抬起头来。
和自杀相比，周围人对自杀态度的变化更让人心惊。我母亲那种赞赏的态度，目前已经是村里的主流。自杀的大多是老人，他们为孩子省下了看病的钱，孩子们当然也会为他们办一场像样的葬礼。自杀者的葬礼，和那些自然死亡的人没有什么不同。这就是观念的巨变：在人们心目中，自杀已经是一种正常的死亡。我没有和自杀者的子女交流过这个问题，有长辈自杀，他们内心中想必有巨大的不安，但是周围的人们确实不会责怪他们，反而过来安慰。
像我父母这一代农村老人（60-70岁），有着非常独特的命运。我祖父这一代年老时，即便躺在床上，仍然掌握着整个家庭的权力。子女们都在身边，陪伴父母最后一段时光。但是，如今我父母这一代老了，他们的儿子们大都在外地务工。这一代老人，都有为父母养老送终的经历，但是他们却不得不面临自己无法养老的局面。
更重要的是，他们丧失了在家庭内部的话语权。在城市打工的年轻人，带回来各种老一辈无法理解的信息，也带来了各种老一代无法掌握的知识。老年人无法理解年轻一代的生活，就更谈不上能够掌控他们的生活。和只有春节才回来几天的子女相比，他们更愿意和年龄相仿的邻居交流。在他们和子女中间有一条深渊，那城市的美丽世界，他们没有见过，也不愿见。他们残生中最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死后能否葬进祖坟，在黄土之下，和先祖们团聚。
我们永远无法弄清楚，那些自杀的老人在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主导他们心境的，到底是对子女最后的爱（省医药费），还是亲手结束自己的决心？是绝望，还是希望？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是他们对自己生命所下的最后一个决定。
贫穷到底有多可怕？可怕到什么地步？
有一位63岁的老母亲，为了获取 20万的意外保险金给儿子筹集关节置换手术，从9楼一跃而下。
或许，直到坠地的那一刻，这位母亲也不会想到，自己这份无私无畏的爱，纯粹却愚昧，遗憾又无奈，注定是一次徒劳无功的白白牺牲。因为她的保单早已过期，而自杀并不在被保范围内。信息闭塞的她，并没有也没有能力和精力去充分了解。她只是单纯地以为，自己好像找到了一个解决自己痛苦和儿子余生的路子，像是在极夜之中看到一点微微光亮。为了这点光亮，她愿意付出一切，当然不吝以命换命。
贫穷罹遭厄运，是多么的绝望而无力。就像是夜行时误入沼泽，越折腾，越绝望，所有的垂死挣扎都于事无补，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慢慢下沉，生命和世界一点点消失在眼前和脑海，只剩下一片漆黑死寂。
最让我感到鼻腔泛酸的一幕是，新闻的主角，楚先生的母亲，当天破天荒地买了一份十几块的水饺。这种再普通不过的食材在异常节俭的老人看来是多么极不寻常甚至称得上是奢侈。我似乎看到一个两鬓花白的老人，平静的品尝完这盘水饺，然后义无反顾的冲向阳台，打开窗户，带着长久的绝望和唯一的希望，坠落。
想起很早的时候看到一则同样让人绝望的新闻。
一个小男孩因为偷肉被抓，他的父亲过去求情，一见面，这个七尺汉子就扑通一声跪下了。说孩子不是心眼坏，而是一年多没吃过肉，心里馋。肉贩听完心头一软，大刀剁下一块送给了他们。当晚，他们吃了人生中最丰盛的一顿晚饭。然后在夜里全家卧轨自杀了。
我不知道父母是抱着何种心情吃完的最后一顿饭，会不会还克制情绪努力有说有笑，装作什么都不会发生像过年一样，或许父亲还难得地喝了一碗酒，母亲在昏黄的灯光下含着笑默默看着，孩子像小饿狼似的大快朵颐。也不知道父母最终用什么样的方法说服孩子躺在轨道上，会不会在火车轰隆隆来临的时候，他们还在拍打着孩子的胸脯，柔声讲着睡前故事，哄着他们入眠。
直到飞驰而过的火车，碾过贫穷，碾过尊严，碾过那些微薄的梦。
关于此类的悲剧新闻，全世界每天都在发生，不胜枚举。
在温饱之前，贫穷就意味着死神。因为可能吃过的每一顿都是最后一顿，一不小心，就死了。
在温饱之后，贫穷就意味着毫无抗风险能力，因为任何一个猝不及防的厄运都可能会变成击垮你和家庭的最后一根稻草。
在心理学上，人类的需求从低到高分为五个层次。分别是：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会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
意为当一个人同时缺乏食物、安全、爱和尊重时，通常对食物的需求是最强烈的，其它的就显得不那么重要。在那种情况下，人的意识全部被饥饿占据，所有的能量都用来获取食物。只有最基本的生理需求满足后，人才会出现更高级的、社会化程度更高的需要。
贫穷，正是威胁到了人类最基本的生理需求。当一个人极度缺乏食物时，会不择手段地抢夺食物，根本不会在意自己的形象，别人的看法，以及所谓的道德。
这正是贫穷和弱势群体的可怕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