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他主义倾向——行为科学、进化理论与互惠的起源》
[美]亚历山大·J·菲尔德 著
赵培 杨思磊 杨联明 译
秦海 高世楫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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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约8100字；
·加粗字为本编标；
·编录：杨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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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了便于使用，理性一词必须精确界定。（p5）
一个理性行为者应当让资源和能量“最优地”去获取或改进相关信息资源，然后运用最易获得的认知法则、逻辑和（或）统计来得出关于世界的事实或可能状态的观念的结论。（p5）
以形成的理性观念为条件，一个理性行为者就应做出最优（最大可能性）选择以实现他的或她的愿望或倾向。如果一个人认为天将下雨且不希望淋湿，那就应决定带上雨伞。（p6）
因为理性在西方文化中具有很高的价值，我们经常发现我们自己倾向于扩展其含义，以减少与观察不一致的可能性。如果我们希望保持科学愿望，就应当抵制这种倾向。（p7）
如果利他行为后来被证明对我们也有利，根据定义它就不只是利他，而是互利。（p7）
自从第一次实验后，在单次囚徒困境博弈中采取合作的高比例的主体倾向被数百次实验所证实。（p9）
面对在预测很好但让我们很少洞察系统如何运行的理论和让我们能够洞察但预测很不好的理论之间进行选择，我愿意选择后者，而且我倾向于认为多数经济学家亦会同样选择。（p10）
像所有科学理论一样，经济学理论的论点显然是从一系列假定中推理出来的。（p11）
科学进步经常涉及探讨看似显而易见的事物的更深层的东西。（p11）
这些资料反复表明，标准经济学模型在一些领域特别是涉及战略的相互作用的那些领域预测不佳。（p11）
观察、识别和归类这些异常及通过进一步的观察和实验等科学常用方法证实其领域，是一个有助于组织和规范我们对行为或认知假定可供选择方法的思考的过程。（p12）
弗兰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反对那些学者继续“从未充分论证的假定推断出新的科学结论，正如所有自然科学的假定都必须建立在证据之上”（p13）
其推理方式严重依赖推理，自从大卫·休谟以来，我们知道的推理并没有坚实的哲学基础。正如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所指出：“当驯养的动物看见平常喂养它们的人时，它们就渴求食物。我们知道所有这些十分肤浅的一致性的渴求依赖于误导。终身每天喂养小鸡的人取而代之的是，最终杀掉它。”（p13）
如果社会科学真正是社会的，它们必须继续保持与经验证据的亲密对话。而如果它们是科学的，必须以系统方法处理证据。（p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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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界定理性
P5
为了便于使用，理性一词必须精确界定。我会正式认为一个行为是理性的，如果它满足两个标准：第一个是人们的观念是如何形成或是在什么基础上形成的，第二个是人们如何选择行为。一个理性选择必须首先建立在关于理性构成的世界状态的观念基础上。在此我将作为价值或偏好的观念与作为事实的或可能倾向的观念相区别，我意指后者。一个理性行为者应当让资源和能量“最优地”去获取或改进相关信息资源，然后运用最易获得的认知法则、逻辑和（或）统计来得出关于世界的事实或可能状态的观念的结论（关于这一点的事实补充参见Gigerenzer和Todd，1999；有关将理性预期观念作为人们把所有可能获得的信息具体化观念，参见Muth，1961）。
举例说明，因为上周星期四是晴天，便得出结论：今天是星期四也会晴天，（p6）就不是理性的，此时人们可能容易看见天空阴沉、乌云滚滚。在这个例子中，假定如果下雨会有成本，那么，人们就会预测天晴，没有足够的资源去获取信息而使用预期或预报的法则时应选择次优：用昨天的天气或者用今天早晨的天气来预报今天的天气通常会更好，而不是用上星期四的天气。
