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少年林默
01
1920年，上海。
世人都说我也是含着金钥匙出生的，顶着张佩纶孙女，李鸿章重外孙女的头衔，我出身高贵。
然而，封建大家族的衰落，这其中的凄凉只有我自己感同身受。
父母包办婚姻的悲剧，是我童年悲惨生活的开始。
父亲是一位前清遗少，他饱读诗书，精通英文，却生不逢时，只能每日靠吟诵四书五经获得些许慰藉，他渐渐沉迷于鸦片，惶惶不可终日。
母亲出身官宦世家，却是一位新潮女性，她喜欢追逐西方的自由文明，一心想要我做个西式淑女。
分分合合，他们最终还是离婚了。
在我四岁的时候，母亲跟着姑姑一起出洋了，她的心硬得像块木头，走的那样决绝。
父母的分离，在我的心里留下了一辈子挥之不去的伤痕，被自己最亲的人抛弃，无助、悲伤、深入脊髓的不安，这些陪伴了我一生。
从那以后，我喜欢上了用功写文，因为在文字的世界里，我可以跟自己倾诉，体会不到外界世界的荒凉。
16岁，高三。
有老师在课上介绍了一部根据项羽本纪写的历史小品，我也写了一篇文。
那时我在想，十余年来，她以他的壮志为她的壮志，以他的胜利为她的胜利，以他的痛苦为她的痛苦，夜深人静时，虞姬有想过，她生存在这个世界上的目标到底是什么吗？
我年少稚嫩，但是文笔老练而沧桑感十足。
后来，父亲娶了继母，继母和所有小说里的后妈一样，让我只能穿她穿过的衣服，对我平日数不尽的挖苦。
一次闹剧中，父亲暴怒异常，暴打了我一顿，把我关了起来。
不再怀有任何期待，心凉已死，我从那个豪宅逃了出来。
从此，我再也没有回去过。
02
1938年，因为在伦敦大学远东区入学考试中获得第一名，18岁的我，坐船来到香港大学读书。
一个崭新的天地，全新的风土人情，第一次从父母束缚的手中下逃离，我感到从未有过的畅快，这三年是我的一次重生。
母亲给我的生活费很有限，从一开始我就融入不了同学的圈子，只能靠优异的奖学金养活自己。
我终日沉醉书本，在知识海洋里尽情遨游，我愈发平和，自由，生活的美好，我终于看到她的一点一滴。
与炎樱的相识，是我一生中最幸运的事。这位混血的斯里兰卡姑娘，活泼开朗，跟我的沉默寡言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我们一起逛街，吃东西，喝咖啡，绘画，设计服装，我们一起度过那最美好的三年青春。
后来，她是我一生唯一的挚友和闺蜜，也是唯一一个见证我两段婚姻的人。
“每一个蝴蝶都是从前的一朵花的鬼魂，回来寻找它自己。——炎樱”
1942年，香港沦陷，我被迫回到上海。
乱世中的人，得过且过，没有真的家，但是我和姑姑住在一起，她的家给了我天长地久的感觉。
初始，为了生存，我开始向英文杂志如《上海泰晤士报》、《二十世纪》投稿，英文写作一炮打响后，我在各种刊物陆续发表了《连环套》、《倾城之恋》、《金锁记》等一系列文章。
二十出头的我，才气四溢，已然蜚声文坛。
03
“我倘使不得不离开你，亦不致寻短见，亦不能再爱别人，我将只是萎谢了。——张爱玲”
我爱一个人，便不会在乎他是谁。
兰成首次来我家登门拜访，说是慕名而来的读者，姑姑挡了驾，他便留下了他的信息。
出于礼节，我去他家看他。
他站在那里，身材修长，风流倜傥；他坐在那里，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从流行作品到我的写作，我竟愿意就这样静静听着他讲话。
因为相知，所以懂得；因为懂得，所以慈悲。
他说，对于他来说，我是一种很奇怪的力量，外面的世界再污浊，他可以从我这感到纯粹而勇敢。
从来没有一个人像他这样，让我变得倾心、顺从，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中，然后在尘埃中开出了花。
两耳不闻窗外事，一见倾心再见倾城。
他是懂我的。出去参加宴会，外人总笑我衣着怪诞，他是包容的，“这里有着她对于人生的虔诚。”
分隔两地，相思愈发寂寞。
姑姑说，我们不合适，一来他是世人眼中的文化汉奸，二来他比我大十四岁，他早有妻室。
可是我能怎么办？
如果我不爱你，我就不会思念你，我就不会在乎你身边的异性，我就不会那么痛苦。
