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两天有感而发写了自己的求学过程和最终放弃学业的经历。写完之后，我首先我把这它发给了我先生看。他鼓励我说文字诚恳，肯定可以和别人产生共鸣，他一直激励我写作，他鼓励我卸下自己的盔甲，把真实的自我表达出来。他首次公开检视自己的求学经历为我转发，他提议我也应该转发朋友圈。

可我却很迟疑。更诡异的是，我仔细想想我的迟疑，发现我最惧怕的事情不是别人对我的点评或鄙视，我最害怕竟是我母亲知晓此事，会对我提出严厉的批评，会憎恶我让别人知道了我的缺陷，会让她觉得没面子。

就好像我求学失败的事情不止是我自己的事情，更像是我母亲的事情。

她一直非常看重我们姐妹的成绩，甚至让我们互相竞争。小学到初中，我也听话的拿回来很多奖状，她把它们贴的满墙都是，她最愉悦的事情就是看到亲戚或者邻居走进客厅像参观博物馆文物一样凑到奖状前仔细辨认我们的姓名和奖项。

她坚信好的学习成绩是一个孩子是否有希望，是否成功的标尺。我努力学习，努力达成标准，我努力证明自己配得上她的爱。（老天，三十年的岁月都在自我证明。）

在我小学二年级下学期的时候，她和父亲离开家门外出务工，从七岁开始，我便和她长期分离。如果说，人们口中所想象的留守儿童和父母之间会因为距离变得疏远或者缺乏管教，那这个效应并没有太多的发生在我身上。

尽管常常相隔两地，她却总有办法激励我，关心我，督促我，当然，同时伴随着许多的纠正，干涉，甚至控制。每个学期结束的时候，考试成绩是个重要的团圆指标，她会因此采用不同的方式和态度来陪我度过这个假期。如果考的很好，会有很多的美食，宠爱和自由，开学的时候会被带去买漂亮的衣服。如果考的不好，则会引来无止境的斥责，否定和不信任。在那种时候，我会觉得自己被排挤，让人讨厌，是个沉重的负担。

仅靠着自己平庸的智力拼完初中，我勉强维持住了她的爱。

可一进入高中，情况却开始变得万劫不复。庞大的校园，拥挤的教室，听不懂的方言，看不懂的物理和数学。成绩节节败退，我拆东墙补西墙，焦头烂额，没有方向。

现在我明白我失败的原因：一开始就没有树立明确的方向，也没有革新出更高效的学习方法。我花了许多的时间整理自己焦灼的心情，情绪管理耗损了我许多的精力。Anyway, 高一被母亲强迫在无可救药的理科学习上，高二没能扛住自己擅作主张学了文科，高三的时候浑浑噩噩拼尽全力在几百学生中，勉强能在榜单一百名左右的位置找到自己。

母亲并不知道自己的孩子擅长什么，需要什么，真正喜欢什么。她并不知道我在泥潭里挣扎，也许当时她不在意我的真实感受，她只是希望我考上大学，这是为人父母一个很平庸的愿望，我当满足她，可我让她失望了，我连续让她失望了两次。第二次落榜的时候，母亲一整个星期没有对我说一句话，她对我毕生的希望终于耗尽了。

我不知道我们的关系是怎么修复的，也许高考后有几年的时间，我们放任着对彼此的不满和怨恨，我们不再互相理解，我不敢奢望她还在我身上投入什么，她也不再对我产生什么有前途的希望。她认定我是一个彻头彻尾的looser，我和那些没有念过书却嫁了有钱人的女孩比起来，就是一个大写的灾难。我没有一技之长，没有学历，叛逆又不听管教，我挥霍他们的血汗钱，像只白眼狼一样和他们矛盾重重。

当我下定决心准备去西班牙的时候，母亲刚开始很反对，在我那些孤独的奋斗的夜里，和她在电话里的争执加深了我的孤独，同时也坚定了我的决心。我想逃离她的干涉和控制，我想远离她的评判和否定，我固执的想证明给她看，没有你，我自己可以做到。（也许当时我还想，只要我读到研究生，你还是会爱我的。）

繁杂的准备，漫长的等待，当我拿到留学签证的时候，就像拿到录取通知书。母亲也许被我的决心撼动了，临行前，给了我两万人民币，她第一次十分诚恳的说，爸妈年纪大了，能帮你的很有限，如果在那边扛不下去，你就买机票回来。她送我到机场，给我很多叮嘱，她开始留意西班牙的新闻，开始害怕空难，开始体谅我的不容易。

（我是不是开始自怨自艾了？画风不该是这样的。）

研究生念完的时候，母亲比我还振奋，她带着怀疑的口吻问我：“你的毕业证有没有用啊？咱们国家承认吗？”

为了让她放心，我仔细解释了公证认证的手续，她这才放了心。我们的关系逐渐缓解下来，至少在我心里是这样。她不再轻易鄙视我，不再干涉我的从业偏好，她开始相信我自己的选择，开始看清自己孩子好强上进的一面，她不再勉强我追随她的意愿。

博士生念到第二年，我第二本翻译的小说未能得以出版，母亲比我更加忧虑。那是2018年的春节，我记得很清楚，我和她独自走在农村小道上，那是一个阴冷的午后，她穿着一件黑色的羽绒服，缩着身子，步子急促而又坚定，她忽然对我说：我跟你爸养老的那十万块钱，你拿去念书吧，早点把博士念完。我们没用，没有给你更好的条件，如果你是别人家的孩子，也许你的书出版了，你的博士也快念完了。

我跟在她后面，感受到她瘦弱的个子散发出来的强大，感受她从小就教给我的无畏，但同时她的自责扎在了我心里。

我拒绝了她。我当时的问题不再是学费的问题，我当时的问题是我到底怎么规划我的人生？

当我去年最后决定放弃学业的时候，她替我抱憾。随后她仔细叮嘱我，我不要告诉其他人。她害怕别人因为我的半途而废嘲笑我，或者因此猜测我没钱交学费，或者是我被学校辞退，各式她能猜测到的理由。

她一直如此，在意别人的评价和猜测。她希望我在别人眼里是一个光鲜的女博士。

但我不再是，我也不再想按她希望的那样建造一个虚假的自我，享受别人的崇拜和掌声。不，我想做一个真实的人，我想对自己诚恳，我想享受自己的掌声。

2020-3-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