P6
其次，以形成的理性观念为条件，一个理性行为者就应做出最优（最大可能性）选择以实现他的或她的愿望或倾向。如果一个人认为天将下雨且不希望淋湿，那就应决定带上雨伞。假定我们能有效地将人的大多数行为视为有目的的（有一个重要观点包含一些简单而深刻的道理。Lane，1996），那么，行为则反映了达到最终结果的方法的工具性选择。什么使这些最终结果特征化？大多数经济学模型假定意向归根结底是稳定的：关于如何正式做出相同选择的不变量，如果A优于B，B优于C，那么A一定优于C，它们覆盖了所有可能结果；或许最为常见的是，人们是利己主义的——对个体愿望的反映。
利己主义的假定在理性选择模型中最为关键，对利己主义含义的理解也至为重要。几乎任何行为事后都可能在上述定义范围内“解释”。其精确是因为方程式富有弹性，它具有对模型外的数据进行预测的能力。①后来，建立在对理性这种广泛理解之基础上的理论不可能被科学检验。为已经可观察的行为提供理性选择是容易的，但是使排斥理性选择理论的各种情形具体化是困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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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该术语引自统计文献。其主题是一个接受科学检验的模型，它必须接受产生模型之外的那些数据的检验。
当重复的含义仍然主张以利己主义倾向为基础时，其对利己主义倾向施加很少限制。正如大卫·休谟（David Hume）所说：“宁愿破坏世界而不愿损伤我的手指，这并不违背理性。”（Leslie，1996：156）原则上，它不要求倾向是稳定的或变化的。如果你的倾向明天与今天不同，或者与五分钟前不同，谁能够说你的倾向被阻止了？如果你选择利他损己的行为方式，谁能够说行为没有满足心灵深处的心理需要并因此产生事实上的利己主义？由此，使用更广泛的含义，人们除了认为寡妇纵身投入丈夫火化的木柴堆是彻底的理性之外，还真的别无选择。
我不想对此理论进行重复的经验阐释，因为它不是那么便于阐释。相反，我把那些有效促进行为者物质利益的被称作理性行为倾向特征化作为标准经济模型（Kavka，1986：35：Samuelson，1993：143；Elster，1999，142~143；Frank，2000：xxiv）。这种狭窄的定义使我们能够以代理方式安排行为，它建立在外部可观察的基础上，（p7）与理性选择并不一致。我们认为选择死亡而不选择生存，或者假定在零处理成本情形下，更少选择死亡而不更多选择生活是非理性的（Aow，1951：136）。此种模型方法可能赢得科学地位，因为它产生不可能实现的预期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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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有一个中间立场，诸如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r）的理论可能会使他们成为坚持该立场的典型。这种立场认为，人们允许目标做更大变化，但是继续坚持认为偏好是稳定的、传递的和不变的。这种方法还可能为科学所维护，因为可能随着这些假定的变化而想像或观察个体行为。我已经称作“标准模型”的东西使其对理性的阐释更为具体，并且能够被几种方法所检验：研究可揭示的不可传递的偏好，研究受不相关因素影响的选择或研究少优于多的选择。以不确定下决策为焦点，启发式和偏好式文献通常采取第一、二种选择（参见第6章）。我关注的焦点是第三种且界定明确的环境，在这种环境里，对方的行为才是不确定性的惟一的真正原因。在一些情形里，对方对一系列最后通牒或专制独裁博弈的序列行为的选择，不确定性的源泉被消除。
P7
采用理性这种更广泛的定义对我们的目的还有一个有利条件。选择生存而不选择死亡和选择更多财富而不选择更少财富，将可能提高一个个体的再生能力。选择这种定义会使理性与可能受自然选择个体水平观支持的行为方式保持密切一致。结果，当我们说一个行为是理性的时候，我们还可以用进化术语说，其倾向会受个体水平选择支持。反之，当我们说一个行为是非理性的时候，因为它是利他的，我们还会说其倾向为了得到普遍建立而会要求高于个体水平的选择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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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作为解释理性的广泛定义，个体水平进化观为什么被接受为是进步的，这并不偶然。
