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光明顶到黑木崖--原来你是这样的明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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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万托阿 Excellent
0.4 2017.02.23 18:28* 字数 3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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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教于明初被禁后,若干年后以日月教身份改头换面复兴,但保留了光明左右使的头衔,以证其前后一脉。

我在“明教管理结构的现代化历程”中,着重谈及日月教重建后对组织管理结构的改造。但这只是技术层面,与明教相比,日月教最大的变化在思想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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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月教思想教育与组织层面,宗教因素完全消失了。

宗教与世俗组织的最大区别是前者信奉世上不存在的偶像,后者尊崇、甚至是盲目崇拜现实中的领袖。

而历史上有些民间组织假借宗教旗号以图大事,虽非宗教团体,但也抬出一些偶像:白莲教奉弥勒,五斗米教奉张天师,太平天国奉上帝,义和团则不拘男女古今啥都奉。

明教信奉的是明尊,较上述即学即用的组织更虔诚。众人也奉教主如神明,如韩林儿对张无忌,但这种态度更多是尊敬而非匍匐在地。

日月教虽有宗教狂热,但并无宗教因素,却将在世教主奉为“文成武德、泽被苍生”圣教主。圣教主在日,对教众的重要性超过了教众本人的父母、家人、朋友和亲属。如那些语录昭示的,教众就是为了圣教主而活。

童百熊的小孙子才十岁,不但能背出十条“圣教主宝训”,当杨莲亭跟他说:“你爷爷不读教主宝训,不听教主的话,反而背叛教主,你说怎么样?”那男孩道:“爷爷不对。每个人都应该读教主宝训,听教主的活。”爷爷在圣教主面前与路人没有区别。

汉娜·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写道:同其他一切政党和运动相比,极权主义运动最显著的外部特征是个体成员必须完全地、无限制地、无条件地、一如既往地忠诚。。。这类忠诚只能产生自完全孤立的人,他们没有其他的社会联系,例如家庭、朋友、同志,或者只是熟人。忠诚使他们感觉到,只有当他属于一个运动,他在政党中是一个成员,他在世界上才能有一个位置。

但圣教主一旦不在,却立刻跌下神坛。前任教主东方不败刚刚倒台,教众便七嘴八舌告发他生前“劣迹”,连一顿饭要吃几头牛几口猪几只羊都能编得出来。

这不是宗教、不是信仰,而是投机、是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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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教教众有信仰支撑,对明教事业充分做到了“忠诚、使命、奉献”,在六大派攻上光明顶的最后时刻,个个要以身殉教,宁死不降。殷天正明明破教而走,却也率天鹰教回光明顶护教。

到了日月教时,要靠三尸脑神丹来控制教众,靠装神弄鬼那一套吓唬教众。谈到理想信念,教众根本不知为何物。一个没有了宗教信仰的门派在教众选择上也就不择细流,以扩大本教实力为最大宗旨,广收各类江湖人物。(此点可参见“江湖散人成与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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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了宗教因素,其奋斗目标自然也发生了转变,从以解救世人悲苦、挑战朝廷黑暗统治,转变为赤裸裸争夺权力的斗争。

明教能统率天下群雄反元,除了张无忌因素外,一个潜在因素就是其长期以来为民发声、反抗暴政。书中特别提到“方腊方教主”起事的事迹。日月教则毫无这方面的追求。

反观另两个武林重要门派少林与丐帮。如我在“剑桥简明丐帮衰落史”所称,丐帮经历了支持政府到反政府的过程。而少林则从未独自主动参与反政府的斗争行为,甚至对支持政府的行为也不挑头,北宋时的抗辽、西夏主力是丐帮而非少林。南宋以后少林就更销声匿迹了,在倚天中也是参与了明教带领的反元斗争。到了清朝,少林掌门在天下掌门人大会中位列四大掌门之首。其宗旨无疑一直是相对超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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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教是波斯明教总坛下辖的分部,紫衫龙王黛绮丝是总坛圣女,小昭也回总坛做了圣女,六支圣火令是波斯总坛流传来的。在明教年代,尽管其在很长时间内独立运作,但其是波斯分坛的事实无可否认。

为消除宗教因素的影响,日月教与外部势力彻底脱钩,重起炉灶后与总坛再无关系,否则不会提出“千秋万载,一统江湖”这样的口号,视总坛于无物。

圣火令变成了黑木令,组织总部也从西域昆仑山光明顶搬到河北平定州不远的黑木崖。这一向东数千里的搬迁,不但进一步拉远了与波斯总坛的地理距离,更彻底割断了与总坛的心理联系,最终目的是摆脱“明教国际”对日月教在中土发展的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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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月教没有了“生亦何欢、死亦何苦”这样上升到哲学层面的口号,没有了火焰这样的宗教符号,也没有了光明顶的不熄圣火。一切与宗教有关的因素都被去掉。

