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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教于明初被禁后，若干年后以日月教身份改头换面复兴，但保留了光明左右使的头衔，以证其前后一脉。
我在“明教管理结构的现代化历程”中，着重谈及日月教重建后对组织管理结构的改造。但这只是技术层面，与明教相比，日月教最大的变化在思想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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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月教思想教育与组织层面，宗教因素完全消失了。
宗教与世俗组织的最大区别是前者信奉世上不存在的偶像，后者尊崇、甚至是盲目崇拜现实中的领袖。
而历史上有些民间组织假借宗教旗号以图大事，虽非宗教团体，但也抬出一些偶像：白莲教奉弥勒，五斗米教奉张天师，太平天国奉上帝，义和团则不拘男女古今啥都奉。
明教信奉的是明尊，较上述即学即用的组织更虔诚。众人也奉教主如神明，如韩林儿对张无忌，但这种态度更多是尊敬而非匍匐在地。
日月教虽有宗教狂热，但并无宗教因素，却将在世教主奉为“文成武德、泽被苍生”圣教主。圣教主在日，对教众的重要性超过了教众本人的父母、家人、朋友和亲属。如那些语录昭示的，教众就是为了圣教主而活。
童百熊的小孙子才十岁，不但能背出十条“圣教主宝训”，当杨莲亭跟他说：“你爷爷不读教主宝训，不听教主的话，反而背叛教主，你说怎么样？”那男孩道：“爷爷不对。每个人都应该读教主宝训，听教主的活。”爷爷在圣教主面前与路人没有区别。
汉娜·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写道：同其他一切政党和运动相比，极权主义运动最显著的外部特征是个体成员必须完全地、无限制地、无条件地、一如既往地忠诚。。。这类忠诚只能产生自完全孤立的人，他们没有其他的社会联系，例如家庭、朋友、同志，或者只是熟人。忠诚使他们感觉到，只有当他属于一个运动，他在政党中是一个成员，他在世界上才能有一个位置。
但圣教主一旦不在，却立刻跌下神坛。前任教主东方不败刚刚倒台，教众便七嘴八舌告发他生前“劣迹”，连一顿饭要吃几头牛几口猪几只羊都能编得出来。
这不是宗教、不是信仰，而是投机、是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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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教教众有信仰支撑，对明教事业充分做到了“忠诚、使命、奉献”，在六大派攻上光明顶的最后时刻，个个要以身殉教，宁死不降。殷天正明明破教而走，却也率天鹰教回光明顶护教。
到了日月教时，要靠三尸脑神丹来控制教众，靠装神弄鬼那一套吓唬教众。谈到理想信念，教众根本不知为何物。一个没有了宗教信仰的门派在教众选择上也就不择细流，以扩大本教实力为最大宗旨，广收各类江湖人物。（此点可参见“江湖散人成与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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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了宗教因素，其奋斗目标自然也发生了转变，从以解救世人悲苦、挑战朝廷黑暗统治，转变为赤裸裸争夺权力的斗争。
明教能统率天下群雄反元，除了张无忌因素外，一个潜在因素就是其长期以来为民发声、反抗暴政。书中特别提到“方腊方教主”起事的事迹。日月教则毫无这方面的追求。
反观另两个武林重要门派少林与丐帮。如我在“剑桥简明丐帮衰落史”所称，丐帮经历了支持政府到反政府的过程。而少林则从未独自主动参与反政府的斗争行为，甚至对支持政府的行为也不挑头，北宋时的抗辽、西夏主力是丐帮而非少林。南宋以后少林就更销声匿迹了，在倚天中也是参与了明教带领的反元斗争。到了清朝，少林掌门在天下掌门人大会中位列四大掌门之首。其宗旨无疑一直是相对超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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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教是波斯明教总坛下辖的分部，紫衫龙王黛绮丝是总坛圣女，小昭也回总坛做了圣女，六支圣火令是波斯总坛流传来的。在明教年代，尽管其在很长时间内独立运作，但其是波斯分坛的事实无可否认。
为消除宗教因素的影响，日月教与外部势力彻底脱钩，重起炉灶后与总坛再无关系，否则不会提出“千秋万载，一统江湖”这样的口号，视总坛于无物。
圣火令变成了黑木令，组织总部也从西域昆仑山光明顶搬到河北平定州不远的黑木崖。这一向东数千里的搬迁，不但进一步拉远了与波斯总坛的地理距离，更彻底割断了与总坛的心理联系，最终目的是摆脱“明教国际”对日月教在中土发展的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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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月教没有了“生亦何欢、死亦何苦”这样上升到哲学层面的口号，没有了火焰这样的宗教符号，也没有了光明顶的不熄圣火。一切与宗教有关的因素都被去掉。