因为理性在西方文化中具有很高的价值，我们经常发现我们自己倾向于扩展其含义，以减少与观察不一致的可能性。如果我们希望保持科学愿望，就应当抵制这种倾向。在许多例子中，我们拼命地希望人们相信利他行为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是理性的。但是这不可能，因为生物学定义的利他行为妨害行为者的相关适应性，而此处定义的理性行为则有效地促进了我们的物质利益。如果利他行为后来被证明对我们也有利，根据定义它就不只是利他，而是互利。
（3）阿尔钦和威廉斯是理性的吗？
P7
得出阿尔钦和威廉斯就参与博弈所持有的观念是理性的结论是有原因的。就我们所能判断而言，他们完全理解不同战略的规则和结果，并且理解其他人对此的理解：每一方持有的观念是普通知识。早先定义的理性的假定意味着如果结果被精确地特征化，每一个参与者一开始就会背叛并继续背叛下去。他们过去并不这么做。
P8
当他们参加博弈时，弗勒德和德雷谢尔两个主体在想什么？我们有关于此点的充分证据。除了记录参与博弈的序列之外，实验还要求记录每次行为之前他们的想法。在第一次博弈中，阿尔钦背叛，认为威廉斯肯定也会背叛，因此，如果他（Alchian）合作，就意味着对方在某种程度上会赢。当威廉斯做出第一次合作行为且使阿尔钦感到困惑时，对于阿尔钦，他写道：“我希望他聪明。”经过观察，他（Williams）设法进行第二次合作，“他没有但或许会看透。”
最终，阿尔钦相当程度地确实“看透”了威廉斯而不是纳什的明显令人满意之事。纳什对阿尔钦和威廉斯在实验中的选择都不满意，对弗勒德和德雷谢尔的设计也不满意，他反对实验允许参与者的相互作用太多。如果让参与者轮流同时进行大量可操作的博弈，并因此使他们丧失过去对抗具体反对者的知识，人们就会明白行为更接近他（纳什）分析的预期行为。当然，这种反对意见明显与单次囚徒困境博弈不相关，而且正如后来分析所表明，只要一个人假定所有对方都是理性的，与弗勒德和德雷谢尔所设计的固定的已知的期间的重复博弈不相关。就在最后阶段明显发生相互背叛，因为在这点上每个参与者面临单次博弈的等值，对此背叛是绝对占优势的战略。明显解决了最后阶段结果的不确定性后，参与者认为在倒数第二次博弈进行背叛是理性的，后经过归纳继续认为并最终认为就在第一次博弈和随后所有博弈中背叛都是理性的（Luce和Raiffa，1957，94~102；Kreps等人，1982，246）。
这个观点可能会让不太熟悉博弈论文献的读者产生某种错误认识，因为大多数人没有打算超过根据随后推论的2~3个阶段进行推理（Camper，1997）。但是其逻辑是无懈可击的。从权威的博弈论观点看，如果一个人假定对方也是理性的，那么源于对过去行为的声明或观察而对对方参与的估计或预测，简直是与一个人在博弈中选择最佳战略毫不相关。
但是有大量证据表明，这些因素确实影响人们在各种相互作用中事实上如何行为。确实，被置于一个可控制的环境和被要求参与一次性或固定的、已知的期间的囚徒困境的许多读者，像先前讨论的两个主体一样，可能会不按照理论劝告的方式行为。在这个事例中，博弈论的运用使利己主义的理性的参与者应该做什么非常精确地具体化。它促进人们理解以认知和行为假定为基础的问题在这些情形中的真正含义。根据理论做出的预期不可避免地引起人们注意证据的含义，如阿尔钦和威廉斯的许多主体完全忽视理论的劝告，且如此行为避免帕累托次优结果。但是正如纳什所观察和所抱怨的，他们不会根据理性选择理论的规则进行选择如此行为。
P9
自从第一次实验后，在单次囚徒困境博弈中采取合作的高比例的主体倾向被数百次实验所证实（作为摘要，参见Roth，1995a，27）。因为它给对方在其他方面不可能获利的机会，且使参与者在其他方面可避免损失风险，如此行为的倾向是一种毫不含糊地有利对方牺牲个体的形式。通过采取合作，一个人许可对方在博弈中要么选择获取最有可能的结果（例如自由），要么选择最没有可能的结果（在第一种情形，五年监禁；在第二种情形，死刑）。因为此种行为为不相关的同种产生获利机会且使行为者承担可避免的风险，它从生物学观点看来是利他的，在单次博弈中毫不含糊地如此。而且，当在一个不要期望博弈会无限重复并可控制的环境中选择合作时，参与者简直不能符合早先定义的经济理性标准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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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在确定的、已知的期间博弈中，这个结论取决于对方是理性的假定。在一次性博弈中，揭发是惟一的理性参与的结论与对方如何选择不相关。参见第1章。
