叔孙通:一个有争议的历史人物
叔孙通一生辗转跟随了秦二世、项梁、楚怀王，最终在刘邦攻取彭城之后转投汉军，并跟随终生。
有人说从文化意义上他是千古罪人，是见风使舵的专家，但我觉得在乱世中摇摆的他能做到那样真的很令人敬佩了。
后世的评价中，对他褒贬不一。司马迁称赞叔孙通“大智若拙，道固委蛇”（《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卷九十九，P2384页，中华书局，1982年出版）能够因时而变，为大义而不拘小节，并称赞他为“汉家儒宗”。司马光则指责叔孙通制定礼乐只为逞一时之功，结果使古礼失传，“依世谐俗取宠”（《资治通鉴》第十一卷，P392页，改革出版社，1991年十月出版）。同时对于皇帝的逢迎导致皇帝学会文过饰非。这些让我个人有了矛盾心理，觉得他可能是个小人，为了自身的职位而钻营，毫无原则，又因为司马迁和其他人的评价，认为他可能是为了自身的儒家理想而忍辱负重。
刘邦统一天下后，下令废除秦的仪法，又厌于君臣礼节不严，叔孙通于是自荐为汉王朝制定朝仪，适应了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对于此事司马光持否定态度，（《资治通鉴》第十一卷，P392页，改革出版社，1991年十月出版）载：“叔孙生之为小器也！徒窃礼之糠秕，以依世、谐俗、取宠而已，遂使先王之礼沦没而不振，以迄于今，岂不痛甚矣哉！”
我个人来说更认同苏轼对叔孙通的评价：“孙叔通制礼，虽不能如三代，然亦因时施宜，有补于世者。”（《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贤确论》卷三十九，P51页，古籍出版社》）。不管是司马迁对他的肯定，还是司马光对他的否定，重要的是把叔孙通放在他所处的历史环境来研究他。当时的环境，没有儒家生存的基本条件，他表现出对儒学的不在乎，甚至为了讨好刘邦脱下儒服去面见他，身为儒士这种做法是为主子所好而自我贱辱。但这只是他为争取儒家生存条件的隐忍，这也是弱者的生存之道，他总不能为了儒学而跟汉朝拼个鱼死网破，他清楚的知道复兴发展儒学最好的方法就是把儒学融入进汉王朝的统治之中。因此他默默为儒学奋斗，当儒家开始得到认可的时候，他便开始真真正正再做回一个儒生。从古到今很多学者批判他将礼仪作为维护封建统治等级秩序的工具，而去掉了儒学内在的文化价值，使古礼失传。但是如果没有他制定宗庙仪法、宫廷礼仪，汉朝又会有什么样的礼法？叔孙通只是顺应形势的需要用儒学为汉王朝制定了政治、礼仪制度，他一生为汉王朝的建立和巩固起了重要作用。假使他不知变通，穿儒服面见对儒家有抵抗心理的刘邦，还坚持用传统的儒家文化去制礼作乐，恢复古礼，恐怕也早被刘邦弄死了吧！他迎合刘邦所制定礼仪，不管是为了实现儒学复兴的抱负，还是为了自己功成名就的私利，他都没有错，他对汉王朝的贡献是不可抹灭的。如果我们今天以完美的“三观”标准来指责他，就是忽略了当时的历史环境，是不够客观公正的。
其实，从另一方面讲，他也是一个可怜可悲的人，从小立志读书，治国平天下，还没等动手，嬴政先得了天下，好在秦始皇开始的时候对儒家还是客气的，凭着扎实的学识当上了博士，后来no zuo no die的焚书坑儒开始，他的日子就越发艰难了。二世时，下面汇报叛军情况，叔孙通告诉秦二世那些叛乱者不过是些强盗，让二世不必在意，二世便放松了心态，他自己也逃跑了，“脱儒服”投奔了刘邦，他生在那个混乱的时代，为了自己的理想实现必须先活下去，再找一个好的机会，命都没有了还谈什么理想呢？虽然他违背了良知出逃咸阳，违背了不侍二主的信条，但他保住刘盈，也是遵循了儒家规则。（《史记》卷九十九，P2383页，中华书局，1982年出版）中有一段记载“及上置酒，见留候所招客从太子入见，上乃遂无易太子志矣”可见太子有能人支持，而且当时吕后实力强大，叔孙通选择了支持刘盈那肯定是稳赚不输啊。从这几件事来看，他的政治眼光还是不错的。
司马光相信“普世价值”，但叔孙通不是一个圣人。司马光对这样一个现实主义者、机会主义者谈理想、谈坚持，要求不要太高了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