从这点反观之，朱元璋禁绝明教，除了传统鸟尽弓藏、兔死狗烹的考量外，防范以宗教力量鼓动造反亦是重要原因。而朱禁明教与明教（日月教）宗教因素的变化又互为因果。
在反元斗争中，朱元璋篡夺了革命果实，并反过来取缔和镇压做出突出贡献的明教。这令明教广大教众产生一种被欺骗、被利用的感觉，进而彻底抛弃宗教因素。
纵观所有革命，大抵都会经历类似过程。在革命初期，乌托邦式的理想带给广大参与者以无限激情，支撑着革命大业的完成。在革命初步成功后，革命激情消退，更重要的是革命并未消灭不平等，现实与理想的反差带来了幻灭感。即使是物质的繁荣与富足也不足以消除这种幻灭感。革命队伍、特别是广大中下层教众中难免产生失望、冷漠、甚至犬儒主义等不良情绪。
熊培云在《重新发现社会》中引英国哲学家约翰.密尔的话称，在被统治者方面，当他们一旦意识到，自己在冠冕堂皇的旗帜下实际上处于被愚弄被压迫的境地，很容易转而对一切美好的价值失去信心，尤其是在试图反抗又遭到严重的挫折之后。
解决这一现象的最有效、最便捷办法，对上层而言就是重建领袖的世俗权威，对下层而言就是确立世俗的奋斗目标，如对金钱、地位、权力等等的追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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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背景下，重建明教的过程必然充满着世俗化与利益化的过程。
所以，日月教将对明尊的信仰改为对现实世界教主的个人崇拜，将解救世人忧患的崇高理想转变为追求一统江湖的现实目标，更不再联系波斯总坛，致力于建立一个有中土特色的世俗组织。
这个组织以宗教为外衣，行事却与江湖门派并无二致，在重建过程中通过改进组织建设的方式，将权力进一步集中于总部手中，并将分支机构牢牢建在省级层面及以下，形成一种退可争霸江湖、进则觊觎江山的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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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笑傲江湖年代新考”中，我将笑傲故事发生推定为1592年，那时日月教复建最长已有150余年历史。
在这漫长的一百多年中，日月教走过了一条不寻常的奋斗道路，由弱到强，由被朝廷打压逐渐恢复到与正教最大门派少林与武当争雄，以至于最终其实力可与所有正教门派抗衡。
若非任我行暴毙，在五岳剑派基本覆亡的情况下，以少林、武当为首的正教诸派齐赴援恒山，也根本挡不住日月教一击！
方正与冲虚上恒山虽定下埋炸药之计，又制成金龙椅诱任我行来坐，但这只是战术层面。从战略上讲，任我行根本不会上恒山，他们并未脱出任我行在朝阳峰顶的内心算计：
不攻恒山，却出其不意的突袭武当，再在少室山与武当山之间设下三道厉害的埋伏。武当山与少林寺相距不过数百里，武当有事，自然就近通知少林。这时少林寺的高手一大半已去了恒山，余下的定然倾巢而出，前赴武当相援。那时日月神教一举挑了少林派的根本重地，先将少林寺烧了，然后埋伏尽起，前后夹击，将赴武当应援的少林僧众歼灭，再重重围困武当山，却不即进攻。等到恒山上的少林、武当两派好手得知讯息，千里奔命，赶来武当，日月神教以逸待劳，半路伏击，定可得手。此后攻武当、灭恒山，已是易如反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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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之前，日月教已凌驾于地方官府之上。在捉拿童百熊一节，四匹马从长街上奔驰而过，马上乘者大声传令：“教主有令：风雷堂长老童百熊勾结敌人，谋叛本教，立即擒拿归坛，如有违抗，格杀勿论”。。。只听得马蹄声渐远，号令一路传了下去。瞧这声势，日月教在这一带嚣张得很，简直没把地方官放在眼里。
这个地方，并非天高皇帝远，而是河北，在京城附近。
待日月教扫平正教诸门派后，下一个目标顺理成章地应该是“千秋万载，一统江山”！
如果列位认为我太扯，请参见日月教在《鹿鼎记》中的影子－－神龙教。神龙教的实力并不及日月教，只据守一岛，但争天下之野心已毋庸置疑。皇帝轮流坐，明年到我家。那个鸟位，似乎并不那么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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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者，奋斗理想之目标也；黑木者，现实权力之缩影也。从光明顶到黑木崖，不是简单的地点变换，更是一个组织从神圣到世俗的转变。
理想与神圣，终究不是世俗与功利的对手。对圣火的尊崇，终究要变为对圣教主的崇拜。而张无忌这样的人物，在明教时期尚可勉强当教主，在日月教时代则根本没有机会。赵敏和任盈盈还行。
千秋万载，一统江湖！还有江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