就在第一次囚徒困境实验中，为什么两个主体的每一方在超过2/3的时间自愿选择那种根据标准经济学准则不可能理性自卫的方式参与？假定阿尔钦和威廉斯对逻辑学、数学和经济学理论熟悉，这个问题就尤其显而易见。从对人的战略的相互作用的实证研究的出发点看，后来的研究加深了我们对其重要性的理解，但是这种行为倾向的性质——从标准经济学模型观点看是一个让人迷惑的异常现象，是显而易见的，如果它过去并非如此。在我们的基本特征中可能有促使这些两难处境得到解决的某些共同的东西吗？如果可能，这是怎么产生的？
（4）走向一种改进的行为科学
P9
本书关注人性的基本方面，并且关注经济学家和其他社会学家探讨人性的本质特征和含义的意图。在实践层面，它要求我们探讨在发展行为科学方面如何继续改进预测能力。特别是当一种理论的预测被实验和观察证据反复否认时，如此处情形，我们应怎么办？对许多人来说，这个答案似乎显而易见——修正这种理论或模型以使其倾向与观察数据更接近，并且人们能吸引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和许多其他学者支持这一行为过程。弗里德曼主张评估一个模型或假定的金标准是预测，而非样品预测。预测虽然如此，但勿庸置疑，成功的界定还是根据模型追求的目的（1953，40）。
P10
然而，在科学哲学领域，事物很少如此简单直观。为阐明这点，就必须考虑另一位芝加哥大学诺贝尔奖获得者罗纳德·科斯（Ronald Coase）的观点。科斯认为，我们应该且确实偏爱实际体现（洞察）一个过程运行特征的模型，即使它们预测得并不好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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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面对在预测很好但让我们很少洞察系统如何运行的理论和让我们能够洞察但预测很不好的理论之间进行选择，我愿意选择后者，而且我倾向于认为多数经济学家亦会同样选择。”（Coase，1982：6）
弗里德曼和科斯都采取了自卫的立场，如果继续认真进行探讨，就可能调和他们的观点以致不必冲突②。然而，这种调和是细心周密的事情，且轻率地、折中地持有两种立场的意图容易蜕化为危害我们正在做的科学的任何主张。在它们之间几乎任意变动的习惯，利用预期直至它失败，然后支持科斯理论，特别是在直觉作为判断洞察力水平的标准的情形下，反映了容易提出行为科学实践不受否认证据出现影响的方法论上的机会主义。不管我们选择什么定义，在一定范围内，它创造了一种简直不能证明称之为科学的习惯做法。它导致产生内心经常轻视其他领域的著作，而最终不能确保自身是科学的规则。这种结论在经济学领域最容易得出（Reder，1999），但也能适用于其他社会科学领域，无论他们是否完全采取理性选择模式（《论人类学》，参见Sperber，1996：16；《论政治学》，参见Green和Sha-pira，1994，x-xi，和Lane，1996：123~126；《论社会学》，参见Rule，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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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评估预测标准的领域最为关键。如果这个领域太窄，模型可能超出弗里德曼的实验（这也许毫不奇怪，如果部分地以那个领域的数据为基础进行构造）但是我们仍可能基于它为一个模型的结构打下基础，这个模型最终在更广泛的领域比弗里德曼的标准运行得更好，而归功于科斯理论。
弗里德曼的观点经常被用来反对我们应当修正或抵制一种经济模型的方案，因为其假定是不真实的。但是当模型连续预测不佳时，我们审视以这些模型为基础的行为假定是适当的和必要的。弗里德曼关于我们避免讨论这些问题的主张只有在模型达到预期业绩时才能适用③。作为科学家，不考虑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的一次否认实验或一条否认证据能够或应当成为抛弃一个模型的理由的观点，这是一回事（Lakatos，1970）。不能够或不愿意使导致某人的理论被修正的可预料的经验的观察或系列观察具体化，这又是另外一回事。然而在广阔的社会学领域，我们已渐渐接近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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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参见弗里德曼（1996）的辩论。这本汇编为了与葛瑞因和夏皮罗（Green和Shapiro，1994）一致和作为对葛瑞因和夏皮罗（1994）的回应，对理性选择模型在政治学领域的贡献提供了复杂的方法论上的详细讨论，我的哲学观深深反应葛瑞因和夏皮罗（1996）表达的观点。