从这点反观之,朱元璋禁绝明教,除了传统鸟尽弓藏、兔死狗烹的考量外,防范以宗教力量鼓动造反亦是重要原因。而朱禁明教与明教(日月教)宗教因素的变化又互为因果。

在反元斗争中,朱元璋篡夺了革命果实,并反过来取缔和镇压做出突出贡献的明教。这令明教广大教众产生一种被欺骗、被利用的感觉,进而彻底抛弃宗教因素。

纵观所有革命,大抵都会经历类似过程。在革命初期,乌托邦式的理想带给广大参与者以无限激情,支撑着革命大业的完成。在革命初步成功后,革命激情消退,更重要的是革命并未消灭不平等,现实与理想的反差带来了幻灭感。即使是物质的繁荣与富足也不足以消除这种幻灭感。革命队伍、特别是广大中下层教众中难免产生失望、冷漠、甚至犬儒主义等不良情绪。

熊培云在《重新发现社会》中引英国哲学家约翰.密尔的话称,在被统治者方面,当他们一旦意识到,自己在冠冕堂皇的旗帜下实际上处于被愚弄被压迫的境地,很容易转而对一切美好的价值失去信心,尤其是在试图反抗又遭到严重的挫折之后。

解决这一现象的最有效、最便捷办法,对上层而言就是重建领袖的世俗权威,对下层而言就是确立世俗的奋斗目标,如对金钱、地位、权力等等的追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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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背景下,重建明教的过程必然充满着世俗化与利益化的过程。

所以,日月教将对明尊的信仰改为对现实世界教主的个人崇拜,将解救世人忧患的崇高理想转变为追求一统江湖的现实目标,更不再联系波斯总坛,致力于建立一个有中土特色的世俗组织。

这个组织以宗教为外衣,行事却与江湖门派并无二致,在重建过程中通过改进组织建设的方式,将权力进一步集中于总部手中,并将分支机构牢牢建在省级层面及以下,形成一种退可争霸江湖、进则觊觎江山的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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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笑傲江湖年代新考”中,我将笑傲故事发生推定为1592年,那时日月教复建最长已有150余年历史。

在这漫长的一百多年中,日月教走过了一条不寻常的奋斗道路,由弱到强,由被朝廷打压逐渐恢复到与正教最大门派少林与武当争雄,以至于最终其实力可与所有正教门派抗衡。

若非任我行暴毙,在五岳剑派基本覆亡的情况下,以少林、武当为首的正教诸派齐赴援恒山,也根本挡不住日月教一击!

方正与冲虚上恒山虽定下埋炸药之计,又制成金龙椅诱任我行来坐,但这只是战术层面。从战略上讲,任我行根本不会上恒山,他们并未脱出任我行在朝阳峰顶的内心算计:

不攻恒山,却出其不意的突袭武当,再在少室山与武当山之间设下三道厉害的埋伏。武当山与少林寺相距不过数百里,武当有事,自然就近通知少林。这时少林寺的高手一大半已去了恒山,余下的定然倾巢而出,前赴武当相援。那时日月神教一举挑了少林派的根本重地,先将少林寺烧了,然后埋伏尽起,前后夹击,将赴武当应援的少林僧众歼灭,再重重围困武当山,却不即进攻。等到恒山上的少林、武当两派好手得知讯息,千里奔命,赶来武当,日月神教以逸待劳,半路伏击,定可得手。此后攻武当、灭恒山,已是易如反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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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之前,日月教已凌驾于地方官府之上。在捉拿童百熊一节,四匹马从长街上奔驰而过,马上乘者大声传令:“教主有令:风雷堂长老童百熊勾结敌人,谋叛本教,立即擒拿归坛,如有违抗,格杀勿论”。。。只听得马蹄声渐远,号令一路传了下去。瞧这声势,日月教在这一带嚣张得很,简直没把地方官放在眼里。

这个地方,并非天高皇帝远,而是河北,在京城附近。

待日月教扫平正教诸门派后,下一个目标顺理成章地应该是“千秋万载,一统江山”!

如果列位认为我太扯,请参见日月教在《鹿鼎记》中的影子--神龙教。神龙教的实力并不及日月教,只据守一岛,但争天下之野心已毋庸置疑。皇帝轮流坐,明年到我家。那个鸟位,似乎并不那么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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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者,奋斗理想之目标也;黑木者,现实权力之缩影也。从光明顶到黑木崖,不是简单的地点变换,更是一个组织从神圣到世俗的转变。

理想与神圣,终究不是世俗与功利的对手。对圣火的尊崇,终究要变为对圣教主的崇拜。而张无忌这样的人物,在明教时期尚可勉强当教主,在日月教时代则根本没有机会。赵敏和任盈盈还行。

千秋万载,一统江湖!还有江山!

江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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