如果我不爱你，那还有多好。
你知道，我虽然出身名门，但是骨子里却只想做一个普通真实的人，我自始至终想要的不过是一份纯粹坚贞的爱情。
我的自尊告诉我，我要堂堂正正的名分。
1944年，你终于离婚了。
一纸婚书，炎樱为证，我们结为夫妇。你在婚书上只写了两句话，“愿使岁月静好，现世安稳。”
那是一个时局动荡的年代，战火纷飞，警报不时响起，空袭和爆炸把每个人都弄得人心惶惶。
幸福那样短暂，痛苦那样长久。
我们分居不久，你对我的心就变了。往后几年，我们在一起的时间越来越少，你到处隐姓埋名逃难，到处招惹别人。
你的事世人都知道，我很想骗自己会好的会好的。但那天我坐船离开时，一人在雨中撑伞，对着滔滔黄浪，久久哭泣。
我知道，我们终究还是错过了。
我有多深情，你就有多绝情；我有多孤傲。你就有软弱；我有多爱你，你就有多冷漠。
“曾经相知相懂的爱情，奈何刹那芳华。自己一寸一寸死去了，这可爱的世界也一寸一寸死去了。笑，全世界便与你同笑；哭，你便独自哭。——《张爱玲传》”
04
1947年，我开始用笔名梁京发表长篇小说《十八春》（后改名《半生缘》）。
原本郎才女貌的平民之女顾曼祯和世家子弟沈世钧，情深义重。无奈命运捉弄，一次错过，误了半生情缘。
这个故事令很多读者痛哭流涕，叹息不已。他们给编辑部写信，强烈要求我笔下留情，给主人公一个好的结局。
抗战胜利后，我成了别人口中的汉奸妻。
我的家庭出身，我与胡兰成的婚姻，还有我写过的作品，随时都有可能被扣上政治的帽子。一场场政治运动让我深感不安，我害怕，我孤立无援，我不知道怎么办。
1952年，我离开上海，经过香港，日本，1955年我最终定居美国。
05
“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要遇见的人，于千万年之中，时间的无涯的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巧赶上了，那也没有别的话可以说。唯有轻轻地问一句：‘哦，你也在这里吗？’”——张爱玲
1956年，迫于生计，我入住了文艺营。
那里的生活严格而又规律，衣食无忧，安静淡泊，我可以继续全身心投入我最爱的文学创作中。
在那里，我遇到了一位风度翩翩的老人，赖雅，一个陪伴我余生的人。
他比我大29岁，我们相遇时，我36岁，她65岁。
他的风趣幽默，他的宽厚仁慈，还有他传奇而浪漫的人生经历，渐渐冲淡了我心头挥之不去的愁苦情结。
夜色愈发浓重，雪下的越来越大，我们惺惺相惜，情感上相互取暖。
同年，我和赖雅在纽约举行了婚礼。我的好友炎樱见证。
人到中年，走过所有的繁华与落寞，我们才能看清自己的内心。所有轰轰烈烈的爱情，最终不过相守二字。
我终于在这异国他乡有了一个家，一个相知相伴的人。
我们一起做饭，一起看电影，一起读书创作。他经常生病，我陪伴左右，和他一起锻炼身体。
十一年后，赖雅因病逝去。
生死轮回，无力回天。我失去了在美国唯一的亲人，我不再过问世事，只想安静过好自己的幽居生活。
06
想起我这一生，写过很多小说、散文、剧本，有的火了，有的无人问津，有的始于兴趣，有的迫于生计。这些都不重要了，后人自有定论。
我想说，如果你了解我的曾经，也许你才能真正读懂我写的故事。
《色戒》小说，万余字，我却写了二十几年。
一个单纯的爱国女学生，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一个软弱善良，一个冷酷无情。女人注重感情，男人注重政治，而感情从来都不能超越政治。
如果没有胡兰成，我不会写出《色戒》。
如果我不是出身宦官世家，我不会那么热爱研究《红楼梦》。
如果没有战乱和香港留学的经历，我写不出《倾城之恋》。
无论曾经多么绚丽，生命的末了，我尘归大海，流浪天涯。我这朵孤傲的海上花，就这样远远看着人世的喧闹和离别。一声再见，再也不见。
“我要你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总有一个人是等着你的，不管在什么时候，不管在什么地方，反正你知道，总有这么个人。”——张爱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