P11
有时对理性选择或微观经济学理论家使用的证明模型假定的证据持非正式的态度，在很有影响的里昂利尔·罗宾斯（Lionel Robbins）的著作中得到了反映。
像所有科学理论一样，经济学理论的论点显然是从一系列假定中推理出来的。而且这些假定的主体是涉及某种简单的不容争辩的经验事实的所有假定——这些不是假定，一旦它们的本性得到充分实现，人们就在现实中承认存在大量争议。我们不需要创设使其有效的可控制的实验——它们在我们日常经历中的素材是那么多，以致只需要明白地识别它们就足够了（Robbins，[1932]1984，78~79）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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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还可参见库普曼（Koopmans，1957，131）。库普曼宣称“为了保护二者”应将理论与观察完全隔离（引自McCloskey，2000：217）。罗宾斯和库普曼都在赫尔顿布兰德（Hildembrand，1999：39）中得到讨论：多年来二者都成为经济学大学生标准的方法论参考书。波普尔强调科学理论产生于可争论的假定的观点由哈欠森（Hutchinson，1938）有力地介绍给经济学读者。多数经济学家原则上接受这个观点，但实践中经常较少与其保持一致。还可参见莱文（Lewin，1994）。
罗宾斯（Robbins）把这种无可争辩的“事实”称为稀缺的存在，他的推理经常被理性选择理论家运用于我们讨论人类行为的基本假定。
科学进步经常涉及探讨看似显而易见的事物的更深层的东西。就是第一次囚徒困境实验的引人注目的结果，也是大得多的冰山之一角。它们为越来越多的实验证据和广泛的领域观察所补充。这些资料反复表明，标准经济学模型在一些领域特别是涉及战略的相互作用的那些领域预测不佳。在这些情形下，要求我们检查模型的基础结构是自然的和正当的。我们关注的是车辆载我们要去的地方，而不是车辆是如何运行的。但是当条件不再存在时，我们似乎需要深入调查。
标准经济学模型的基础结构，包括心理学的利己主义的普通假定，构成清晰的人性理论。继格里格丽·卡夫卡（Gregory Kavaka）之后，我将此种理论认为是所有或几乎所有人类拥有的一系列认知和行为倾向的描述，是通过自然或社会环境十分困难地变化而可变动的倾向。假定标准模型在某些领域运行不好，我们就可以正当地质疑其认知和行为假定、其清晰的人性理论，是否对当前的任务足够充分，足够完整，足够现实。
与弗里德曼不同，科斯的观点毕竟为引擎如何运行的兴趣提出了证据。（p12）但是如果我们要就标准经济模型反映的假定选择改进或变动，这么做的标准就应当比直觉更系统。最终，与其说是发展中选择的一个充分指南，不如说是坚持运行不佳的模型的一个正当理由。坚持促使行为为黑箱的机制和继续仅仅依赖我们的直觉的机制，我们就可能终止为异常观察提供过去的基本原理、但缺乏非样品的预测能力的已经改进的模型，因为它们没有充分体现相关的认知或行为机制。
P12
我们预测比标准模型做得更好，这些标准模型在许多情形里研究黑箱为什么设计，自然选择如何取得成功，集中体现其机制的实验资料和开发标准模型的科学家能够告诉我们其运行过程之间的相关性。这个论点遭到了罗宾斯等人的反对，这些人不希望受到实验结果、进化论和进化史及诸如神经解剖学和神经系统学领域的研究的干扰。但是这个论点让我们处于站不住脚的立场，这种立场不愿意修正一种模型，而这种模型不断遭受预测失败，因为其假定被认为是公理。
我的一位亲戚曾深信汽车的加速度直接与其速度表相关。这个模型有直观吸引力，而且只要一个人不把注意力集中在使发动机处于空档状态加速运转或者让发动机熄火沿着山路滑行的后果，这个模型就预测得非常合理。然而，一个人可以想像，实施两种行为中的任何一种所产生的异常结果。
预测的连续失败迫使学者去探索、研究或开发可供选择的模型。但是只靠直觉就能够提供合适的修正吗？通过深入调查弄脏双手不是更好的战略吗？在汽车速度表的例子里，这涉及思考速度表为什么设计，甚至可能追寻源于速度表的电缆的起源。
列举的原理是通常的原理。行为科学中可供选择理论的发展，或者坚持现有方法的正当性证明，需要在与偶然流行不同的情形下完成。如果我们要用改进预测能力的方式继续推进基本理论的发展，那么所有相关证据都应当被证实。对在普通或可控制的实验中，特别是在评估认知或行为假定的有效性的经验性资料的价值中，漫不经心的态度会阻碍这种努力。
