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中的年总是与贫穷相伴的。
每当年末，母亲的眉心的疙瘩便更紧了，院里的大黑狗汪汪一叫，她便紧张起来，因为这意味着又有要账的人上门了。年关将近，这样要账的人隔三差五就来一波，几块、几十、几百都有，这些账有的是买农药化肥或者其他日用品赊欠的；有的是为给我们姐弟四人交学费借的；还有偶尔生病了抗不过去去医院没钱借的……总之，在我的记忆中，家里有永远还不完的债。
此时，母亲便端茶倒水，陪着笑脸、说着好话让债主宽限几天，债主自然没有好脸色，但是无奈看这家徒四壁，最后也只能是摔摔打打、骂骂咧咧地走了，末了却总会留句话——“尽快还钱！过几天还来！”
除了应付债主，母亲最多的就是洗洗涮涮了。家里孩子多，她又是个好强的人，穷是没办法的事，若是因为脏乱差受遭别人笑话，那是她不能忍受的。所以母亲总是坐在那把木头小凳子上，搓完一盆又一盆的脏衣服，舍不得多用洗衣膏，便多搓一会儿，也舍不得总换水，因为用完了她还得走很远去挑水。就这样，好像永远洗不完一样，每天如此……
到小年前后，我们便开始日日盼着父亲回来。父亲在很远的矿上采石，那些年我们那里有金矿，有一些人靠挖金矿挣了钱，于是父亲便也加入进去，希望有好运气。他往往一走就是一年，当时没有电话，这中间偶尔有人回来捎句话就是好的。
就这样每天等着盼着，终于，年末的某一天，父亲回来了——父亲个子高，又瘦，每次回来背上都背着一个大大的破布包，他从大门进来的时候我们都担心会不会被门卡上，这时候弟弟往往是第一个发现的，他望着大门突然兴奋起来——“爸爸回来啦！”随即从地上跳起来飞奔而去，我们姐三个也马上拥了上去，只有母亲没出来，她虚弱地倚在门上看着，仿佛突然没了力量……
父亲灰头土脸的，头发还是又黄又稀，依旧那么瘦，没什么精神，但是看到我们特别高兴，抱抱这个、摸摸那个，整个院子里充满着这一整年都不曾有过的笑声。
但是那一晚也往往是最难过的一晚。父亲垂头丧气地说:“什么也没挖到，今年又没挣到钱啊！”随即便是母亲的哭声——她抱了一年的希望已然成了失望、甚至绝望，这个年又成了一个劫。每当这时，我们也不敢再表露见到父亲的高兴，看他们难过，我们也难过起来，却不懂得为什么。
然而，年终究要过的，躲不掉！
第二天一大早，我们还在睡觉，父母便开始忙碌了。母亲的缝纫机嘎吱嘎吱响着，叫人睡不着。起床来，便看到炕上堆着一堆旧衣服，大人孩子、男男女女的衣服都有，我知道，这是父亲从矿上回来的时候和村里的人家要的，他深知，没钱这个年不好过，便和那些村民去要些人家不穿的衣服带回来，让母亲改制。
母亲没学过一天裁缝，但是什么衣服都会做，用她自己的话说，“是太穷被逼的。”母亲先把衣服都从麻袋里倒出来，一件一件仔细挑，把好的坏的分开放着，然后再分类洗干净。接下来的几天就是她最忙的时候——她必须赶在大年三十之前把这堆破衣烂裤改制成四个孩子的过年“新”衣服。
因为衣服实在太少又太破，很多时候一件旧的大人衣服都不够改制一件孩子的衣服，而我和妹妹又是双胞胎，母亲一直都力争让我俩穿一样的衣服，所以很多时候，一件“新”衣服都需要几件不同颜色的旧衣服才能做成。但是母亲手巧，她又量又剪、缝缝补补，半天的时间，一件外套就做好了。虽然是好几件旧衣服拼制的，但是母亲总能用各种颜色的布做出对称的图形来，绕不开的破洞也被她缝一个小猫小狗遮上了，我和妹妹的衣服更是花样繁多，有一年，母亲手里有两件别人给的粉色衣服，她看着颜色差不多，便给我和妹妹一人改了一件外套，衣襟做成花瓣状，又沿了黑丝绒的边儿，那个时候的衣服哪有这些花样，穿到学校当然人人都羡慕。
