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在她69岁时去世，在我父亲去世后5年去世了。

她是在肺上得了不好的病去世的，在她去世的前两个月已很痛苦，靠吸氧才能稍微缓解，在去世前两天，呼吸更加困难，靠吸一种瑞典的进口药才能缓解一会儿。在去世的前一天，她睡得很沉重，好像是要弥补这几个月的因咳嗽而彻夜不能安眠的亏欠，一睡睡了几乎一天零半夜，可在凌晨两点二十时，再也喊不醒了。

我的母亲在小学没上完时就不上学了，据她自己说，是头上长黄水疮，头发剪掉了，因一个男同学对着她喊她“小秃女”而羞的不上学了。

母亲过早的参加劳动，一方面锻炼了她能吃苦不怕苦的品质，另一方面也导致了在晚年落下很大的病痛。

母亲是经她们同村的一个我叫姨爷的亲戚介绍给我父亲而结婚的。那时我们家很穷，我祖父是个先当干部后来务农成了社员的一个人，干农活不在行。我父亲，身子单，也不爱干农活，一年分的粮食也很少。我姨爷和我外爷是好友，他说，我看陈堂（我们村的名字）穷点儿也不怕，凡（我母亲的名字）能干。

母亲婚后，确实改变了家里的面貌，工分多了，分的粮食也能凑合着吃饱。后来分田到户，母亲更是一个人顶起了一个家的重活。拉车送粪，扛麦晒场，浇水挖地，泥里来水里去。母亲个子小，但有劲儿，很能干，顶个男子干活，一般男子也比不上，村里一个我叫老奶的送给她一个外号——小钢炮。我这么多年也忘不了母亲拉着麦个子堆的如小山一样的拉车，和着嗒嗒的沉重的脚步声，身子前倾，低头向前，满头大汗的模样。

由于父亲在外教学，祖父年老，祖母既要做饭又要照顾年幼的孙儿孙女，母亲就一直独自承担起一家的农活，一刻也不敢耽误。父亲曾说母亲还偷偷地吃避孕药，后来父亲知道了，就问母亲为啥？母亲说是怕耽误干活。劳累还曾经导致流过产，母亲很愧疚地说还是个娃儿哩（男孩）！

母亲从来不要求父亲多干活，母亲说我父亲干活不行。母亲有自己的理论，她说“有智吃智，无智吃力”，父亲有智，能教学，母亲自认无智，所以吃力。

我后来上学一直有个愿望就是让母亲不务农，后来，我们终于不用种地了，母亲跟着父亲住到了城里。但我们家还是很穷，在邻居家只用葱和牛肉当馅做饺子时，隔三差五我们才能吃上去肉联厂买便宜的剔骨肉做的蒸面条。我有一次吃饭，一不小心，用力过猛，让猪的碎骨把牙拌了个豁子。这个豁牙现在还没掉，时不时的舌头触住了，还让我想起那些艰难的日子。

后来母亲看有人在校园里买卤鸡蛋，她就向人打听，又加上自己揣摩，自学学会了做卤鸡蛋。每次到饭时，她都去学生们必经的地方卖。但我从未去帮忙卖过，我那时脸皮太薄，生怕被同学们认出我有个卖卤鸡蛋的妈。母亲卤的鸡蛋很好，很大，很好卖，那些烂的卖相不好的卤鸡蛋，母亲常让我们姊妹们吃，而她很少吃，她说一个鸡蛋五毛哩！

母亲先后在学校办的面粉厂，印刷厂，和浴室打过工。但我们姊妹们接连上大学，花费增大，父亲的工资也时常不够我们回来要。母亲说，每次看见我们回来，不是喜悦，而是感到膀子都溜了的“瘫劲”。我们上学的费用，不知母亲从多少饭食中节省出来，也不知父母从多少亲戚那里借来。九八年我上师专，至今清楚地记得我每天生活费五块，早上一块六，油条带豆浆，中午一块六的肉丝面条，晚上一块八的馍菜汤，另有三十块一个月的零花钱。我在师专上学期间生活上也不觉得窘迫，好在两年时间一晃而过。

我结婚后，长子出生，母亲骑车跑了三十来里到我工作的地方，送来了一个她向别人借的小孩坐的“坐铺”（坐椅），还说当奶的不能领孩子，你们工作忙，还得做饭，有个“坐铺”好些。她说这些话时，眼泪流了出来，我母亲容易动情，不知什么时候就流泪不止。

母亲年轻时忙于农活，不常做饭，我祖母年纪大了，做不动饭后，母亲便学会了做许多好的吃食。母亲常给孙子们做炸土豆条，炸平菇。母亲在荠菜下来时常挖了许多荠菜，炸炸放凉，往冰箱里一放，能吃好些时。

母亲去年咳嗽，自己买药治，但效果不好，小妹领她去医院一拍片，医生说情况不好，又换了个医院找个医生一问，说已是晚期。我立刻觉得双腿软了，走路都没劲了。

母亲吃中药，吃西药，吸氧，用偏方，甚至在她的要求下和我姑父一起连夜去公路边找桃枝来避邪，但母亲的病情最终仍越来越不好。我和妹妹们在医院陪母亲时，母亲说可用着你们姊妹们了。

母亲在病痛厉害时说，我没坏良心，咋得这病？我对她解释说，得病和坏没坏良心没有关系，我们都是好人。母亲不在后我和妹妹们谈论母亲的病因，想来大概有这几点：一是一生辛劳伤身，二是我父亲抽烟，她被动吸烟，三是在面粉厂印刷厂浴池上班对呼吸都不好，四是厨房油烟大，抽油烟机是近十来多年才用上的。

母亲不在了，但母亲的精神长在，母亲的恩情永记，母亲的血脉更将会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