在科学进步方面，在现有理论方法内预测的弱点或异常的识别，已经历史地证明了一种发展可供选择或已经修正的通常被认为高级的体系的有效方法。越来越多的实验或观察研究人类主体的机构，使其更具体地、更确定地识别一些标准经济模型运行不佳的领域，并调整这些规则，使我们看见何种背离以及在什么情形下我们看见它们的观点成为可能。观察、识别和归类这些异常及通过进一步的观察和实验等科学常用方法证实其领域，是一个有助于组织和规范我们对行为或认知假定可供选择方法的思考的过程。（类似的观点，参见Ostrom，1998；Van Damme，1999：187；或者Schelling，1960：162~163）。
P13
除这些哲学趋势达到吸收必要的实用的观点和方法的程度外，人们倡导的方法论是现代的，不是后现代的。弗兰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反对那些学者继续“从未充分论证的假定推断出新的科学结论，正如所有自然科学的假定都必须建立在证据之上”（Goss，1990：88）。他提出了以实验方法为基础的观察实验法：“天平或梯子，上升和下降；从实验上升到缘由的发现，从缘由下降到新的实验的发现。”（Bacon，1973：90~91）确实，科学被人类用各种诱惑笼罩，我们不应当崇拜其程序。其推理方式严重依赖推理，自从大卫·休谟以来，我们知道的推理并没有坚实的哲学基础。正如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所指出：“当驯养的动物看见平常喂养它们的人时，它们就渴求食物。我们知道所有这些十分肤浅的一致性的渴求依赖于误导。终身每天喂养小鸡的人取而代之的是，最终杀掉它。”（1974：21）
因此在认识到科学家的弱点和科学方法的缺陷后，就没有必要赞美这些弱点。从实用主义观点看，科学的方法论已经在生物、化学、物理、地理和许多其他自然科学领域取得了富有成效的长足进步。在其他方面的主张则引出现代世界认识论的建立方面的许多问题。既然人类是自然世界的一部分，对我们行为的理解经不起相似方法的检验，这原则上就没有理由。我们的行为不是生来就不易控制，在许多例子里，使用简单的统计算法，至少在集合方面比天气之类的自然现象更容易预测。
允许社会科学继续沿着保守的道路朝着新的经院哲学方向发展并不可取。行为科学的进步可能取得且确实在取得，从系统的实验的和观察的证据的组织中产生，继续与缘由的思索的对话，没有陷入“从未经充分论证的假定推断出新的科学结论”的规则。如果社会科学真正是社会的，它们必须继续保持与经验证据的亲密对话。而如果它们是科学的，必须以系统方法处理证据。
这些方法提供用高级预测手段产生行为模型的许诺，但是我们最终很想做得更多。我们很想理解以下缘由：理解机制并在最终分析方面理解起源。标准模型为什么在一些领域运行良好而在另一些领域运行不佳？我认为进化历史和进化理论的观点通过帮助我们理解我们的根本认知和行为倾向为什么设计和这种设计怎样产生方面，可能有很大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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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新政治经济学译丛》总序/1
序言/1
导论：世界第一次囚徒困境的实验/1
第1章 证据与逻辑/24
第2章 多层次选择和伤害约束/76
第3章 互惠的利他主义，规范与进化博弈论/100
第4章 解构弗兰克/136
第5章 利他主义、规则违反者和模块化案例/180
第6章 模块化和“启发式推断和偏差”研究纲领/227
第7章 看不见的手和盲人钟表匠/256
后记/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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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亚历山大·J·菲尔德（Alexander J.Field）是圣克拉拉大学经济学教授，毕业于哈佛大学、伦敦经济学院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他的研究和教学兴趣包括美国和欧洲经济史、宏观经济学、技术和制度变迁经济学以及博弈论。曾任教于斯坦福大学，在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the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and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发表了30余篇学术论文，他现任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副主编、Research in Economic History主编和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编辑委员会成员。