如此，日夜赶制，过年这一天，我们姐弟四个都穿着“新衣服”了，鞋子也是母亲做的，和别人的不一样，鞋面儿上母亲总是有别出心裁的设计花样。但是父亲和母亲往往还是平时的衣服，只是洗干净了而已。
大年夜，我们孩子都是熬通宵的，那时候不兴看春晚，只是东家西家地串门，挨家把村里的孩子都聚齐了，一起放鞭炮、玩火、打扑克……
半夜十二点的时候，按照家乡习俗，要敬奉财神爷了，所有孩子全都恋恋不舍地回自家吃团圆饺子。我们一家六口也如此——馅儿是猪肉胡萝卜的，但是往往是胡萝卜更多，因为杀的一头猪基本一大半低价抵债了，饺子出锅之后，皮儿上还依稀泛着胡萝卜的橙黄色，但是大家都吃得香，父母脸上的皱纹也得片刻舒展，这便是最快乐的一刻了。
第二天天刚亮，满村子的孩子已经都在外了，大家都到处转着捡昨天夜里放鞭炮时没点着的“漏网之鱼”，捡到有炮捻儿的当然要炫耀一翻，若是没有炮捻儿，把炮体撅折了，漏出里面的火药，用香头一碰，“噗”的一声冒一股烟，火药的香味便弥漫开来，大家兴奋极了。
等到八点左右，大家带着自己的收获各回各家，吃饭去了，大年初一往往是炖骨头和各样炒菜。知道我们吃完马上就走，饭桌上母亲便开始叮嘱了，诸如“去别人家离饭桌远些，别弄脏衣服”；“进了家门就不要嗑瓜子了，弄脏地面会让人家讨厌”；“看到人家准备吃饭就赶紧走，不要留着”……事无巨细，每年都要叮嘱这些。
吃过饭，母亲便从红漆大柜中拿些吃的出来——姐弟四人，每人一把瓜子，一块糖，没有更多了。瓜子是自己炒的，糖只捡最便宜的硬糖买了半斤，还要留给来串门的人装门面。
这时前院的丽云已站在我家门口迫不及待地大喊:“二三四，快出来玩！”“二三四”是她们对我和弟弟妹妹的简称，因为姐姐比我们大六岁，已经不和我们一起玩了，只剩我们三个，谁想找玩伴都必到我家，因为我家孩子多，往往能一个人来，一群人走，但是我们的名字又过于繁复，便有人发明了这个简称。
每次听到人喊“二三四”，我们姐弟三个便立马冲出去报道，然后玩得不到吃饭不回来。
当时太小，觉得过年真好啊，完全理解不了父母那一声声的叹息里有多少无奈艰难。
我不记得，这样的年过了几个，只觉得贫穷似乎没了尽头。
后来，每到年末，父亲便和别人合伙做些卖年货的小生意——每天凌晨就去街上占地方，然后在零下二十多度的天气里，站在街上吆喝、过称……但是每年卖到最后一箱水果，父亲就不卖了，留着自己家吃。为此，母亲没少责怪他，让他卖了多换些钱，父亲总是固执地各样都留下一件，直到有一年他对唠叨的母亲说:“那些年穷，孩子们跟着咱们受苦，过年啥也吃不着，现在虽然还是不富裕，但是自己吃还是有的。”从此，母亲再也不说了。
如今日子过得更好了，吃穿都不缺了，我们再也不用怕过那个“穷年”了，可是父母老了，随着我们姐三个相继出嫁，他们的年也越来越没意思了，好在弟弟就在二老身边，也是他们的一个安慰。我唯一能做的便是常回家看看，让他们余生的每一个年都快快乐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