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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会议上，古稀之年的吴贻弓被一位年轻的记者问道：“现在还能不能拍出像《城南旧事》这样的电影？”吴导回答说：“这样的电影现在不可能产生了，因为这是属于上世纪80年代的深情，是在一个特定的时代背景下产生的共鸣。”
正如那句：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泛娱乐的文化生态下，人们习惯消遣视觉快餐。因此在内容和形式上，迎合受众需求的商业片层出不穷，票房爆满，而慢热型的文艺片愈发显得小众化，片路窄。王小帅也曾因《闯入者》的排片率过低而发声明抗议，艺术片似乎在重复着相同的命运。
在被称为“圣地”的戛纳国际电影节，80年代开始中国的艺术电影就已成为戛纳的常客。从台湾的侯孝贤、杨得昌再到大陆的贾樟柯、娄烨，他们的作品都先后数次入围，也曾取得奖项。然而，戛纳的无限风光却难掩文艺片在国内院线的尴尬处境。本质上就以非盈利著称的该类影片，票房惨淡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即使倍感无力，一部分导演也从未放弃过对文艺片的坚守。试拿第六代导演贾樟柯的故乡三部曲来看，《小武》、《站台》、《任逍遥》无一例外都是瞄向大城市里的小人物，关注边缘群体的生存状态，痛击现实，剖析社会的根源问题，少了程式化的情节，多的是导演自己真诚的态度。不论是追求电影诗化风格的费穆，还是充满人文关怀气息的贾樟柯，他们都试图从影片中寻求生活的本真，刻画人性的善良或丑陋。诚然，他们都代表着这个时代的价值取向并且拷问着文艺界的良心。
艺术不是简单的传输，而是受众的自我感悟。好的电影是一种经久不衰的情怀。