书评
经济学家们应该继续尝试使每件事情仅在模型中保持审慎的状态？或者他们也应该承认进化的人性为爱和正义留有空间吗？亚历山大·菲尔德——一位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一个生物学和文学的爱好者，对这一问题为我们带来了一系列非凡的思想。他是一个公共知识分子，乐观依然停留在理性之中。作为有伦理的生命，我们一直向良好的理性进化，并试图在我们力所能及的行为范围内免受伤害。从关于圣莫尼卡高速公路的谈判到普通的商务活动，社会合作的所有方式，都依赖于菲尔德赞美和解释的美好本能。菲尔德已经完成了一部重要的著作，通俗易懂，极具权威，是对那些在霍布斯沙丘上嬉戏玩耍的、支配我们的社会科学但是不能想像各种社会为何紧密相关的学者一次回击。
——Deirdre MeCloskey，UIC Professor.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Chicago and Tinbergen Professor，Erasmusuniversiteit Rotterdam.
本书提供了一个大胆的和引人入胜的猜想，是关于经济学、社会学、进化心理学和伦理学等几个学科的共同问题。它将促使上述学科的职业学者以一种新型的方式来审视那些相同的问题。
——Melvin Reder,lsidore Brown and Glalys J.Brown Professor Emeritus of Urtan and Labor Economics，University of Chicago.
在这本非凡的著作中，亚历山大·菲尔德跨学科地投下他的一张巨网来应对经济学家们通常回避的问题，即为什么人类是利他主义的？他的雄辩值得所有社会科学家的关注。
—— Gavin Wright. Department of Econonics， Stanford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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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仅供参考，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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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造天地以来， 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藉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 (罗马书 1:20 和合本)
For since the creation of the world God’s invisible qualities—his eternal power and divine nature—have been clearly seen, being understood from what has been made, so that people are without excuse. (Romans 1:20 NIV)
如经上所记： 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哥林多前书 2:9 和合本)
However, as it is written: “What no eye has seen, what no ear has heard, and what no human mind has conceived”— the things God has prepared for those who love him— (1 Corinthians 2:9 NIV)
IN CHRIS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